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1) 历史悠久
岭南地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可上溯到13万年前的原始社会群体时代。
1958年夏天，在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的狮子山狮头洞中发现了一个人类头骨化石。经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用铀系法测定，为距今12.9万年前的“古人”头骨化石，被命名为“马坝人”。这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类化石。同时发现的，还有剑齿象、纳玛象、大熊猫等多种古动物群化石。1984年秋，又在同一地点发现了长条形和扁圆形砾石打制的砍砸器各一件，进一步证实了马坝人属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这一事实。
马坝人头骨比北京猿人薄，前额比北京猿人高。面部具有黄色人种的某些基本特征。与1956年在湖北长阳县赵家堰洞发现的长阳人，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附近发现的丁村人，同属“古人”类型。
马坝人在岭南生活及其发展的历史，虽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但马坝人是岭南人类历史上的远祖及中华民族祖先的一部分，早在13万年前，就已在这块中国南方“蛮荒”宝地上生存着，繁衍着、发展着，并不断创造着岭南的历史文化，已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我国人类历史进入“古人”阶段后，经历漫长的进化，约在4—3万年前，从北到南，先后进入了“新人”阶段。在本世纪60—70年代，岭南在今广西柳江、灵山，广东封开等地区，先后发现了“柳江人”、“灵山人”、“峒中岩人”等多处“新人”阶段遗址的人类化石和众多文化遗物，经证实为与四川资阳人、北京山顶洞人、台湾左镇人属同一阶段(约前3万年)的“新人”化石。新人，又称“晚期智人”。岭南“新人”在体质形态上已经没有了马坝人的原始性，几乎与现代人没有明显的区别。从使用的工具看，已进入了旧石器晚期，而且学会了支配、使用火，由茹毛饮血进而为熟食。从所发现的灵山人化石竟达四五个之多，更进一步证明，岭南新人已从流动分散的原始群体向比较固定集中的原始群落转变，从而开始了最终与动物分离，逐渐步入人类原始氏族公社的雏形。
大量文化遗址的出土，科学地证实了岭南先民约在7000—6000年前，与中原地区先民差不多同时进入母系氏族公社。而岭南父系氏族公社的出现，却比中原晚了近1000年。据考古发现证实，广东北部地区约于4500年前率先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从迄今为止岭南已出土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数百处文化遗址、墓葬的时间测定，大部分地区都约在3000年前，即新石器晚期至末期，才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而较晚的雷州半岛及海南地区，还有两广境内腹地山区，更迟至2000年前才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早已从学术空前繁荣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崩溃时期)进入西汉封建社会了。尽管如此，在中原人进入岭南之前，岭南先民已经在相对封闭的“蛮荒宝地”上，生活了十多万年了。
据史籍记载，早在尧、舜、禹时代，岭南地区便已名义上统属于中原。但真正与中原发生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应该是从周王朝时代开始的。到春秋战国时期，岭南与北面的近邻楚国、沿海地区的吴、越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更为频繁，而且曾一度成为楚国的属国，今广州市在先秦时代曾命名为楚庭。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以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进军统一了岭南，将今广东大部分设为南海郡；今海南省、广东西南部地区、今广西西南部和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设置为象郡；今广东沿西江两岸及广西中部延伸至今桂林一带设置为桂林郡，从而第一次正式列入国家的行政建制。公元前206年，秦亡汉立，赵佗乘机在岭南建立相对独立的南越王国，直至公元前111年，南越贵族吕嘉发动叛乱，汉武帝派大军平定，岭南重新纳入于汉王朝行政建制。自此以后，除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刘在广州建立过南汉王国外，岭南地区一直都是历代王朝行政建制下的祖国南方边陲重地。
(2) 文化灿烂
文化的涵义，当今有着多种不同的界说。笔者认为，文化就是人化。也就是说，文化是作为社会的人为生存、发展而创造的、不断积累的，而且又是不断发展、创新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成果和财富。文化的最广泛意义，就在于既是人类创造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影响着、塑造着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念、思维定向、习惯信仰、道德行为规范、民族情感和性格气质，以及特定社会和地域的风尚习俗。岭南灿烂的文化，即以此为界定。
岭南文化是岭南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社会实践创造出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早期的原始文化、接受华夏——汉文化的融汇整合，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经历数千年的积累进化，始终显示出与中原华夏——汉文化的差异，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从岭南文化的发展历史来考察，大致上可分为：原始本土文化时期、以中原华夏——汉文化为主体时期和形成多元结构的成熟期三个阶段。
①南越族文化——原始本土文化
先秦时期，我国南方曾有过一个从江浙到云南、越南北部的庞大民族群体——越族，历史上习惯称为“百越”。引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就是所谓的“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也就是说，“百越”是以共同文化圈为特征的民族的集合体，其中有着多个不同族系的独立的民族。根据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多种历史资料的综合考察，“百越”中主要的民族有江苏的句吴，浙江的于越、东瓯，福建的闽越，两广地区的南越，云贵地区的滇越等。南越族是生活在岭南地区的土着居民。他们的远祖便是“马坝人”。
南越族约于夏末商初开始形成，至春秋时代发展成熟。南越族作为一个原始民族，不仅具有原始民族的共同特点，而且明显地受岭南生态环境和复杂、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制约和影响。
由于境内为高山和河流所分割，南越族人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只能以小聚落、大分散的形式，散居于岭南大地。整个南越族便只能过着分支众多、各不相属、各自为政的社会生活。氏族部落之间为生存利益而战争频繁。中原人便有了“越人好斗”的深刻印象。
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南越族人只能独立地发展本民族的社会生活，独立地创造着适合本民族生存发展的原始本土文化，并因而深深扎根于岭南大地，获得深厚的民族的、地方的沃土的长期培育，显得根深叶茂，以后虽经受华夏——汉文化的强大冲击、融汇、整合而最终汉化，但仍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使今天岭南文化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独具魅力的个性。
南越族文化作为岭南原始本土文化的最大特色是塑造了岭南人的永不消亡的文化性格：刻苦耐劳，勇敢善战，灵巧机敏，勇于冒险，富于开拓创造精神。既处于封闭的地理位置，又面对神秘莫测的浩瀚海洋；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须面对严酷恶劣的生活环境；经过与自然界长期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培育成南越族人最可宝贵的文化性格。
在南越族人文化性格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创造着适应民族生存的原始本土文化：在居住方面创造的干栏巢居，至今仍在岭南地区承传着，与北京四合院、西北窑洞、客家土楼、云南一颗印并列为我国的五大特色民居建筑；南越族人为突破封闭而无畏地在大海中冒险探索，不仅发展了原始的船文化和航海技术、知识，而且为秦汉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南越族人偏好水产而又致力于火耕水耨的稻作文化，为后来驰名中外的饮食文化提供了极可宝贵的经验和富于岭南风味的地方特色；南越族人刻苦耐劳的精神，为秦汉以后开发岭南、建设岭南、迅速摆脱蒙昧状态，赶上中原文明的步伐，提供了无限的潜力；南越族人勇于冒险开拓的精神，更使秦汉以后的岭南人富于海洋文化的气质，最先从海洋走向世界，接受海外文化的浸润。
由于对大自然的蒙昧无知，南越族人的原始宗教观念颇为强烈，他们笃信神鬼，崇尚祖宗崇拜和图腾崇拜。他们相信大海或江河中有龙神，以求龙神保佑。南越族人以龙子自居，剪发纹身，状如披鳞带鳍的蛟龙，认为这样在水中从事生产活动时，可免受龙神的误伤。在当时，因对自然现象的无知而求助于超自然力的保护，以逃避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这是处于原始状态时的人类共有的心态特征，古南越族人也不例外，并由此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具有浓郁浪漫主义、神秘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原始神秘文化，形成后来岭南地区长期流传和发展的神话文化。
②汉化过程中的岭南文化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中原华夏族人开始大规模进入属南越族文化圈的岭南，带来了高度农业文明的华夏文化，强烈地冲击着原始形态的以南越族文化为主体的岭南本土文化，从而掀开了南越本土文化汉化的序幕。两汉时期，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已迫使南越本土文化日渐失去原有的光华。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大分裂的局势，使大批中原汉人逃亡岭南，形成中原人进入岭南的一次移民高潮，其结果使岭南的土着居民基本汉化，华夏之汉文化作为岭南主体文化的地位日益加强。明代嘉靖年间编纂的《广东通志》对此即有清晰的判断：“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薰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大意是说，自从东汉末年至东晋期间，中原地区为逃避战祸的人，大都进入岭南定居，子孙后代亦在岭南安家。他们所禀赋的中原文明气质和风尚习俗，对岭南土着产生了薰陶影响的作用，使岭南土着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已接近于中原地区。
两宋时期，全国又一次出现大分裂，到南宋灭亡后，不仅黄河流域的中原人，连长江流域的中原人，吴、越、楚人，也都大批逃向岭南，形成了岭南地区的第二次移民高潮。岭南地区的汉化也大致完成。当元朝大军追剿南宋的两个逃亡小皇帝赵昰和赵昺，到达岭南时，岭南人民已牢固地树立了儒家“君权神授”的忠君爱国的封建正统观念，遂义无反顾地奋起，为保卫赵家天下作殊死战。
从居民民族成分构成来考察，土着的南越族已经在元初消亡，只有黎、瑶、壮、畲人数不多的几个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南越族人的血统。岭南大地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成了汉族。而且因地区环境和历史文化等种种复杂的因素，岭南汉族开始形成广府、客家、福佬三个不同的民系，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使岭南文化更为丰富多采。自此以后，直至清朝鸦片战争前，岭南文化朝着以汉文化为主体的轨道，加快了迈向成熟的步伐。其中虽经历过明亡清立的激烈的民族矛盾血与火的残酷劫难，但以汉文化为主体，以南越本土文化为本根，以外来先进文化为养料的多元的、开放的、兼容的文化构架和内涵的雏型已经显露。
在岭南本土文化逐步汉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始终贯串如一的，是本土文化的本根意识和文化性格的潜在力量和作用。无论是已经汉化了的南越土着民族的后裔，还是进入岭南的大量中原汉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本土文化的强力作用和制约，从而创造了具有鲜明岭南特色和优势的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自明代以后，在物质文化方面，以稻谷为主粮的稻作文化突飞猛进，岭南成为南方着名的鱼米之乡、水果之乡，蔗糖远销欧美各国，并从海外引进了多项重要农产品、药材、香料、奇花异卉。更突出的是珠江三角洲农业所创造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稻基鱼塘”系列立体良性循环的农业耕作技术，使岭南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市场需要紧密联系而具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岭南手工业已朝着市场商品的轨道发展。养蚕𧑀丝业、陶瓷业、制糖业、刺绣业以及象牙雕刻等等品种繁多的手工艺制品，构成驰名中外的“广货”系列，不仅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远销世界各地。岭南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在秦汉时期已达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至明清期间，更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岭南对外贸易为全国之冠，广州自唐代以来，成为全国最大的出口贸易港口，并享有世界贸易中心的殊荣。
在精神文化方面，岭南人才辈出，成果丰硕。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方面，从东汉时期的名家陈元、士夔、董正等，到明代的陈白沙、湛若水，其学术水平及在全国的地位，已达到与王阳明并驾齐驱的高度。在科学技术方面，早在东汉时期，便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和《稻海水土记》。这是岭南最早的对自然资源颇具科学性的分类及研究。在晋初，又有王范为岭南编纂了《交广春秋》,填补了全国史志独缺岭南的空白。东晋时期葛洪的炼丹术、医疗技术及着名的医学着作《抱朴子(内外篇)》《肘后备急方》等长期在国内享有盛誉。清初着名爱国诗人、学者屈大均所着《广东新语》,在史志学上是一大贡献。成书于雍正年间的范端昂辑撰的《粤中见闻》,对清代众多说粤书着述，曾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
岭南在宗教文化上的贡献殊多。佛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均多由海路经岭南传入内地。其中唐代惠能，通过佛教禅宗顿悟的开创，完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伟大变革。葛洪在岭南罗浮山传道，成为岭南道教的始创者，为嗣奉葛洪而建的、宋哲宗敕赐的冲虚观，成为全国道教三十六洞天的第七洞天。由于明代中叶基督教最先在岭南传播，使岭南人独得西方风气之先，率先创办了西式眼科医院、全科医院、西式学堂，为以后岭南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岭南的文学艺术丰富多采。文人诗歌沉雄质朴，感时伤世，极富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岭南民间艺术多姿多彩。其中粤讴、木鱼、咸水歌、客家山歌、潮州音乐、珠江三角洲飘色、南海渔歌等等，至今仍极具生命力，为岭南人民喜闻乐见。
岭南的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生活气息浓郁，地方风情洋溢，是岭南文化中的瑰宝。
③臻于成熟的岭南文化
以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英、法、德、美、日、俄等多个国家的殖民主义者接二连三地以武力入侵我国，逼使腐败软弱的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文化也大举入侵，岭南人民在这之前已早得西方风气之先，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一方面在抗击外敌的斗争中，写下了中华民族抗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光辉悲壮的历史篇章；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岭南先进爱国人士对西方科学民主的思考、探索和实践。自鸦片战争始至20世纪的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变革中，岭南人民无论在社会政治变革、科技领域和人文思想方面，多以西方为鉴、率先行动，前仆后继、执着坚定，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做出了英勇的贡献。岭南文化也在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中臻于成熟。
当英帝国主义大量向我国输入鸦片毒品，且肆无忌惮，气焰嚣张之际，是岭南人民在林则徐的领导下，率先给英帝国主义的军舰迎头痛击，掀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伟大斗争的序幕；三元里人民抗英的伟大胜利，更显示了岭南人民同仇敌忾，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慨和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自此以后，岭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未间断。
自鸦片战争以后，岭南人民以西方民主为鉴，志在推翻腐朽专制王权的反封建武装革命斗争更是如火如荼。1851年，以广西金田村起义为起点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一反我国历次农民起义无一例外地以“真命天子”为号召的传统，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这一融合了中华传统观念与基督教的朴素平等思想的口号，以求最终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革命纲领。竟然在岭南大地一呼万应，所向披靡，直捣南京，纵横十余年，举世震惊，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成熟的岭南文化性格和特异优势第一次最集中、最精彩的演示。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更明确提出了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后，便先后在两广地区组织发动了广州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防城起义、钦州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及辛亥革命前夕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一系武装革命斗争。岭南儿女及海外岭南华侨，以无私无畏的伟大献身精神，用鲜血和生命，为最终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铺平了胜利之路。
鸦片战争后，岭南地区相继涌现了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促进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大量有益的贡献。其中的杰出人物有早期的我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美国的革新家容闳，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和思想家郑观应，着名的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他们都是当时我国最早提出“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批倡导者，组织者和实行者。
在科学技术方面，岭南也是人才辈出，贡献良多。杰出的科学家邹伯奇，于1844年独立研制成中国第一台摄影机，并成功地拍摄了一批照片；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制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第一架飞机，并在1910年第二届国际航空器飞行比赛中，一举夺冠，为祖国争得了举世瞩目的荣誉。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广东曾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黄埔军校在广州创建；北伐军在广州组建并誓师北伐；毛泽东同志曾在广州创办农民讲习所；在大革命失败后腥风血雨的岁月中，岭南革命者奋然高举红旗，发动了永垂青史的广州起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岭南人民都曾在远离党中央和革命武装主力的艰苦条件下，无私无畏地英勇战斗：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红色娘子军……至今仍为人们尊崇和歌颂。
在物质文化方面，岭南商品经济活跃，海外贸易繁荣。岭南华侨和早期民族资本家，借鉴引进西方先进科技设备，筑铁路、办工厂、开银行，使岭南从19世纪末，便有了最早的地方民族资本的工矿企业和金融业。广东帮商人活跃于世界各地，广货畅销中外，风味独特的饮食文化享誉全球。
岭南人民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的辉煌业绩和杰出贡献，绝非偶然，是独特的岭南文化臻于成熟所发挥的优势和潜质的必然。概括地说，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以古南越族文化基因为潜质，以外来文化为养料而构成的多元文化构架，培育而成的自成一格的文化性格和气质的结果。在本世纪30年代，我国着名学者林语堂在所着《中国人》(原名《吾土吾民》)一书中，对此曾有极精辟生动的分析：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着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
岭南文化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又具有更为开放兼容，富于开拓、创造活力的特点；因有古南越族的文化基因，而富于冒险、进取和勇于自我牺牲的抗争精神；因接受外来文化精华的滋润补充，又富于民主科学精神和以商品意识为价值取向的机巧灵活，却又能保持民族尊严、富于爱国主义热情，不失炎黄子孙的气节风范。
然而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岭南文化一度显得消沉，令人惋惜，更令人深省。
进入本世纪80年代，岭南却突然地，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外人们瞩目的热点。历史的巨轮运转了将近半个世纪，沉睡已久的岭南活跃的文化机制复苏了。在短短的十五年间，岭南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竟创造了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神话般的奇迹，成为名实相符的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和经济的窗口。其自身也重获青春的活力，经济迅猛发展，市场繁荣的势头，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从改革开放初期处于全国国民经济落后地位的状态，一跃而成为先进富裕的地区。在搞活经济的同时，不仅为全国改革开放创造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建设的各个层面，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重振了岭南文化的优势，开拓了新时期岭南文化的新格局，培育了岭南人的文化自觉参与意识。究其原因，正是传统的岭南文化优势作用的结果。是岭南多元的、开放的、务实的、兼容的活跃文化机制，又一次与西方文化接触、碰撞、交流、吸纳、融合的必然。
诚然，岭南文化并非完美无缺的。多元的、活力充沛的岭南文化，造就了岭南人开放、进取、务实的性格优势，也刻下了各种文化消极因素的印痕。岭南人的文化性格是充满矛盾的；活跃的生命力与老成垂暮的惰性并存；既有冒险、开拓、进取、兼容、模仿、创造的气魄与智慧，又有下意识的保守、柔顺、恪守封建道德伦理准则的愚昧、麻木和奴性；既富于商品意识的重利轻“义”价值观念，又有庸俗市侩、迷信鬼神的恶习。
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现代化，是我国本世纪和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总体目标。岭南文化应以自己的优势，促进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因此，岭南文化的现代化，应该被提到首要地位。事实上，文化的现代化，应该以人的现代化为前提。从目前的情况看，岭南文化中人的因素，还并不令人乐观，与当前国际现代化的高速度、高信息、高科技的要求，颇不适应。为此，近年来关注岭南文化发展走向和前景的学者及社会人士，都产生了迫切的危机感。也许正是这种危机感，能促进岭南文化在秉承传统优势的基础上，爆发出改造自我、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尽早重构真正闪耀着现代精神文明的崭新的岭南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