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夜，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省南昌市向国民党打响了武装反击血腥镇压政策的第一枪。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共产党却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历史也由此发生转折性的巨变。为了纪念这一天，1933年6月3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8月1日命名为建军节。
1927年上半年，凭借武力做后盾，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京等地发动突然性的反共事变，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屠杀。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曾在事变发生后继续与中共合作，但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和冯玉祥的突然倒戈相向下，汪精卫等人也终于走上了“分共”的道路。马日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中，中国共产党人大量被杀害。
刚刚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缺乏足够的政治斗争经验，完全陷于被动挨打和不知所措的境地。此时身居中共党总书记的陈独秀，面对全国性的血腥镇压，不但不努力组织力量反抗暴行，反而无视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的正确要求和行动，下令全国的工人和农民放下武器，想以此平息残酷的屠杀。这一举动，使农工势力最为强大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也仅限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一部分。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民革命陷于低谷。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中央进行改组。苏联顾问鲍罗廷指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指派陈独秀赴苏联考察。陈独秀不同意去苏联，从此便离开了其长达六年的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并脱党。随后，临时中共中央一改妥协退让政策，积极行动起来反抗国民党军队的血腥镇压。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政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北伐的胜利得益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揭露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胜利即将实现之际对共产党员的血腥镇压；决定“撤回参加国民革命的共产党员”。宣言声称：“中国共产党必将努力奋斗，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和资产阶级完全攫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解救中国”;“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权主义的政治”;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表示继续进行增进工人利益和解放农民的斗争②。这篇宣言，实际上是新的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的一个反抗国民党暴行的行动信号。
随后，临时中共中央积极准备实行有组织的武装反抗，根据形势陆续作出决定：发动农民在湘鄂粤赣四省交界地带举行秋收起义；联合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中共领导和受中共影响的北伐军队开回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7月下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又决定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以解决路线问题。研究表明，南昌起义虽然是中共中央确定的以武装暴动“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之总政策中的一个计划”③,但它既不是在决定发动四省交界的秋收起义时确定的，也不是与召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同时决定的，而是在7月中下旬根据客观形势发展而确定的。
7月19日，李立三等一批共产党人，到达中共力量较强的第四军、第十一军驻地九江，为部队移师广东进行工作。此时，以贺龙为军长的第二十军也渐次集中九江。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会议，根据对形势的了解，他们认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已开始“清党”,在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分共”后，“张发奎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④且第四军、第十一军周围又有朱培德的第三军、第九军、程潜的第六军伺机而动，呈包围之态，形势极为不利。于是，他们决定放弃联合张发奎的主张，集中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队伍，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九江会议的意见，由李立三、邓中夏带到庐山，征得了正在庐山养病的瞿秋白的同意。随后，瞿秋白又将此意见带回中共中央。23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抵达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即邀贺龙赴庐山开会，百般拉拢。谭平山也寻机以暴动一事探求贺龙意见，叶挺极表支持，贺龙也“甚为热烈”地赞同南昌起义的做法。于是，九江的共产党人确定第二十军于7月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电告中共中央⑤。
周恩来首先得到报告，他认为，中共大批干部随第二方面军行动，一旦张发奎迫于压力转而反共，中共干部的损失将无法弥补。他赞成叶挺部队首先在南昌起义，并联络湘、鄂、赣周边地区的民众，形成反对武汉、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心。周明确地提出，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起义后队伍立即转移到广东东江；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称、政纲和策略，谋求共产国际给予物资上的支援⑥。7月24日，临时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仔细研究了来自九江的报告后，同意了在南昌起义的建议，并将起义的决定通报共产国际。临时中央还决定组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南昌起义。此外，临时中央又为起义增调干部、筹备经费，并约国民党左派人士赴南昌共举义事。
就在中共积极策划南昌起义的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在军队中的“清共”。7月24日，张发奎正式通知叶挺、贺龙，将部队集中在德安，叶挺和贺龙立即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悉会议将讨论“清共”的内情，专程从庐山到九江会晤叶挺、贺龙，三人在甘棠湖的小船上商定：叶挺和贺龙不上庐山，立即率部向南昌集中。
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赶赴九江，向准备参加起义的人员传达了临时中央的意见。在他领导下，各方人员开始积极进行军事上的准备。邓中夏则被派回武汉向临时中央汇报起义的详细计划。25日和26日，叶挺和贺龙部到达南昌。由于两部均在北伐战争中名声显赫，受到了南昌市民的热烈欢迎。
27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市中心洗马池江西大旅社内正式成立。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有李立三、彭湃、恽代英。前委四人均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周、李为五人常委会委员。谭平山列席前委会。28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成立。贺龙任代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由于前敌委员会刚刚成立，对南昌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情况不是完全清楚，加上作战计划尚未制定，一些重要干部还未赶到南昌，前委决定将在九江提出的起义时间改定在30日晚，由刘伯承、贺龙共同制定作战计划。
当时，双方的兵力对比如下：
国民党军队：共六个团，约6 000余人。朱培德第五方面军第三军两个团，金汉鼎第九军两个团，第五方面军警卫团，随叶贺部队开进南昌的程潜第六军一个团。
起义军：共约20 800余人。贺龙部第二十军，叶挺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部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南昌公安局两个警察队，受中共影响的蔡廷锴第十师中的三个团，许志锐第二十六师中的一个团，缪培南第十二师中的两个团，第四军李汉魂第二十五师一个团及三个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的警卫团。
显然，军事力量的对比明显有利于起义军方面。
为了保证起义的实施，防止特务的破坏和起义泄密，29日，李立三、陈赓率队在南昌市内逮捕了一批反动分子，查封了江西省银行，扣押了银行行长。南昌城充满了一片紧张的大战气氛。
正当起义处于一触即发状态之时，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日夜兼程赶到南昌的张国焘带来了临时中央的意见：停止起义。
周恩来离开武汉后，26日下午，中共中央常委会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南昌起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五人中央常委中的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以及瞿秋白、新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苏联军事顾问加伦、范克，少年国际代表及翻译若克、潘家展等。加伦认为，如张发奎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退出共产党，可以不举行暴动；若张不同意这两个条件，就只好在南昌起义。接着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报告，目前经费无着落，共产国际电告不许俄顾问以任何形式参与暴动；共产国际指示，“如暴动毫无胜利的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将张发奎军中同志退出派往农村。与会人员无任何表态，默许了这些主张。会议随即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中央会议精神。
但张国焘却将自己主张加在其中。29日，他在途中向南昌前敌委员会发出两份急电，说明“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30日早，张国焘和恽代英一起到达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声称：对于暴动，“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告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⑦显然，“毫无胜利希望”与“成功把握”的含意是相差甚远的。张国焘在这里将自己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加入了共产国际意见之中，实际上是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压前敌委员会就范。这一意见遭到了大多数前委成员的反对。会议争论数小时后不欢而散。31日晨，前委再举行会议。经过数小时的激烈辩论，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于是，会议作出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暴动的最后决定。
31日，起义在有计划地进行着。参加起义的各部队开始进入各自的进攻地点待命，标志是白天在脖子上系红领带，晚上在颈项上加系白毛巾，马灯和手电筒的玻璃上都贴有红十字。驻在城内的第三、第六、第九军各部及第五军总指挥部、省政府、卫戍司令部等重要地点均处于起义军的监视之下。学生联合会和妇联会一起组织巡逻队，担负起南昌德胜门、永和门、顺化门、进贤门等城头的巡防和联络任务，控制了南昌通往城外的要道。当晚，谭平山约见国民党江西省常务委员兼任《民国日报》社社长的邓鹤鸣，要求他不要离开报社，随时会有重要的文稿发排。实际上，整个南昌城已处于起义军的严密控制之下。
当晚，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一团一位赵姓副营长投敌告密。事件发生后，整个暴动计划已全部处于敌人的掌握之中，而暴动又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贺龙得知消息后立即报告前委。为了赢得战役主动权，前委果断决定：提前两个小时举行暴动。
起义是在秘密中进行的，素以“共产党军”著称的贺龙、叶挺部突然开进南昌，在城中调动频繁，引起处于“分共”高潮时的其他国民党军部队的警觉。在他们还不知道起义的确切消息时，一些部队就在自己的防区设置防御工事，加强戒备。起义因叛徒告密而提前，实际上子夜一过，局部地区已经发生了战斗。首先发生战斗的是匡庐中学和天主堂。
8月1日凌晨2时，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一声令下，起义正式开始。全城立即处于一片枪林弹雨之中。
匡庐中学的国民党军第六军第五十七团一部在得知起义消息后，欲冲出驻地杀出南昌城，立即受到埋伏于中学四面的第十一军起义部队的攻击，当场有五十余人被打死，起义部队随即攻入中学。
驻天主堂的国民党军队第六军第五十七团一部听到匡庐中学方面的枪声后立即冲出大门，也遭到义军的袭击。守军只好退回巷内阻击。经过激战，起义军终于占领了天主堂。
攻击新营房敌人的起义军，听到枪声立即向敌人发起猛攻。不少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尚在梦中就做了俘虏。
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负责攻打贡院守军，守军顽强抵抗一段时间后撤出贡院逃跑。起义军四面围攻，敌军见无路可走，只好打出了降旗。
第二十四师一部较为顺利地攻占了设在顺直会馆的南昌市卫戍司令部，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救了不少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和民众。
在昌北牛行车站，第二十军第二师第四团顺利地占领了车站。第二十军教导团从四面围攻敌营房，迅速制服敌人，被俘人员要求加入起义军的被合编成一个营投入战斗。
进攻南昌守军总指挥部的战斗最为激烈。子夜刚过，一些地方提前打响，而负责主攻南昌守军总指挥部的第二十军第一师尚未进入作战位置。贺龙、刘伯承、周逸群都到第二十军指挥部指挥作战。由于守军早有准备，占据指挥部大院内的制高点，集中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路线，担任正面主攻的第一、第二团进攻极为不顺。起义军迅速派兵攻占守军指挥部旁边的钟鼓楼和附近民房，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守军渐渐支撑不住，最终缴械投降。
南昌市内的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枪声才渐渐稀落下来。市内守军大部被歼，一部分突围向进贤、丰城方向溃逃。起义军完全占领了整个南昌城。此役共毙敌八百余人，缴获枪支四千余枝、子弹八十余万发及大炮数门，控制银行现金九十七余万元，钞票八十余万元。
8月1日下午，聂荣臻、周士第率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三个营和第七十四团一个连举行起义。部队刚起义，张发奎率卫队营从九江乘火车驶来。聂荣臻命令向火车开枪，张发奎和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趁乱逃跑，卫队营被全部缴械。2日凌晨，聂荣臻率部队抵达南昌。
1日上午，在江西省政府原址，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主持召开有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来自江苏、顺直、福建、哈尔滨、湖南、山西、新疆、甘肃、四川、东北、安徽、上海、绥远、浙江、广东、湖北、江西和海外党部的代表三十六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中共党员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集党政军权于一体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贺龙、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陈友仁、吴玉章、彭泽民、张曙时、李立三、彭湃、林祖涵、郭沫若、苏兆征、江浩、黄琪翔、恽代英、朱晖日、叶挺、周恩来、张国焘、徐特立、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二十五人被与会代表推为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委员，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七人被推为主席团主席，但当时宋、邓、张等均不在南昌⑧。
主席团下设党务委员会(主席张曙时)、农工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宣传委员会(主席郭沫若，恽代英代)、财政委员会(主席林祖涵)、秘书处(秘书长吴玉章)、参谋团(主任刘伯承，参谋周恩来、叶挺、贺龙、蔡廷锴)、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由副主任章伯钧代理)、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革命委员会还下设江西省政府，主席为姜济寰。
在军队方面，仍沿用第二方面军的番号，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军长叶挺)、第九军(军长韦杵、副军长朱德)⑨。和国民革命军最大的区别就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是南昌起义部队政治上的绝对领导。部队在整编后，绝大多数军、师、团都配备了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等，这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军队政治委员制度的雏形。不能说此时中共已对建立党领导下的军队具有多么明确的认识，但毕竟这是中共独立建立武装的第一步探索。
革命委员会还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口号，如“实行三大政策”、“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等。革命委员会的《八一宣传大纲》还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设乡村政权”、“没收二百亩以上土地”、“巩固革命阵线”等口号。
当天，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昌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责蒋介石、汪精卫等“少数拥有武力的野心家”背叛总理遗愿、破坏革命联盟、残害农工运动，“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与陈炯明、杨希闵、冯自由、谢持、邹鲁之辈殊途同归”,提出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反对歪曲孙中山三大政策、召开“三大”重组中央机关等七项主张⑩。
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贡院侧公众体育场举行就职典礼。到会者达数万人，“诚南昌前所未有之盛况，亦中国革命开一新纪元之佳兆也”(11)。各界代表贺龙、叶挺、萧炳章、罗石冰、姜济寰、陈步翔、周治中、萧素民、李小青、舒国藩、李郁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李立三为司仪。各委员在受任后宣誓就职。会议气氛热烈，群情激昂。
南昌起义震动了全国，也使武汉和南京的国民政府坐立不安。
8月1日，汪精卫得到了南昌起义的消息，他立即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由张发奎指挥黄琪翔、朱培德迅速“督饬所部，赶紧进剿，务获元凶，并将所煽乱附逆之共产党员，一体拿办”,并要求“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即饬驻在赣东赣南各处驻军，严密兜剿，勿任逃逸，并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合力围剿，以除滋蔓，而遏乱萌”(12)。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凡名列革命委员会的中共党员一律通缉，其所跨的国民党党籍一律开除，列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委员者，一律免职。
张发奎在南昌起义中实力三去其二，自知仅靠自身兵力难以与贺、叶部两万兵力相抗拒，加上张一直想回广东与李济深争夺地盘，于是采纳了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放起义军下东江乘虚下广州的策略。在实际进军中，张部故意放慢进军速度，敷衍武汉国民政府。身为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朱培德，同样是说的比做的多。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首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表面上答应围剿南昌起义军，但进兵极其迟缓，其主力第三十五、三十六军已到九江对岸，却一兵一卒未调南昌。所以，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宣称在“全力围剿”起义军，但实际上始终没有形成统一而有效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向南京国民政府告急，“有请通力合作，诛死叛党害国之凶孽”(13)。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南昌起义既打击了与之争权夺利的武汉政权，又减轻了武汉国民政府东征南京的军事压力，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对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宁汉合攻南昌的意图，斥之为“诱敌缓兵之计，毫无诚意可言”(14),无丝毫发兵相助之意。及至起义军撤离南昌掉头进军广东后，南京方面反而紧张起来，因为广东是蒋介石集团的战略后方。于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确知起义军进军广东后，便电令李济深立即调兵加强粤湘赣三省边界的防务，阻截起义军入粤。
起义当天，国民军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参谋团成员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人在第二十军军部举行会议，根据以前的计划研究起义军退出南昌的行军路线。会议最后决定：起义军沿赣东经由临川、会昌、寻乌直取东江，建立根据地，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
8月3日，朱德部第九军率先踏上向抚州进军的征途。随后，革命委员会粮秣管理处随军出发。4日和5日，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分为左右两翼前进，第十一军第十师与第二十军第一师分为左右侧卫，取道进贤和丰城经崇仁，再前往抚州。革命委员会各机构人员随第二方面军出发。由于撤离较快，原定参加起义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员、第二十六师一部及湖南农军等，均未赶到。
8月7日，张发奎部进驻南昌。8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开始“恢复秩序，照常办公”。不少参加南昌起义的民众惨遭屠杀。
起义军挥师南下。由于天气炎热，道路艰难，加之队伍组成复杂，不少士兵对于革命的前景不甚明了，陆续出现开小差现象。行军数日，部队军械弹药丢失极多，减员严重，实力损失不小。
在开往抚州途中，5日，蔡廷锴部第十师进入进贤城后，将共产党员军官解除兵权。蔡廷锴先后与张发奎、蒋光鼐、陈铭枢等联系。兵变后，所部4 500余人改变行军路线，开往浙江余江县境内。以后，蔡廷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军费十万元，扩充为第十一军后进入福建境内。
6日和8日，起义军大部抵达抚州。驻守抚州的杨如轩部，既不愿与起义军交火，又不愿率部起义，于是撤出抚州，转向东乡、金溪、南城一线驻扎。所以，起义军兵不血刃直入抚州。
10日，经过休整，起义军陆续离开抚州继续南进。12日、13日，起义军第十一、第二十军先后抵达宜黄县，帮助宜黄县建立民主政权。随后，在广昌、石城、瑞金、会昌等地，起义军也先后改组国民党旧党部和旧政府，建立起新政府。
在临近瑞金城后，起义军面临着李济深、黄绍竑部约万人的阻截。起义军经过激战击溃了国民党军的防线，攻克瑞金。而国民党军又在会昌附近集结优势兵力，以有利地形为依托，企图阻止起义军南下广东。
起义军决定先破会昌之敌，然后转道进入广东。30日，会昌战斗打响。国民党军依靠有利地势和工事，顽强抵抗，起义军付出重大伤亡后终于在下午4时许攻克会昌城。是役，歼灭国民党军6 000余人，起义军伤亡达千人以上。这次战役是起义军南进途中一次大胜，它大大地提高了南昌起义的影响。
起义军随即重返瑞金进行休整。前敌委员会在瑞金缴获的上海报纸上得知张发奎已经公开反共，各省的左派分子也改变了旗帜，而武汉国民政府显然屈服于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此时已成为残杀工农的反动团体。“国民党的名义已为工农群众所唾弃，所以联合国民党左派，继承国民党正统已从事实上证明是当时机会主义的幻梦。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对于政权的性质须根本改变，应该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政权，不过在工农政权之下须有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便是工农分子占多数和C.P. 占多数的政府。”(15)于是，前敌委员会决定取消那些本来就徒有虚名的国民党委员，正式取消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代”字。这些决定表明，前敌委员会已开始抛弃国民党的旗号，打出独立的革命旗帜。
9月2日，第二十军先头部队由瑞金东进福建，其后，第十一军和其他部队也陆续进入福建。
南京国民政府在得知起义军主力进入福建并有从福建移入潮、梅地区的态势后，立即对军事阻击进行重新部署。钱大钧残部约3 000余人、黄绍竑部两个师在梅县附近形成一条防线；陈济棠在广州集结了三个师兵力赶往东江。这样，在东江方向，国民党军集结了约七个师两万人兵力以逸待劳。
起义军在长汀、上杭等地，一路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在这些地区稍事休整后，起义军顺利进入广东境内。
9月19日，起义军占领了梅江、汀江和韩江汇合点三河坝。此时，起义军全军共有1.07万人。为避强敌，起义军决定除留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外，其余主力全力进攻潮州。而守军王俊部因与起义军交手数次皆不胜，竟弃城而逃。23日，起义军不战而下潮州。当天，汕头农民数百人在杨石魂率领下发动暴动，一时间，城内秩序大乱。日本兵舰上的陆战队和英国水兵以保护侨民、教堂为名登陆，经郭沫若交涉后退出市区。
起义军随后进入汕头市，发布安民告示，宣布革命纪律，市民见起义军秋毫无犯，秩序大为安宁。25日，汕头市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起义军占领潮、汕。起义军在潮、汕共驻扎七天，当地民众称这七天为“七日红”。
就在起义军进驻潮汕之时，国民党军粤、桂两系的军队开始转向潮汕地区。起义军因筹措经费问题在此滞留了多日，致使国民党军陈济棠部从五华、兴宁，黄绍竑部从鳄鱼嶂形成前后夹击潮汕的态势；加上潮汕地区易攻难守的地理，起义军处境极为不利。
27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部主动向揭阳方向出击。由于错误情报的误导，28日凌晨，起义军与国民党军王俊部接触。小胜后追击进入汤坑、白石一带后，突遭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攻。经过两天的激战，起义军伤亡惨重但仍无法突破国民党军防线。30日，起义军已无力再战，遂先退揭阳，再走潮州，会合留在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及革命委员会转入福建。国民党军陈济棠部伤亡惨重，见起义军离开广东，也停止了攻击。
就在汤坑被围之时，三河坝及潮州地区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30日上午，黄绍竑部两个师的兵力从正面进攻潮州。由于留守潮州的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兵力太少，被来敌重重包围。至下午5时，教导团被迫放弃潮州。潮州既失，坚守汕头便失去了意义。10月1日夜，革命委员会决定撤往海陆丰。
10月3日，为革命委员会充当后卫的第二十四师在流沙附近的乌石，与陈济棠部前卫团不期而遇。前卫团展开突然攻击，第二十四师猝不及防，一时大乱，被前卫团击溃。在当地农会协助下，贺龙、谭平山等经汕头赴香港，张国焘、李立三、林伯渠等从甲子港出海赴香港，郭沫若从神泉出海去香港。周恩来、叶挺、聂荣臻、杨石魂等于10月中旬从陆丰县赴香港。
10月6日，第二十军第一、第二师在贺锦斋等率领下进入陆丰县城，随即陷入国民党军的重围。起义军连续作战，士气低落，且弹尽粮绝。由于与前委失去联络，在国民党军的威逼利诱下，为保全所部2 000余人的生命安全，贺锦斋于9日同意停止抵抗。但部分官兵不同意放下武器，在与国民党军激战后竟突围而出。
起义军大队进入广东境内时，朱德指挥的第九军及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充当后卫，并占据了水路要地三河坝。10月2日，国民党军钱大钧部、王文翰部、黄绍竑部从三面攻来。双方激战至3日，朱德部主力悄然撤出战斗。而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七十五团在力量悬殊的激战中全军覆没。
南昌起义军大部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第二十军第二十四师在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与当地的农民运动结合进行斗争。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则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地带。在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对军队进行了精简与整顿，将党团组织重新建立，成立党支部，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在江西崇义县的上堡对部队进行了整训，使部队迅速恢复了生气。
1927年11月间，经过艰难的转折，朱德、陈毅与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毛泽东取得了联系，朱德与陈毅决定率部进驻井冈山。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与朱德的部队在砻市会合。5月4日，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南昌起义军被编为第二十八团。
至此，南昌起义部队终于重新汇入了革命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