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汉学的最初基础

十五世纪末是世界航海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非洲好望角的绕航，美洲的发现和欧亚航道的开通，直接促进了东西方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人类历史上才有了大西洋时代和印度洋、太平洋时代所构成的世界文明。而十六世纪正值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迅速地开展，封建等级制和农奴制的废除，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给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带来了生机。西方人开始了反对天主教统治的斗争，摆脱了神与宗教的罗网，冲击了地中海的文化圈，越过大海大洋向外拓展，开始寻找人文主义的新文化，以反对经院哲学与禁欲主义的宗教神学。这时，中国明朝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二十八载，生于意大利热那亚的哥伦布和葡萄牙人麦哲伦先后两次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勇敢地探索了世界，都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原始汉学的兴起作了贡献。
原始汉学的兴起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意大利、葡萄芽、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传教士的东来而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意大利那坡利人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先后于1580年和1583年自印度抵澳门来到中国。
罗明坚是耶稣教会来华最早的传教士。他先在澳门修学汉语，后在中国布教八年，著有《天主教实录》(1584),是稍具研究中国之著作，也是近代基督教义最初汉文著作。
利玛窦神甫先至澳门学会了汉语，能说会写。后到广东的肇庆、韶州等地逗留，又到南昌、南京布教。到北京后，他脱僧衣，着儒服，尽心于市民教化，接近中国士大夫，建设教堂，四年得信徒二百人，并介绍秦西学术，为西学东渐史划一纪元开了先河，深得国人敬重。他讲汉语，在给中国人洗礼传教之前，首先接受了中国文化洗礼。他把西学介绍给中国，又把儒学和中国的情况介绍到欧洲。他为原始汉学的兴起著有《交友论》、《畸人十篇》、《廿五言》、《利玛窦日记》及《天主实义》等书，还与明代大学者徐光启、李之藻合作著译《乾坤体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学书籍，更受中国人之尊崇敬重。
利玛窦在上述著作中，对中国有了三条的文化进路。一是引进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因他来到中国的时代，正值欧洲随着布鲁诺、开普勒、康帕内拉、培根、伽利略、笛卡尔等人而开始其近代科学运动的时代。利氏翻译并介绍了欧几里德式的几何学进入中国科学界，还论及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附性和四因理论，还引进了许多新的科学仪器和新的计算技术等，这些都有助于中国科学经验层次的发展。香港1970年《公教真理学会》第一册曾讲到“上海钟表业都奉行利玛窦祖师，有利公塑像，每月朔望都受钟表修业之膜拜”。由此可见，利氏对中国钟表技术的贡献。
二是利氏的许多道德义理的伦理著作吸引了中国人的注意。因为他的道德观是克己、去私欲和立德行的。他认为：“尘世只是寄旅，人终将行向天堂；本性与德行有异；若想有德，必须改过迁善。^”(《国际汉学》)第1期，第236页)他强调省察和悔改的修德方法，他不仅提出道德理想，而且强调以工夫论去实现，达到理想的境界。这些都比较接近中国的佛教和新儒家的道德观，所以深得当时国人的喜爱。
三是利氏的良知和良能论和中国孟子有相通之处。利氏说：“吾不待学之能为良能也。今天下万国各有自然之诚情，莫相告谕而皆敬一上尊，被难者吁哀望救如望慈父母焉，为恶者扪心惊惧如惧一敌国焉，则岂非有此达尊能主宰世间人心而能使之自能尊乎。”(《天主实义》)上卷，第3页)这和孟子儒学所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何其相似乃尔。总之，利玛窦通过这三条文化进路为中西文化的相遇开辟了康庄大道。
此后，传教者东来渐多，为原始汉学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例如，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ales deMendoza)奉命东来，虽不渡华，空返故国，然在墨西哥传闻中国事情，自著一书，名为《中华大帝国史》(1583年初刊于罗马),成为西方汉学史上关于中国的重要文献之一，“实西洋关于中国专籍之嚆矢……包括详述中国礼俗之西书也。其第十三章汉字之条……为西洋印刷介绍汉字最初之书”(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62页)。葡萄牙人鲁德照(Alvarezde Semedo)1613年到南京，后住杭州、上海等地，从事布教。1628年派至西安，晚年逝于广东。著有葡文撰写的《中华帝国志》(Lmperio de LaChina)于1642年在西班牙京城马德出版，是一部汉学名著，是“为西籍正确印刷汉字之嚆矢”。
德国日耳曼人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1591—1666),精通数学与天文学，来华前与意大利著名科学家伽利略同为灵采科学院的院士。1619年来华，先抵澳门，后进北京，与徐光启等士大夫交游颇笃。他修订《崇祯历书》为阴历《时宪历》,沿用至今，是一位西学东渐的实践者，最近德国邮局特发行纪念邮票一枚为纪念他诞辰400周年，德国汤若望基金会还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报告会等，以缅怀这位中德友好的先驱。康熙年间的德国来华传教士和耶稣会在华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戴进贤(P. Lgany Koegier,1680—1746),也是伽利略的密友和灵采科学院的院士，著有《奇器图说》等，为中国介绍了伽利略的学说，同时也传播了东方的文明。清初来华的奥地利恩理格(P. Christian Herdtricht)与人合编的《孔子儒家哲学》,是最早的关于《论语》、《大学》和《中庸》的欧文译本之一。雍正时来华的德意志人魏继晋(P. Florian Bahr,1706—1771),于乾隆年间在北京编著一部《德华词典》,收有2200多个字词，但未出版。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学者福克司(Walter Fuchs)来华时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这部手稿，于1937年整理出版，改名为《首部德华词汇》。
柏林教士兼东方学家米勒(Andreas Mueller,1630—1694)在伦敦学习汉语，回国后潜心于中国研究，编辑过《关于契丹国的历史和地理论集》(1670),编译了《马可波罗游记校本》拉丁文本(1671)。此外，还著有《中国的碑刻》(1672年出版)、《中国历史》波斯文本(1678)、《中国地理历史论考》(1671)、《中国杂事七讲》(1674年出版)、《北京官话辞典标本》(1680年出版)、《汉文造释》(1685)、《阿布答拉贝达威中国史释注》(1689)及论文集《东方论篡》(1695),使他成为欧洲学者中中国历史和汉语的专家，是德国汉学史上的开山祖。
德国普鲁士人门泽尔 (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博士，约六十岁时才开始学习中文，对汉学的研究极有成就。他编篡了一本《拉汉小辞典》(1685)借用明代的《字汇》为书名。接着又发表了一部《古今中国帝王年表》,巧妙地避开了中国纪年与《圣经》中大洪水纪事的年代冲突。还有未刊的《中国语初步》和《中国辞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