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教会压迫的斗争

这个时期，反教会斗争仍然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由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越来越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人民，所以反教会斗争和反清起义常常交织在一起。许多地方从反教会斗争开始，很快就发展到攻打州县衙门，把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媚外的清朝官吏。
1906年2月，福建漳浦县天主教堂借故拘留农民，引起公愤。四乡农民聚众拆毁教堂，知县前往弹压。“乡民乃迁怒县令，挟之入城，并破县狱，囚犯走散一空，城内之耶稣教堂亦被攻毁”^[1],全城大乱。闽浙总督崇善急忙派兵前往镇压，捕杀乡民十五人，赔教堂款三万两。同月，河南淮宁县“仁义会”首领吴太山率领群众反抗教会压迫，捕杀仗势欺人的教民多人。“仁义会”又称“大刀会”,是淮宁、西平、遂平、泌阳等地的民间秘密结社。参加的成员以农民为主，另外还有贫苦知识分子和小商贩等。据《西平县志》记载，“仁义会”“以扫清灭洋为帜”。吴太山是山东人，曾参加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逃到河南，创立“仁义会”。当河南巡抚派兵前往淮宁镇压“仁义会”时，吴太山等见寡不敌众，乃避往西平县，后又投奔遂平县“仁义会”首领苗金声。苗金声是遂平八里铺人，家有七八亩地，当过兵，拉过戏班。他和吴太山决定于3月29日在西平县金刚寺起义，部众“千余人，马七八十匹”。后来，转移到遂平县嵖岈山，凭据石寨，抗击清军，并推举张廷得为“开国大元帅”,苗金声为副元帅。不久，南阳总兵率领清军进攻嵖岈山。义军在苗金声指挥下，奋勇迎战。最后因寡不敌众，不幸失败。苗金声逃至鹿邑，被清军捕杀。与此同时，湖北罗田人张正金聚众焚毁安徽霍山教堂。当清军前往镇压时，群众高擎“官逼民变”、“辅清灭洋”旗帜，英勇抵抗，曾一度围攻县城。安徽巡抚咨调河南、湖北两省军队“会剿”,才将群众镇压下去。
这一年，在江西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南昌教案”。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因办理荏港民教械斗一案赴教堂交涉，法籍传教士王安之逼迫江在他事先拟好的条款上签字，由于江严词拒绝，被王刺伤，因流血过多致死。血案发生后，激起南昌各界人民的愤慨，前往痛哭吊祭者达数万人。一幅哀挽写道：“会垣重地而敢戕官，目中尚有人哉！吁！同僚之耻也，同宗之慼也，同乡之疚也，同种之忧也。”^[2]学界代表散发传单，揭露惨案真相，号召各界人民于2月25日在百花洲沈公祠召开特别大会，讨论对策。南昌革命团体易知社人士积极宣传鼓动，投身斗争。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各界群众络绎不绝，前往沈公祠。一时百花洲畔人山人海，所谓“下流社会”的劳动群众占了绝大多数。主持会议的绅士害怕引起暴乱，临时宣布改期集会。江西巡抚胡廷幹又派兵监视会场，不准伸张正义，深恐得罪洋人。这样，已经到会的各界群众便更加愤怒。于是，群众一哄而起，捣毁了沈公祠。随后，便举火烧教堂，城内外英法四所教堂一日之间尽成废墟。杀人凶手王安之被击毙。英法传教士及其家属八人亦被杀。
此案发生后，法国公使大肆咆哮，说中国人排外。英、法军舰驶入鄱阳湖示威。清政府急忙宣布将胡廷幹撤职，派津海关道梁敦彦偕同法国使馆人员往江西查办。经过近三个月的磋商，签订了《南昌教案合同》,清政府被迫把江召棠的被害说是“情急自刎”,竟杀害六名中国人抵命，将地方官吏多人撤职，赔偿教堂银二十五万两。这个消息传到日本后，中国留日学生非常愤慨。同盟会员宋教仁从日本报纸上翻译了《痛诋法人之无道》的论文一篇，名《南昌事件概论》,寄回国内“报馆登之，以壮国人之气”^[3]。
1906年以后的三四年间，“焚教堂，戕教士”的案件仍然时有发生。1907年5月，浙江象山县乡民捣毁教堂，掀起反教会压迫斗争。6月，四川开县谭汝霖率众“打教堂”,将城内教堂、学堂及教民房屋拆毁。知县率兵镇压，被群众击退。群众很快转向抗捐斗争，将酒捐肉厘各局一概捣毁。9月，江西南康天主教民因勒买攘抢耕牛起衅。农民黄太盛等为了报仇，设坛学习神拳，并将教堂付之一炬，杀死法籍传教士一人，教民数十人。反教会斗争很快波及赣州、崇义等地。清军前往镇压，群众被捕杀十余人。于是，各乡习神拳群众迅速结成队伍，“黄衣执祯”,围攻赣州城。不久，被清军残酷镇压下去。1908年，安徽英山县乡民烧毁教堂。此外，先后发生反教会压迫斗争的地方还有：湖北随州、蕲春，山西左云等州县。
综上所述，1906年以后，全国反教会斗争的次数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社会影响也不如以前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南昌教案发生后，清政府颁发上谕，再次严命各省文武官吏，切实保护外国人财产及教堂，又命张之洞会同外务部“妥筹民教相安之法”,千方百计地压制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另一方面，同一时期内各省收回利权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广大劳动人民纷纷卷入了新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表明，随着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农民自发的反教会斗争，已开始让位于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