哲学生态女权主义

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分支。哲学生态女权主义者在观念层次上研究了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界的统治之间的关系，认为从根本上说，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都源于人们头脑中家长制世界观。
卡伦·瓦伦指出对妇女和自然界的统治植根于家长制的概念框架。家长制的概念框架有三个重要特征：
1.二元思维方式。这种二元分类法依据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界的本质差别，划定了两类与之相应的群体和价值。（男人/女人、文化/自然、头脑/躯体、理智/情感）
2.价值等级观念。它按照预先设定的道德观，认定一类群体具有的某种价值特征使这一群体在道德上比缺少这种价值特征的群体优越（人类优于自然界、理智优于情感）。
3.统治的逻辑。这种理论结构基于对两类不同价值的群体道德尊卑的假设，推论在道德上优越的群体统治另一类群体的合理性。瓦伦指出统治的逻辑是家长制概念框架最基本的特征，正是统治的逻辑的运用使尊卑观念演进为“强权观念”（power-overconception），使人们对两类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别的认识具有压迫性。那么统治的逻辑是如何论证妇女和自然界的从属地位的呢？瓦伦的揭示如下：
（1）女人等同于自然界和物质领域，男人等同于“人类”和精神领域（二元思维方式）；（2）与自然界和物质领域等同的群体是低等的，与“人类”和精神领域等同的群体是优越的（价值等级观）；（3）所以女人较之男人是低等的，男人优于女人（尊卑观念）；（4）对任何X和Y来说，如果X优越于Y，那么Y就应当从属X（统治的逻辑）；（5）所以女人从属于男人，男人应统治女人（强权观念）。
瓦伦认为统治的逻辑是性别压迫的认识论根源，也是其他压迫制度的认识论根源。以统治的逻辑贯穿起来的压迫制度在观念层次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以消除性别压迫与消除其他类型的压迫密切相关。我们只有阐明各种压迫制度之间观念层次上的相互联系，才能把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宗旨从传统意义上的消除性别压迫扩展到根除一切压迫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构女权主义理论使之涵盖生态伦理学的内容。生态女权主义的力量和承诺就是根除统治的逻辑和用统治的逻辑贯穿起来的概念框架，使人们区分事物时，不会产生尊卑观念，只能产生本意良好的差别性的观念。为此必须进行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变革，根除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观念，确立非二元的思维方式和非等级制观念，在关联主义、归纳主义、多元论和整体论的基础上建构替代性的概念框架。
普鲁姆伍德认为正是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支撑了西方家长制的观念框架。尤其是理性主义对人类本质（whatishuman）的界定存在男性偏见。“人类中心主义和大男子主义与把人类自身界定为男性的理性主义一脉相承，而女性的、动物的和自然界的特征被视为与理性相对，与人类本质无关，并遭到排斥。”她指出以保尔·泰勒和汤姆·雷根为代表的主流环境哲学仍然植根于蔑视妇女和自然界的理性主义框架中，试图通过约束人类定向自我利益的行为，构建保护自然界而非统治自然界的模式。主流环境哲学中隐藏着以男人的侵略性和自利性界定人类本质的缺陷，并没有摆脱排斥妇女和自然界的二元思维方式。普鲁姆伍德也批判了走向另一极端的深生态学的自我观。阿恩内思、约翰·西德等富于创见的深生态学家也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把自我限定为与外界有着不可逾越的界线的静止的个体。他们提出与盖娅假说和母亲自然界的观念一致的人与自然融合的主张。其策略是教育个人与环境同一，然后再追求自身的利益，这些深生态学家认为应当以“人在环境中”（humaninenvironment）的思维方式界定人类，并确立生态伦理信念。这就是由“我保护雨林”的“超然的自我”（distinguishedself）观转变到“我是蔽护我的雨林中的一员，保护雨林就是保护我自己”的“扩展的自我”（expandedself）观。普鲁姆伍德反对深生态学家这种抹杀地球和人类独特性的人类观。她提出“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ship）的观念克服理性论和深生态学的片面性。这种自我观明确肯定与自然界的差别，也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同一。处于关系中的自我对自然界爱护并不是基于对自我的抑制和超越，而是基于对人与自然的差别和同一性做出的伦理决定。注重关系的人类观有助于防止环境伦理学中大男子主义的“分裂”观和大女子主义的“融合”观，同时也避免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截然对立，从而为建构关系伦理学或爱护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