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党派竞选活动与国会选举结果

还在国会选举筹备阶段，各党派就已秣马厉兵，为全面竞选做准备了。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本来就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它号召党员：“介绍党员，以有选举权者为标准”^[1],“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2]。它不但于本部特设“选举”一科，还要求“各分部为筹备选举事宜，应联合数部设分部联合会于复选举投票地”^[3]。它毫不隐讳自己的竞选意图，宋教仁就说过：“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4]。他并充满信心地宣称：“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5]
共和党也视国会选举为“最注重之事”,决心倾力以争。它一面广设分部，一面发布《选举须知》等文件，鼓励党员“不争做官，而争做议员”。它说：本党政纲“最合乎现在中华民国立国之大要”,“但是选举若一失败，则虽有此美善之党义，仍不能见诸实行，万一有危险之事发生，大局不可问矣。故共和党之于选举，一党之胜负问题，不啻即全国之存亡问题”。为此，它要求党员一不可放弃选举权利；二不可选举本党以外的人；三要学会选举，“不可空投”^[6];四则“运动急宜着手占先，不可退落人后”^[7]。对于竞选前景，它同样充满信心，声称：于苏、皖、赣、湘、鄂等省，曾一一调查，“凡富有经验、声望素孚者，多吾党人，将来胜负不言而喻”^[8]。
统一党“于选举一事”,同样不甘落后。该党中坚人物袁乃宽曾以密函致河南都督张镇芳说：“京师本部刻已极力扩张势力。揖唐(王赓)、月波(王印川)一力进行，创一法政大学，新设言论机关，名曰《黄钟报》,又设招待所二。天津、上海皆派要人前往扩张。”他要求张镇芳：河南支部亦宜“放手前进，实力进行”,“万不可稍存退步”,并说：“党之发达与否，全恃经费，既本部有力，支部可大为扩张。如石青(胡汝麟)、承轩(袁振黄)有急切需款之处，请师座拨付，由受业拨还，或万或数千，祈照拨。”在这封“乞阅后付丙，切不可令幕中人见之”的密函中，袁乃宽不仅和盘托出了统一党的竞选“计划”,还声称：“无论用何项手段”,总以不使国民党取胜为是^[9]。
民主党虽成立最晚，势力不若他党，但因它的中坚分子非前清咨议局联合会成员，即宪友会会员，“全以政见结合”,因而“团体之坚固则十倍于他党”^[10]。还在合党前，它的骨干成员萧湘、李文熙就曾函请在日本的梁启超：“国会选举期转瞬即至，吾党不可不早预备正坛演说资料，并各交通处着手运动选举方法，亦请择其纲要，汇帙见示，俾本部早日刊行，通告各地，扩张党势，必有大影响。”^[11]合组民主党后，他们更以选举胜利激励党员说：“本党成立稍后，在事实上不得不为第三党。其实他日居如何之位置，全视选举之结果而定。”^[12]“若举国欢迎，则出而组织内阁，出而为各省省长……掌握政柄，亦何所不可。”^[13]以上事实表明，各党都在期望选举的胜利，激烈的竞选将是不可避免的。
为控制选举，各党一开始就通过行政力量，极力掌握选举机关。如江西李烈钧委任的六名复选监督，全都是国民党人^[14];广东胡汉民委任的七名复选监督，有六人为国民党员^[15];湖南由专程从北京回湘“掌握选举”的国民党员仇鳌“筹备选举事务”,对各县知事“作了一番调整”,使“省、县、区的选举负责人联为一气”^[16]。湖北选举总监督为共和党干事夏寿康，筹备选举处长为共和党本部特派回鄂运动选举的阮毓松，结果“复选监督亦多该党之人”^[17]。甘肃赵惟熙以共和党支部长名义致函地方行政官，声称“如他党战胜，不惟有碍大局，即我甘现状万难维持”,必须将本属初当选人“用全力联络入党，已入他党者勒令退党”^[18]。四川各党也先抓“各地区的选举监督，把本党有关系的人安排去办理各地选举事务……使初选的代表基本上能受本党的运用”^[19]。山东各党势均力敌，所有遴派投票、开票、管理、监督各员，“务宜相等，不得专派一党”^[20]。
党派竞选本是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正常现象。各党虽然都以“注重党德”、“宣传党纲”相标榜，但实际上除个别人发表一些竞选演说外，对此并不感兴趣。正如梁启超所说：“今者建国第一次选举，而未闻有一党发表政纲、建旗帜以卜人民之祈向，又未闻有一选举区焉开政党演说之会，此实普天下立宪国所无之现象，而天下政党所未睹之前例也。”^[21]由于各党主要不是通过宣传政见，而是倚仗行政手段控制选举，则势必使选举不可能在完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至明抢暗夺，愈演愈烈，出现种种“怪状”和“丑闻”。
(一)浮报选民，竞相效尤。因“选举法”规定各选举区议员按选民比例分配，各党为争取更多议员名额便纷纷多报选民。如河南各属“只求增加选民，不恤逾限与否，甚至有报过判定总数之后，补报选民至四、五万之多者”^[22]。湖南“每每于限期外，补报至再至三，辗转效尤，需求无已”,以至临近选举，犹“难得齐全总数，以为分配标准”^[23]。广西尤为严重，其中浔州、柳州所属所报选民竟占“人口二分一或三分二”,而又“皆系选举事务所违背法定报告日期，故纵各属浮报所致”^[24]。其他各省也都有浮报选民的现象。
(二)拉票，冒投，无奇不有。苏州初选省议员，“共和、统一、国民、自由各党及各团体均于附近特设选举人休息所，预发休息券，并派有招待员”,“招待颇为周到”^[25]。“至于运动，有用酒饭者、面点者、川盘者、火车票者，纷纷不一”^[26]。广西桂林民主党则于“发给选举票时，每一初选人附送一券，上写凭券发米粉若干碗，如未使用，或使用未完的数量，得按值换取现金”^[27]。于是顶冒，代投，“或一人而投数票，或散票而预书名”,“几为各省之流行病”^[28]。“其有资财者，则雇人轮番往投，其吝于财产，则只请戚友数辈往投，甚有成卷整百投入”^[29]。广东某些地区，选举前“多列假名”,“及投票时雇用数十人承认假名，每人另予一小铜牌为标识。办事人见此铜牌，即投数十次亦不追究”^[30]。更有甚者，某些办理选举人员，或以调查选民之便，“私匿选票”,“届时雇人冒投”^[31];或“将票偷藏于衣袋及裤裆中”,以瞒人耳目^[32];或“通同舞弊，私自填写选举票多张，并令私党多人各填多票，夤夜投入票筒，以图当选”^[33]。安徽宿松县北乡一区松塘庄选举调查员黎宗干于“调查选民时即掯匿选举票一千余张”,或自投，或由他的子、婿投，“狼狈为奸”,“令人发指”^[34]。
还有比拉票、冒投更为“新奇”的，就是“列名指定”,强要选民选举。广东选举前夕，胡汉民即以同盟会支部长名义分函各县分部长，“指定某县应举某人为初选当选人”^[35]。复选众议员，更致电复选监督“必举”林伯和、黄增耇、司徒颖、易次乾等人。为此，报纸抨击他“大有专制时代牌示委派之象”^[36]。
(三)抢票，毁票，时有发生。如奉天营口选举省议员，商会总理李恒春“当场强索选票一千五百张，嘱私人三、五名分派填写”^[37],是为倚势“强索”;湖北省城一次“放抢”,有十余名监管选举人员“各抢一二千票出外，交其机关处填投”^[38],是为公开行抢。以至出现未到中午，票已发完，续来选民无票可投的现象^[39]。由于行抢不遂，进而捣毁投票所，也屡见不鲜。江苏武进选举省议员，共设十投票区，由于共和、国民两党相争，有八投票区被毁，管理员被殴，签到簿、投票匦无一存者^[40]。袁世凯不得不电饬各省：“应由各初选监督，摘录刑律第八章关于妨害选举之罪各条，揭示于投票所”;“一面依照选举法于投票所、开票所周围临时增派警兵，保持秩序”^[41]。
(四)金钱收买，变本加厉。起初“每一选券价值两角以至五角”,最多不过二三十元。到复选阶段，“辇金收买初选当选人，或一百元一个，或二百元一个。时期愈促者价愈昂”^[42]。湖北选举竞争激烈，“因之票价飞涨”^[43],“凡当选者无人不出于金钱运动，即大名鼎鼎之汤化龙，亦被初选当选人吴宝璜控其掯骗票价不付”^[44]。湖南贿选参议员，“有消耗至数千金者”。甚有“破产运动，因耗费已多，而票额仍难如愿，竟在家放声大哭”,或“悬梁自缢为家中瞥见得免于死者”^[45]。四川胡景伊“对选举代表的拉拢收买，不惜施用各种卑鄙手段，要官许官，要钱支钱”,遂使共和党金钱收买肆无忌惮^[46]。各党不仅要收买非党和反对党选票，就是本党党员，为了不被他党贿买，保证所提候选人当选，有的也需用金钱来控制。
(五)威逼胁迫，“手枪相向”。安徽第一复选区选举监督、国民党员潘世琛“意图私人当选”,临时改派史推恩为管理员，“当场胁迫选举人，并带凶伙多人，身着军服，手持手枪，分布投票所内外”^[47]。四川胡景伊为对抗国民党，迫使省议会选举民主党员胡骏(同时为共和党员)为议长，“令会场内外罗列军警，枪上刺刀，封门威迫”^[48]。湖北两党互相指控，直闹得乌烟瘴气。国民党揭露共和党欲选举覃寿堃为议长，不惜“令军警到场，百般威胁”,其党员梅宝玑并“拿出手枪向议员等射击”^[49]。共和党则指责第一复选区“国民党当选省议会议员梁钟汉及在该党之高等检察长王镇南，当场武力胁迫本党汉川选民李流芳、张春山等投欧阳启勋票。及投票非欧……拳足交加，强要李流芳写贿托投汪哕鸾字据”;第二区“国民党暴徒石瑛、田桐等竟以手枪逼投己票，并当场枪伤本党初选当选人四人”^[50]。可见两党暴力胁迫，实不相上下。
(六)拒不到会，以为抵制。“选举法”规定参议员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到会，并得票满三分之一为当选，这一规定竟也成为各党用以竞选的一个手段，在竞争激烈的省份尤为突出。湖南第一次选举参议员，共和党预料不能取胜，即相约全体不出席，嗣又强迫、欺骗超然派议员不到会，致使选举“迟之又迟”^[51]。湖北共和、国民两党或“因内部组织未能完备”,或须筹谋新的对策，“均以不出席为能事”^[52]。最后相持不下，只得以平分议员名额相妥协。江苏、四川，莫不如此。
(七)起诉，审判，几若虚设。“选举法”固然有违法、舞弊情事，得向地方、高等审判厅起诉的明文规定，但司法机关通常为一党把持，很难做出公正裁决，有效制止舞弊行为的发生。如上述湖北两党互控一案，黄冈地方审判厅为共和党控制，省高等审判厅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各偏袒本党，互相抵制，谁也没有受到“制裁”,反而激起更严重的对立，到后来连筹备国会事务局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53]。又如广西、安徽、四川、湖南等省，或一党把持，“无可伸诉”^[54];或虽经起诉，“高审厅庇徇，延不开庭”^[55];或“拘留在案”,旋由同党“保释”^[56];或以“妄控长官”罪名“滥行逮捕”^[57];等等。总之，起诉、审判完全以党势为转移，结果舞弊者继续舞弊，当选者照常当选，真正秉法制裁的，实不多见。
国会选举开始，人们普遍欢欣鼓舞，认为“吾国今日之国势已如是，强弱兴亡，在此一举”^[58]。但五花八门的选举现状，使许多人大失所望，也引起不少选民的反感。首先，一般选民对选举“不甚热心”。江苏江宁县初选省议员，“共投票二万四千二百二十七张，弃权者约六千票”^[59]。上海选民五万一千零四十二人，选举省议员到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九人，约占25%,选举众议员到一万二千八百七十六人，约占25.2%。其次，对骫法舞弊，多有抵制。广东省议会选举参议员时，选票上有写“何必举”的，有写“钱运动”的，有写“你谬之”的，更有一张写“那班鬼”三字，下注两行小字：“浊世无是非，可哀中国之前途。”^[60]其中书写“你谬之”一票，即系针对某人以“每票一张，谢以礼服七件”而发^[61]。四川省议员游运炽等愤于胡景伊以武力胁迫选举胡骏为议长，通电表示：“不得最终正当解决，惟有蹈东海而逝耳。”^[62]
但另一方面，有数千万选民参加的国会选举，客观上又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民主大演习，使人民平等、人民有权利决定国家事务的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而且，它尽管暴露出上述种种污点，却并非所有选举人都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卷入了唯党是争的漩涡，当选议员也不都出于非法运动手段。当时曾有人分析选举人心理说：“上焉者，本自己所信仰，不受政党之支配，亦不为人所运动，纯然以自己意思为意思者也；其次则以政党之意思为意思者也；又其次则富于村落思想，以地方主义之意思为意思者也；又其次则殉交游，重然诺，而以交谊之关系为意思者也；最下者则无意思，只知计金钱报酬之厚薄而已。”^[63]这大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各党竞选实质上是拥袁、排袁两大势力的公开较量。从国民党方面说，它不遗余力地争取选举胜利，主要还是借以实现其政治主张，进而打破袁世凯与反对党的实际联盟，创造一个好的政治局面。
国会选举自1912年12月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基本结束。选举结果，综合报刊披露资料，大体如下：
第一，在国民党领导的江西、广东、安徽和湖南，参议员全部为国民党囊括；众议员九十九人，占83%以上。第二，在东三省和山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广西、云南等省，国民党也居于明显优势。其中除山西无法统计外，参议员计九十人，国民党七十二人，占80%;众议员计二百零二人，国民党一百六十二人，约占80.2%,或一百六十四人，占81%^[64]。第三，在共和党实际控制或势力相当的湖北、江苏、四川、直隶、河南和山东，众议员计二百十二人，除超然派一人以外，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合计一百零九人，比国民党只多七人^[65];参议员则“平分秋色”,国民党占三十人，共和党等三党合占三十人。第四，仅在新疆和贵州，共和党取得绝对多数。当然，由于跨党现象极为普遍，各党都把跨党党员计算于本党之内，以上统计，不见得十分准确，但大致还是反映了各党的实际情况的，说明国民党以较大优势击败反对党，赢得了选举的胜利^[66]。
国民党竞选的胜利，使全党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连孙中山也兴奋地说：“此次国会议员之选举，本党竟得占有过半数……足见国民尚有辨别之能力，亦可见公道自在乎人心。”^[67]共和党则“多丧气”,不管新近宣布加入该党的梁启超如何以“壮语解之，亦复不能自振”^[68]。然而，就在国民党以为大局已定，满怀胜利喜悦，准备组织责任政党内阁时，一桩震动全国的血案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