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光复

台湾自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而割让给日本后，离开祖国怀抱五十年，由于抗战的胜利而重回祖国大家庭，可谓中国抗战胜利的一大盛事。　　
鉴于台湾已在日本统治下历五十年之久，情况特殊，还在1944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设计局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由陈仪任主任委员，台籍知名人士黄朝琴、连震东、游弥坚等任委员，负责根据台湾的具体情况，拟定战后台湾接收计划。1945年3月，该会拟出《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该计划提出，接管后之省政府，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予较大之权力，此即为日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制度的来源。该计划并对台湾接收后内政、外交、军事、财政、金融等各方面应采取的措施作了原则规定^[1]。应该说，国民党对台湾的接收准备工作，要比对其他地区的接收准备更为充分。
日本宣布投降后，接收台湾计划进入实施阶段。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特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其后又任命他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9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隶属于行政院，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行政长官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署令，并得制定台湾单行条例及规程；行政长官得受中央委托办理中央行政，对于在台湾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2]。这实际上意味着，台湾省行政长官的权力要大于一般省主席，再加上陈仪还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实际上台湾的军政权力高度集中于陈仪之手。这种对台湾的特殊化政策，虽然有助于台湾的顺利接收，然而在一般台湾人民的观感上，与日本总督制度无甚差别，而且埋下了陈仪在台湾独断，引起台湾人民不满的种因。
9月14日，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先期抵台视察，10月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率前进指挥所到达台北。自17日开始，国民政府第七十军和六十二军先后在台湾基隆和高雄等地登陆。25日，台湾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市中山堂隆重举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警总参谋长柯远芬等出席仪式，陈仪接受了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证书，然后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台湾，这块中国的神圣领土，历经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受尽了屈辱与苦难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日本投降仪式举行当天，“台北四十余万市民，庆祝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之日，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3]。
陈仪甫抵台湾即表示：不是为做官，而是为做事；对台湾的建设抱有信心，决心修明政治，铲除贪污和一切弊政；要求台湾同胞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台湾^[4]。对于经济政策，陈仪要求，“首先须注意提高人民生活的欲望与水准，对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公营事业，“除有特殊情形者外，须以商业化为原则”。政治方面，三年内完成县市自治^[5]。具体作法是公地放租，发展公营事业(分类实行资源委员会经营、国省合营、省营),实行统制贸易，维持专卖制度，继续使用台币等。鉴于大陆当时的政治经济现实，陈仪有心在台湾作出成绩，使台湾成为一片“干净土”,成为“实行三民主义的实验室育种场”^[6]。
陈仪认为，“要实行国父建国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计划经济”,因此“要以计划经济的方法建设新台湾”,具体作法则是在台湾实行以公营事业为主的经济体制^[7]。这一体制将生产、贸易、金融、运输四位合为一体，工农商业囊括无遗，使台湾经济的90%处于长官公署的控制下。陈仪实行的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当属专卖和贸易制度。专卖局“其特点在以生产销售置于政府统一机构之下”,专卖物品为樟脑、酒、烟草、火柴和度量衡器五种；贸易局“专办重要物资进出口及其配销业务，并兼理有关行政”;专卖制度和台湾公营事业的收入，占到台湾年预算收入的66%以上，其中仅专卖一项即占收入的三分之一，为台湾省政府的最大财源^[8]。对于实行专卖与统制贸易，他认为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使台湾的重要进出口物资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纵，牟取暴利；二是要把贸易所获的盈余，全部投到经济建设上来^[9]。然而这样的制度最为台湾人民所不满，“以工商企业之统制，使台湾拥有巨资之工商企业家不能获取发展余地；因贸易局之统制，使台湾一般商人均受极端之约束；因专卖局之统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无法生存”^[10]。大商人大企业家的不满，影响到当局的施政效用；而中小商贩的不满更容易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影响到当局的社会形象。专卖制度终于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陈仪在台湾实行的经济政策，大体维持了台湾经济的正常运转，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出现大陆所有的恶性通货膨胀现象。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原准备在台湾发行地方流通券，并规定了具体办法，但陈仪“到台后体察实际情形，深觉发行必须由台湾银行办理，方能适应机宜，控制物价，安定人心。要之，中央银行此刻决不宜来台设行发行，致与台湾银行发生竞争，使弟无法控制，以致通货膨胀，币制混乱，物价高涨，人心动摇，皆属必然。近日上海物价激涨可为殷鉴”^[11]。他建议货币金融暂维现状，中央银行暂不入台，台湾货币由台湾银行继续发行，或由中央银行委托台湾银行发行，得到宋子文的首肯。陈仪公开表示，继续使用台币是因为“内地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如果法币流入台湾，势将造成和内地同样的结果，为避免这种威胁起见，所以本省暂准台币继续流通，并以台湾银行续为金融机关的中心”^[12]。这一措施对于避免台湾受到法币币值急剧下跌、从而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由于陈仪的调控，台币对法币的汇率一直在缓慢上升，从1946年5月的1∶25涨到1947年5月的1∶44,上升了76%。然而在生产没有全面恢复的情况下，台湾光复初期的诸多花费，大多只能靠发行货币解决，台币发行在接收时为16.5亿元，到1947年3月已经达到67.5亿元，增加三倍以上，从而也导致通货膨胀。据1947年3月的数字，台北物价指数为战前的271倍，物价上涨幅度虽仍远逊于大陆，但相对于过去已经使台湾人民大为不满，尤其是台湾本为产米区，然米价居然一年之内暴涨二十倍以上，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基本生活^[13]。
台湾长期处于日本统治下，陈仪到任后，认为“法令与人事，如果变动过甚，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乱”,因而宣布台湾过去的法令暂时继续有效，日本在台官吏暂时留用，以稳定台湾的形势^[14]。然这与中国战胜日本的大环境不甚适合，尤其是在日本人大部遣返后，陈仪对起用台湾人士参政问题仍注意不够，从而与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人士亟愿摆脱过去的殖民地地位而参政议政的热情形成反差，使他们心怀不满。其实，对于任用当地人出任公职事，陈仪不是完全没有考虑。他曾发出通令，要求在两年内完成全省荐任委任人员的审查、训练工作，其中对于县市政府科长、中学校长、工厂厂长、公司协理等岗位，将法定名额的四分之一征选本省人才，但同时需培训半年，学习三民主义、国语国文及主管法令^[15]。但在实际操作中，格于种种原因，本省人出任公职的情况仍不够理想。据1946年底的统计，台湾全省行政机关、公营事业机关和公立学校共有职员54,617人，其中本省人39,711人(72.7%),外省人13,972人(25.6%),外国人934人(1.7%),但在这些人中，来自外省的国民党接收人员占据了荐任职以上的绝大部分重要岗位^[16],而且这些官吏中不少人“或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藉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17]。陈仪自己虽自奉廉洁，但不知约束下属，一样为人民不满。
陈仪主政台湾，有自己的理想，也不乏成功之处，然其以统制和垄断为主导的施政措施，使一般台湾人民感觉与日据时期变化不大，而军政当局借此体制与民争利，以至贪赃枉法之处，更增人民反感。以陈仪严峻固执的个性，又不能正视这些已经积累下的社会矛盾，台湾形势便日渐紧张。“二二八”事件发生当天，《文汇报》记者从台北发回报道称：“假使再不设法对台湾的整个行政设施作通盘的改变检讨，这种积压在台湾民众心里深沉的恨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到那时会弄得整个局面难以收拾。”^[18]国民党中央政府，当时忙于应付大陆一系列燃眉之急的问题，对于台湾也无暇顾及，种种主客观因素，终于导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
“二二八”事件起因于缉私行动。台湾光复后，由于经济一时尚未完全恢复，失业率增高，不少失业人员以做点小商小贩的生意维持生活。他们走街串巷的贩卖举动与省当局的专卖政策不合，屡查屡犯，已经埋下了冲突的种子，“二二八”事件由缉私而起不是偶然的。1947年2月27日晚，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南京西路查获女私贩林江迈的货物时，与之发生冲突，引起围观民众的不满与围攻，查缉员情急之下开枪示警，击中围观市民陈文溪(次日身亡),更激起民众义愤，群起追至警察局，要求惩办凶手，因未得满意答复，次日，台北全市罢工罢市，向长官公署请愿解决，结果又在公署外发生冲突，士兵开枪，打死数人。当天，警总宣布戒严，军警与民众发生大规模冲突，死伤人数大增^[19]。至此，事态由一桩孤立事件而迅速扩大，由经济而政治，由自发而有组织，终至不可收拾之地步。
台北事件消息很快传到台湾全省，各地均出现对当局的抗议行动，各级政权机关几近于瘫痪，台中、嘉义、高雄等地且有民众武装与驻军发生激烈战斗，酿成较大伤亡。显然，此一波及全省事件的发生，不是出于个别人所为，而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行动，是台湾人民对于光复一年多以来政府施政措施不满的总爆发。
3月2日，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其后，以台北处委会为中心，各地均成立处委会。处委会组织大纲声明，“以团结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处理‘二二八’事件为宗旨”,成员由台湾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省市县参议员、人民团体和学校代表组成，下设常务委员会和各局组，俨然有政权机关的规模^[20]。这样，一方面是台北局势渐趋平静，秩序得以恢复，另一方面是全省范围内处委会的成立，形成从上至下与官府对立的另外一套政治架构，从而孕育了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
3月5日，台北处理委员会提出《政治根本改革草案》,主要内容为：1.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及各处长，半数以本省人充任；2.公营事业由本省人经营；3.即刻实施各县市长民选；4.撤销专卖制度；5.取消贸易局及宣传委员会。此后，这样的要求内容不断增加，至7日已扩大为四十二条，主要内容仍集中在和平解决此次事件，取消政治经济上的统制措施，实行地方自治，保证人民自由^[21]。台北处理委员会在6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声明：“我们的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来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以使台湾的政治明朗，早日达到目的，希望关心国家的各省同胞，踊跃参加，和我们握手，举着同样的步骤，争取这次斗争的胜利！”8日，又对全省民众发表声明，认为“改革省政要求，已初步达成，本会今后任务，厥在恢复秩序，安定民生，愿我全省同胞速回原位，努力工作”^[22]。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难免出现一些偏激的口号或行动，台湾事件也不例外，诸如某些对外省人的过分行为和对台湾自治地位的过分要求，这在当时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就实质而言，此次事件还是因为对国民党统治的无能和腐败的不满，对于台湾光复后省当局实行的高度统制政策不满而引起的。
由于新闻封锁，对于台湾“二二八”事件，大陆人民并不完全了解其真像，一般舆论都希望此事得到妥善的解决。《大公报》社评认为：“台胞这次剧烈举动，也不是绝对无可疵议的。……此次激发民变，责在政府，故在基本观点上，我们寄予同情。问题只是，感情的野马，应该勒回一点。看在同胞面上，也为了不使台湾地方糜烂，最好能回复正常理智，停止冲突，谋取和平解决的途径。”^[23]在大陆的台胞亦要求废除行政长官制度及其特殊权力，允许台湾地方自治，实行省县长民选，取消专卖及统制贸易，惩办陈仪，抚恤伤亡等^[24]。
“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台湾最高负责长官陈仪当然有其责任，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政策有错误，而只认为是手下人没把事办好。面对各地民众上街的现实，仍固执认为是“完全由于少数乱徒希图谋叛，决不是民众要求改良政治与改变专卖贸易等经济制度的运动”,将之归因于“奸党、日本御用绅士、海南岛、南洋、东北各地遣回之台籍日兵、热中之野心家勾结流氓地痞及少数私立学校之学生合串之叛乱行为”^[25]。当事件初起时，陈仪还企图以缓和方式解决，以免影响自己的地位，因此“无事不宽，有求必允”。3月1日，在台籍知名人士向其要求妥善处理事件时，陈仪同意：将有关查缉员交司法审判，死伤者予以抚恤，解除戒严，被捕者交保释放，由民意机构与长官公署合组处理委员会，处理整个事件。6日又同意：长官公署向中央请示改为省政府，成员尽量登用本省人；县市长定期民选，未选前不称职者可免职，由当地民意机关选出候选人三人，由长官圈定一人；省市县政府改组调整后，决定有关行政改革事宜^[26]。事发时台湾的正规军很少，总计不过特种部队四个营的兵力，显然不足以应付如此大规模事件，恐也是陈仪采取缓和态度的原因之一。他曾告友人：“此次处理事变最感困难者，实缘兵力太薄，奸匪敢于暴发者，亦由于我之兵力太薄，稍缓时日，当能彻底肃清。”^[27]
台湾“二二八”事件给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又出了一道难题。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如果国民党当局妥为因应，未始不可以和平解决，并为台湾的民主发展开辟一条新路径。但是台湾事件甫经发生，国民党中央在省方报告的影响下，很快认定其为“暴民暴动”,尤其是省方认为“当以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民主同盟分子为此次事件策动之要角”,“证之二十年来奸党之避重就轻，声东击西之阴谋，实无容疑义”,更使国民党中央神经紧张^[28]。此时，上海金融风潮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引起社会震撼，国共关系正告彻底破裂，国民党军队又在山东战场失利，因此国民党不能容忍其后方再出现不稳。处理委员会提出的台湾改革方案，不过是国民党镇压的借口，“二二八”事件终于由于国民党的过度反应而出现了最后悲剧性的结局。
台湾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最初指示政治上尽量退让，但如“暴徒”干预军事，即以“军力平息叛乱”^①,显示其基本处理方针是以军力维持台湾的稳定。3月7日，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飞抵南京，带来陈仪报告，强调“奸党”在事件中的作用，要求加派部队至台。陈仪并于当天电蒋，告以“如无强大武力镇压制裁，事变之演变，未可逆料”^②。其时，处委会提出取消警总要求，触及国民党对台统治的根本，蒋即于次日电告陈仪，台湾局势“无时不念，李主委已晤见，现正研究处理方案，兹已派海军军舰两艘来基隆，约九十两日分期到达，二十一师两团定明日由沪出发，刘师长明日飞台面详一切”^③。可知蒋已决定武力镇压方案。当日，国务会议决定对台湾事件的处理办法为：政府应派大员前往台省宣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应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组为台湾省政府；改组时应尽量容纳当地优秀人士。9日，蒋介石在中枢纪念周发表演讲，声称：“希台省同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勿为奸党所利用，勿为日人所窃笑，冥行盲动，害国自害，切望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的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④
3月9日，第二十一师在基隆登陆，由于有军队为后盾，长官公署重新宣布戒严，次日下令解散各地处理委员会及一切“非法组织”,搜捕参加事件的重要人员。随着军队陆续到位，省府在全台“进行清查户口，办理连保，彻底肃奸”,局势重新得到控制^[29]。虽然蒋介石有令“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对参与事变人员从宽免究^[30]。但是在实际行动时，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完全做到。国民党以镇压换得了台湾局势的暂时平静，但同时也给台湾社会留下了一时难以弥合的深重创伤^[31]。
事件基本平息后，3月14日，蒋介石致电陈仪，提出处理原则，并于17日以广播讲话形式公诸于众：一，地方政治常态应立即恢复，其办法要点如下： 1.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 2.台湾警备总司令以不由省政府主席兼任为原则； 3.省府委员及厅局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士； 4.台湾各县市长提前民选； 5.县市长民选前，省府依法任用，并尽量登用本省人士； 6.政府或事业机关职员，无论本省外省，待遇一律同等； 7.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应尽量缩小； 8.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现行之政治经济制度及政策，其有与国民政府颁行之法令相抵触者，应予分别修正或废止。二，台省各级“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临时类似之组织，应即自行宣告结束。三，地方政治常态应即恢复，其参与此次事变之有关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32]。3月17日至4月2日，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与冷欣、蒋经国等奉派赴台湾宣慰。他们提出的处理意见为：1.台湾改行省政府制度后，各厅处多设副职，多用台湾人士； 2.轻工业尽量开放台人民营，公地尽量放租，缩小专卖范围，撤销专卖局和贸易局； 3.各级政府官员尽先选用台省人士； 4.澄清吏制，杜绝贪污，专设监察使署^[33]。从国民党提出的善后方案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台湾人民的要求，尤其是认为长官公署制度和统制经济制度有改变必要，可见国民党也已认识到台湾事件的起因与其对台政策失当相关。
3月22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刘文岛等五十五人提出的《请即将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撤职查办并迅速实施善后办法案》。4月22日，行政院会议决定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任命魏道明为省主席，陈仪成了国民党收拾台湾人心的替罪羊。魏道明上任后，台湾省政府十五名委员中，台籍占七人，在省政府内，台籍人士还担任了一位厅长，三位副厅长和二位处长。警备总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专卖局改为烟酒公卖局，贸易局改为物资调节委员会，撤销新闻电信图书检查。5月16日，台湾解除戒严，表示“二二八”事件造成的非常时期暂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