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调和活动的失败

大体说来，革命党中稳健派的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民立报》上曾载文说：“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踵以渴望太平之隆盛，一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宁，较诸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1]所以，他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而当武力倒袁的主张受挫，法律倒袁的希望也十分渺茫，袁世凯气势汹汹地进逼的时候，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涨起来。因此，5月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人心起伏跌宕。
首先起来担任调停的是老革命党人谭人凤，他在上海和王芝祥一起，在中间派人士中奔走，联络一些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反对袁世凯的督抚，如岑春煊、李经羲等人，出面主持公道。5月4日，由岑春煊领衔发表致袁世凯及各界通电，这通由谭人凤起草的电报，一方面要求将洪述祖引渡归案，赵秉钧出庭受质，大借款交国会研究，另一方面呼吁和平解决。一贯以调人自居，正在积极助袁备战的黎元洪，也于5月9日致电黄兴和湘、粤、皖、赣四督，竭力为袁世凯担保说：“项城为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他敦劝黄兴与四督：“我辈惟有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解决，以免举国纷扰。如其尚有疑猜之黑幕，不难联合各都督全力担保，永守共和之责任。”并以长者的口吻告诫他们说：“此事和平办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2]他用保守既得利益的思想，来侵蚀革命党人的战斗意志。
于是，对决战缺乏信心的黄兴于5月13日向黎元洪表示：“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始终如一，实与吾公所见相符，文电具在，可以复按。”^[3]柏文蔚、胡汉民也先后派人入京疏通。仅李烈钧未肯屈服，但也不能不表示听从法庭和国会的解决。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的军事压力和中间派系的劝诱之下，就这样走上了幻想调和的道路，以求保存实力。
但是，袁世凯丝毫没有放松对革命党人的压力。5月13日，由变节的国民党籍陕西都督张凤翙、山西都督阎锡山领衔，与袁系都督冯国璋(直)、张锡銮(奉)、周自齐(鲁)、张镇芳(豫)及甘肃护理都督张炳华联名发表通电，点名攻击“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朋兴，甘为戎首”,并咄咄逼人地威胁说：“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难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则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愿与国民共弃之。”^[4]15日，袁世凯悍然取消黄兴陆军上将的资格，且企图罢免反袁最坚决的赣督李烈钧。
江苏都督程德全担心爆发战争，急电呼吁和平，要求各方停止纷争，并向双方自作保人说：“政府固无谋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锧，以谢天下。”^[5]浙督朱瑞也起来伪充调人，他致电黎元洪及苏、滇、川、闽诸督，请黎元洪联合各省，“一方电请大总统励行职权，确立威信，一方致电皖、赣、粤、湘四省，晓以大义，共遵轨道”^[6]。朱瑞捧袁的做法太露骨，不像调人。程德全等不赞成，迟至6月10日才由浙、滇、川三督联名发表。
鉴于袁世凯的严重压力，谭人凤为避免革命势力遭到摧残，加紧了调停活动。在他的策动下，沪上调人，分成二路，一路赴鄂争取黎元洪，由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三人前往，一路应袁世凯三次电邀，由谭人凤、王芝祥二人入京与袁晤谈。
5月17日，岑春煊等自沪启程，前往武昌。他们在调停的名义下对黎暗中进行了策反活动。当他们到达时，章炳麟已经先期至鄂。章于1912年底曾被袁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刺，使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不久就弃官南下，重新与孙中山、黄兴合作反袁。这时，他从上海来到武昌，策动他所最推重的黎元洪出来竞选总统。适黎召北军南下，章与湖北诸将一起劝黎不要引狼入室，但黎不听，第一师师长黎本唐因此辞职，后由石星川继任。当时，岑、李、两章四人轮番劝黎“毋辞大选”^[7]。两章言词恳切，“处处劝黎公以国家人民为重，慎勿惑于袁氏之才略能定大局之言，并谓非公出任总统，则南北分裂，兵连祸结无已”^[8]。他们对这个徒拥虚名的黎元洪竟寄予莫大的希望。然而，黎在宋教仁死后，“惧及己，益懔懔”^[9],他抱定“非袁则乱”^[10]的信念，不听任何劝说。而且，他还把来客的说辞报告给袁世凯，并示意来客“隔墙有耳”,敦促他们尽快离鄂。至此，革命党人策动黎元洪反袁的计划，就完全失败了。
18日，谭人凤、王芝祥自沪进京，但同样毫无所获。袁世凯态度十分强硬，对王芝祥说：“并非南北有意见，乃地方不服中央，中央当然惩治，无调停之可言。”^[11]谭人凤见袁时，袁更“痛诋克强种种违法行为，切齿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12]。袁用一派官话来对付谭人凤，他说：“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13]谭委婉地向袁陈述了“南北宜融和，不宜决裂”的意见，袁就把北军南下的责任往黎元洪身上一推说：“兵为黎宋卿所请求，中央并无用武之意。”^[14]谭见话不投机，即离京往鄂。临行前，向袁辞行，“仍以撤兵、毋易赣督为请”。袁世凯稍稍改变了态度，和颜悦色地说：“赣督去留，我亦尚无成见。但须劝彼等以国家为前提，勿蓄意谋乱方好。”^[15]谭抱着一线和平的希望到武昌去见黎元洪，黎告诉他：“赣省大小军官与各机关人员，多已来鄂接洽，李烈钧已成独夫矣！”^[16]他们早已准备对赣动手了。
当时，袁世凯已经做好了军事和政治准备，不愿再同革命党人讲什么调和。5月21日，他对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其语词狂妄蛮横，不留余地，前所未有。秘书长梁士诒觉得话说得太绝，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不以为然，对曾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17]
袁世凯的首要目标是江西，北洋第六师于5月中旬部署在兴国、蕲春、田家镇一线，前锋进驻武穴，并拟进占小池口战略要地，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武。袁世凯又通过黎元洪向李烈钧施加压力，谋求通过政治手段迫李下野。黎屡次托人要李“洁身引退，举贤自代”^[18],李烈钧断然表示拒绝。黎又密电驻守九江的欧阳武，请其退军撤防，并暗示可荐欧阳代李出任赣督。时赣军将领在袁世凯派人策反下纷纷动摇，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欧阳武遂密电李烈钧要求和平解决，撤退前沿防兵。李烈钧在内外压力下，鉴于革命党人士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于6月3日电告黎元洪：“现已将炮营调离码头，该处步队并令陆续调配。”^[19]黎也令北军自武穴前沿撤至田家镇，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鄂陈述政见，黎元洪向李提出了调和的最后方案：“(一)请公声明服从中央；(二)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三)九江镇守使由中央简员接任。”^[20]并且限十天内答复。这种要李烈钧改变政治态度并卡住李的咽喉的调和办法，李烈钧当然不能接受，他不待十天，就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的最后通牒。于是，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
正当江西局势紧张之时，上海发生了进攻制造局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又去联络上海籍的工党领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在策动起事的过程中，他们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联络的对象主要是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对于他们的某些活动，早在5月初就有人向袁世凯报告，并由袁转告江苏都督程德全，5月22日，袁又电嘱程拿办张尧卿。23日，黄兴、陈其美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军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黄郛赴宁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并知会制造局督理陈榥戒备。黄兴、陈其美为了与袁世凯调和，轻率地抛弃了这批可以利用的激烈分子。
程德全、陈榥等得到情报后，作了周密的布置，并派间谍打入起事者内部进行侦察。5月28日晚，陈其美得悉张尧卿等准备动手的消息后，即用电话通知陈榥。5月29日凌晨1时，徐企文率领一百多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进攻制造局，当即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一哄而散。
徐企文起事失败后，陈其美于5月31日偕《民强报》记者赴制造局，他在谈话中暗示，此次事变系北京当局勾结匪徒破坏，以便派兵来沪。他想用这种笨拙的办法来阻止北军南下。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他一方面向程德全施加压力，要程同意由中央调兵入卫制造局，一方面将徐企文押赴北京审讯，企图指实为黄兴、陈其美发动。但徐企文倒是很有骨气，他始终没有捏词诬栽，借此报复，后于1913年9月8日被处死刑。
柳人环于进攻制造局之役失败后，带了十多人跑到江西，企图依傍反袁最坚决的李烈钧。6月3日，柳抵达南昌，径至都督府求见，但遭到李的断然拒绝。李致电程德全，询问是否予以拘捕。程复电说：“张光曦(尧卿)、柳人环假克强名在外招摇，克强迭有函电来请拿办。近来臆度造谣者多，必将张、柳拿获，以表白克强之心迹，以见执事之力维大局。”^[21]5日，李竟派军警逮捕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等十三人(除上述三人外，其余不久释放),并拟解赴江苏交程德全审理。时任李秘书职的何海鸣向李烈钧力争，要求释放，但李不听。何见自相残杀，十分伤心，被迫离赣赴沪。后来，李下野后，柳人环被解赴北京，与徐企文同日处死。
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人，所以要牺牲这批激烈派分子，无非是想缓和袁世凯的压力，以便保存革命党人的地盘和实力。然而，革命党人保存实力的想法即使暂时能够实现，也无非是把急剧的阵痛变成慢性的折磨罢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抵抗袁世凯的政治瓦解手段呢，他们一度寄予希望的通过法庭和国会来倒袁的斗争，在南北调和声中，已经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宋案的法律解决，由于组织特别法庭的斗争失败，只得按常规的法律程序，仍归县一级的小小的上海地方审、检厅办理。由于上海厅的级别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5月5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开始预审应桂馨和嫌疑犯朱荫榛。6日，上海地检厅秉公执法，居然按司法程序向北京地检厅发出传票，请京厅传解宋案嫌疑犯赵秉钧、程经世(内务部秘书)到沪候质。同时，沪检厅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遂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从速将洪引渡归案。然而，这个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5月3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他声称：“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22]与此同时，京检厅在沪检厅的催促下也居然向赵秉钧、程经世发出传票。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的尊严，他在致京检厅的复函中，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公然拒绝到案对质。他声明：“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30日呈明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23]就是那个小小的程经世，也因背后有靠山而拒绝出庭。据说，袁世凯曾叫人转告赵：“智庵(赵秉钧)放心住医院就是了。”^[24]
由于宋案要犯迟迟不能到庭，宋案的审判一拖再拖。5月30日，上海厅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判。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泯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程、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他们强烈要求上海厅发出提票，强行拘传赵、程、洪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他宣称，现任本庭法官未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庭的资格。由于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抗告，上海地审厅未经审案，即不得不宣布退庭。
在此期间，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的革命党人黄复生、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周予觉在袁世凯侦探的追踪下叛变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儆出面，编造伪供，谎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北京当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谢持也于5月17日在北京住处被捕。但谢为议员，搜检他的住宅又未获证据，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谢随即逃离北京。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5月29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加强了对司法机关的控制。新组建的京检厅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居住租界的黄兴到案对质。黄兴于6月11日毅然赴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只因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才未令黄兴到案。
黄兴的做法，当然无助于宋案的法律解决。宋案早已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告，法庭冰搁，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25]的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空谈。
至于国民党在国会内的斗争，由于袁世凯的分化收买政策和进步党的抵制，同样没有任何成效。后来，邹鲁回顾这一段国会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我向来抱着法律万能的观念，所以对于宋案，主张由司法解决，对于大借款案，主张由国会解决。到了现在，事实与理想完全相反，才晓得法律还没有到有效的地步。”^[26]
正当革命党人士气消沉，宋案法庭无能为力，国会瘫痪，谭人凤调和失败之时，汪精卫、蔡元培于6月2日从欧洲回到上海，并立即和赵凤昌取得联系，准备通过张謇去与袁世凯谈判，为南北调和进行最后的努力。6月5日，赵凤昌在致陈陶遗的电报中说：“经武(胡瑛)来商，精卫与切要处(似指孙中山、黄兴)研究大局，已一致和平，对于前途，亦力趋稳定。惟望中央勿遽信伪谣，勿骤有更动，俾汪更易进行。”^[27]汪、蔡与张、赵拟定的调停的基本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他要政为正当之宣告”^[28];袁世凯方面，除请袁“诰诫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不于临时期内有所撤换”^[29]外，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的徐企文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这些条件对袁世凯非常有利。
磋商正在进行之际，汪精卫因等待回音，在沪无所事事，遂于6月10日赴粤，“谋党见之一致”^[30],由蔡、胡继续与赵凤昌保持联系。而前一天，即6月9日，袁世凯已下令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形势为之一变。不过，谈判继续进行，张謇于12日将调停条件电告袁世凯。14日，袁世凯又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16日，袁复电张謇，就调停问题表示意见说：“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无非甘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傥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31]袁世凯并没有放弃政治瓦解革命党人的手段，不过他对调停显然表示疑虑。经赵凤昌与蔡元培、胡瑛两次会谈，蔡、胡表示：“此间仍宗前议，不以赣、粤改辙，孙黄必当表示，以安定人心，惟待汪回沪商定表示之法耳。”^[32]但实际上，孙中山在袁罢免赣督后，正积极运动起兵。这时他因女儿病危，已由沪赴澳、港，不在上海与议，而汪精卫也滞留广东不回。前述条件实际上不为革命党人所接受，调和早已到了尽头。赣、粤两督的罢免，也破坏了调和的最后一点基础，战争的风云即将来临。汪、蔡的调和活动，倒是起了一点掩护革命发动的作用，所以战争爆发后，张謇写信给赵凤昌，愤愤地说：“吾两人为人利用，信用失矣！”^[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