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论

《书谱》的全文是从对前代书家的评论开始的，因而我们首先来考察他对前人的评价，从而分析他对书法发展的认识。《书谱》的一开头就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对于钟、张、二王的评价自晋代以后便是书学理论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刘宋时的虞龢说： “洎乎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 《论书表》)而他对四家的评价以为各有所长，合乎古质今妍的发展规律，因而于四家未有高下之分，“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梁代的袁昂也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颜，洪芳不灭。”( 《古今书评》)也未是丹非素，高下轩轾。至梁武帝萧衍极重钟繇，故云： “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钟、张。”唐太宗推尊羲之，而对钟繇之书不无微辞，尤以“饿隶”、“枯树”讥献之之书。孙过庭颇能从书体发展的大势上来评述四家之优劣，表现出他对书法发展观的理解：
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
可知孙过庭的见解略同于虞龢，对“今不逮古”的说法未能赞同，以为文质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屡有变迁的，这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所谓“物理常然”。这与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文质交替的理论相通。孙氏以为文质的更换、淳醨的变迁，乃是合乎历史沿革之常理的，因而不必厚古薄今，尚质非妍。学习古法不能违背了当时的现实，取法今体也不可沾染时弊，可见孙过庭对古今文质之变的态度是比较通达的，他特别提出了“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的主张，显然是对那些抱残守缺、食古不化者下一针砭，孙过庭之言本于梁昭明太子《文选序》中“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之语。《文选》向来被视为唯美的文学选本，于此可见孙过庭论书不泥于古法而追求美感的倾向，清代批评家刘熙载说：“孙过庭《书谱》谓 ‘古质而今妍’,而自家却是妍之分数居多，试以旭、素之质比之自见。”( 《书概》)也指出了孙氏的书法思想近于妍美一路。这种观点在其论书体的发展中也明白地表现出来。他说： “且六文之作，肇自轩辕，八体之兴，始于嬴政。其来尚矣，厥用斯宏。但今古不同，妍质悬隔，既非所习，又亦略诸。”书体的妍质不同，也是由于历史的发展，不必荣古虐今，这在孙过庭是很明确的，因而他对钟、张、二王的评价不是以古今、质妍等观念为标准的，这就不同于虞龢、萧衍、李世民诸人的说法。他对萧衍“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钟、张”的主张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即以为萧评大体得当而未精确，孙氏说：
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始终，匪无乖互。
他以为王羲之的长处在于能兼工诸体，虽然钟繇的隶书(即后之真书)与张芝的草书略胜羲之一筹，但全面看来，羲之以博涉见长，未必在钟、张之下。对于二王高下的评价，孙过庭也不无受时风影响的倾向，主张羲之胜过献之。他对王献之自以为胜过乃父的说法深表不满，以为：“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毫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又说： “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可见他推重羲之，以为子敬不及。他说： “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指归。”这种扬羲抑献的观点自然受到唐太宗极尊右军之书的理论之影响，后人也曾指出过这种特点。包世臣的《自跋删拟书谱》中就说： “吴郡书源出子敬，序述右军诸帖，略不一及草势，是其意故不尚右军草也。学宗子敬，而论排之者，以文皇有饿隶之诮耳。”即道出了其中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