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
葛屦五两， 冠双止。 鲁道有荡， 齐子庸止。 既曰庸止，曷又从止？
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 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既曰得止？ 曷又极止？
这首诗揭露和讽刺了齐、鲁宫廷的一件丑事： 齐襄公与其同父异母妹文姜通奸，在文姜嫁给鲁桓公之后，齐襄公、齐姜兄妹二人仍然关系不断。据《左传·桓公十八年》记载，这年桓公不听臣下谏阻，轻信其妻文姜，与文姜一同去到齐国，文姜又与齐襄公私通，事情暴露后，齐襄公派公子彭生杀死了桓公。齐姜回鲁国后，仍常常返回齐国与襄公幽会，二人行为愈加放荡。这首诗谴责了这兄妹俩禽兽不如的无耻行为，也批评了鲁桓公纵容文姜胡作非为，以致于失了体统，贻笑于天下。
全诗共四章，两两成组，各说明一个问题。前两章，作者以相同的笔法，讽刺了襄公与文姜乱伦行为的荒淫无耻。两章开头各用了一个比喻：“南山崔崔，雄狐绥绥”,“崔崔”,指山的高峻；“绥绥”,形容一种转来转去，追求匹配的样子。由于狐是一种狡黠淫媚的野兽，故诗人用雄狐来借喻身在高位的齐襄公，用“雄狐绥绥”,来比喻、嘲讽齐襄公对文姜的无理追求，“葛屦五两，冠缕双止”,则用葛鞋必俩帽穗成双来比喻夫妻必须成对，不可以乱，从反面暴露了襄公与文姜通奸行为的违情背理。两句都以借喻的形式出现，用含蓄的语言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他们的丑行的憎恶。两章的三、四句说明了同一件事情，即，齐子文姜从鲁国平坦的大路上，出嫁到了鲁国，做了鲁桓公的妻子。“归”,旧指女子出嫁。既然结婚已成为事实，为什么襄公和文姜还旧情不断，不能中止他们的暖昧关系呢？于是诗人在五、六句各用了一个反问，强烈地谴责了襄公行为的不合情理。“既曰归止，曷不怀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两章各用反问形式结尾，增加了语言的气势，把诗人对他们丑行的憎恶充分地表达了出来。这是前两章。
后两章又单独成组，用相同的句式，从情理出发，批评了鲁桓公对文姜所采取的纵容姑息的态度。第三章首先从种麻要横纵耕种田亩起兴，说明要想娶妻必须先告诉父母，以齐备礼仪。第四章则以砍伐柴薪必须凭借斧子作比，说明娶妻通婚必须依靠媒人，没有媒人就不能成全婚事。古代礼教，子女婚事，必先禀告父母，父母作主，且由媒人从中牵线搭桥，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否则就不能被人接受，男女就不能结合。作者首先分别用设问提出喻体，指明本体，既起端发情，又引导人们去思考，从而明确地指出了古代男女通婚必备的礼节。鲁桓公与文姜的婚事，不仅是父母作主，而且是明媒正娶，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桓公有足够的理由制止文姜的不法行为，但他没有这样做，反而采取纵容的态度。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后二章言鲁桓公以父母命，凭媒妁言而成此婚配，非苟合者比，岂不有闻其兄妹事乎？既娶而得之，则当礼以闲之，俾勿归齐，则亦可以已矣，而又曷从其入齐，至令得穷其欲而无止极，自取杀身祸乎？”于是作者在三、四章的五、六句又分别采用反问的形式，批评了桓公对文姜的态度：“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既曰得止，曷又极止？”既然是明媒正娶，为什么又让她 (文姜) 任意纵欲，丧失廉耻呢？两个反问，表达了作者对桓公行为的强烈不满。
这首诗共四章两组。前一组两章，谴责了齐襄公与文姜的无耻行为； 后一组两章，批评了鲁桓公的纵容姑息的态度。但这两组又不是毫无联系的，联系的纽带就是每章最后两句出现的字面稍有差异，但句式相同的复沓形式。这样的复沓，虽然说得不是同一个人，但表现的却是同一个主题，即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暴露封建礼教的丑恶虚伪；而且同是反问语气，使得每一章在这里达到高潮，并通过这高潮，把各章紧密联系起来，浑然成为一个整体。
由于这首诗主要在于揭露，在于讽刺，在于表现诗人对统治阶级淫乱行为的憎恶，因此诗中多次选用反问、设问等强有力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各章结尾的反问，将所要表现的思想包含在否定式的问句中，加强了诗歌的讽刺力量，其感情色彩更为鲜明。相反，如果把这些反问都改为一般的陈述，所表达的意思虽然没有改变，但不及反问句语气有力，感情强烈，讽刺性强。另外，三、四两章的设问，在起兴、比喻中发端抒情，提出问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反问、设问句式的选用是与诗歌本身所要表达的主题相互联系，互为启发的。在这里，内容与形式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南山》在铺叙当中兼用比兴，起兴有趣有味，比喻贴切自然。而且，这首诗不受整齐的四言诗的约束，从内容的需要出发，间或杂用五言句式，再加以设问、反问的运用，使得语言活泼自然，错综变化。于是，统治阶级衣冠禽兽的本相就在这自自然然的吟咏中彻底暴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