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探源

元代吾丘衍 (1272—1311) 在其 《学古编 ·三十五举》的二十九举中说： “多有人依款识字式 (即钟鼎铭文)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时(即夏、商、周)却又无印。”他从学印的角度讨论问题，以汉印为最古老的印章，而不知三代有印。在书中，吾丘衍提及有关先秦印章的三条文献资料，并作了辨析： 一是“《周礼》虽有玺节及职金掌辨其美恶，楬而玺之之说”,但“印，其实手执之节”,“而不可印”;二是“战国时，苏秦六印”,但“制度未闻”;三是“《淮南子·人间训》曰：‘鲁君召子贡，授以将军之印’”,但这是 “刘安寓言，而失词耳”——这足以代表十四世纪初学者们对印章起源的认识水平。
三百多年后，明代的朱简在其《印经》、《印章要论》中指出： “印昉于商、周、秦”,“印始于商、周”,这是对印章源头的一个新猜测。朱氏说： “所见出土铜印璞，极小而纹极圆劲，有识、有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余谓上古印为佩服之章，故极小”。以印形的大小鉴别上古印章，不免失之以偏概全，但朱氏对先秦印风的分析及其用途的推测，都是很有价值的。今人沙孟海在《沙村印话》中曾说：“朱修能生于明季，所撰《印经》、《印品》两书，已定此为先秦印、三代印，识力不可及。唯三代两字时限过宽，未可从。”时限过宽，即意味着朱氏所说还只是猜想而已。
其实，在朱简之前，甘旸已经提出了“三代印”的推断。在其《印章集说》中，甘氏反复提及，“玺，即印也。上古诸侯大夫通称，秦始皇作传国玺，故天子称 ‘玺’”;“印……三代始之”; “三代以玉为印，唯秦、汉天子用之”。他在书中还专门列了一个 “三代印”的条目，驳斥以往的三代无印说。甘氏说：“《通典》以为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其文未考。或谓三代无印，非也。《周书》曰：汤放桀，大会诸侯，取玺置天子之座。则其有玺印明矣。虞卿之弃，苏秦之佩，岂非周之遗制乎？”在这里，甘旸从古文献的记载推断，商代(前十六世纪——前十一世纪)之初已有印章的存在。但无论是甘旸还是朱简，他们缺少三代玺印的实物证据，也还不能对先秦印章作出令人信服的辨别，只能笼统说三代有印。因为，直至清代中叶以后，学者们仍然没有能够确定先秦印章的时间，他们称所见到的先秦玺印为“古文印”、“古玺官印”、“古朱文印”、“古玺”等等，至于 “战国玺”或“六国玺”的提法，则是本世纪以来的事了。
从吾丘衍到王国维，经历了六百年左右的时间，人们才确认了战国玺为已知最古的印章。那么，在此之前的西周、商、夏到底有没有印章，印学界已很少有人再作探究，也很少再提及甘旸、朱简的猜想。没有物证，人们对文献的记载，只能是将信将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