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歪风

在南京住了一月，这是紧张的夏天。六月，大自然界虽然大体上平静，六月下旬曾经到过福建的飓风，只有它的边缘震荡过南京的上空，没有给南京人留下翻天覆地的迹印。可是，从政治的南京来说，几股大歪风却从南京吹到四方。
到南京第一个印象是当局的“骄风”。“唯我独尊”、“盛气凌人”等等“气概”,使过惯了解放区平等自由民主生活的人，感到很不舒服，感到屈辱。因为我们是以平等待人的，国民党的代表到我们解放区，我们是以上宾之礼相待的。给他们以物资上的优厚待遇，人情上以必要的照顾，工作上以应有的便利。然而，我们的代表团在南京住的房子，不如国民党七十四军一个营部，交通工具只给了一部吉普车，民主同盟的办事处房子更少。谈判也不很好用协商的办法，动辄单独下命令，不是互尊互让，而是要我们“最后觉悟”。不允许人家出报纸杂志，封了人家嘴巴，还说人家“造谣”。迷信美国武器，动辄就要“戡乱”。
第二股大歪风是“奴风”。把美国人奉为太上皇，美国顾问薪水比百把个中国公务员还高。见了中国人也以说英语为荣，内河航行权自己奉赠，海关又交给洋人管理，美军无条约根据驻在中国领海、领空，让他们任意横行。更出人意外的是，对于中国内政问题要把“最后决定权”交给美国人。这不仅出之于口，而竟正式出之外交文件。中共和各界人士都不同意时，竟再三用备忘录来催促，要中共赶快承认。这断送主权的办法最后遭到大家反对后，国民党的报纸上竟拿“马帅”来吓人，说马帅都已同意的事，中共竟敢反对，好像“大逆不道”。
第三是“打风”。“六·二三”下关惨案就是代表。上海有一家报纸说“打风还都” ,真是一针见血。打手们越来越有进步，几百个人可以围殴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与妇女，连打至四次之多，自由打人可达五小时之久，可见“勇气” 与 “组织”均很可观。手法上也高明多了，打手们可以自称 “苏北难民” ,打了也可以不负责。打人的调查研究也有进步，打大公报高集先生的人说：“我晓得你是大公报记者，你在重庆的言论就是吊儿郎当”,意思是早就该打。而打新民报浦熙修先生的打手说： “你民国二十六年进新民报时，我就认得你浦小姐了。” 可见他十年前已经在下关作难民，苏北未建立民主政权时，他已经预作“难民” 以便打人了。六月二十五日，上海人民代表在南京的招待记者会上，打手们也布置得很好，总算葛延芳老先生等修养好，没有打起来。“难民们” 本来还决定在六月二十六日大游行，声言还要打几家报馆和中共与民盟的机关，后来各方坚决反对，他们在“发狠” 的引诱下，也只集合了百把人，才算决定延期游行。
南京的歪风正吹得起劲，从华盛顿那边也正吹来了不正常的气流，它更加重了南京的歪风。这些歪风不制止，中国要遭大殃； 纠正这些歪风，主要只有依靠解放区。因此，保卫和建设解放区，成为目前全国最首要的工作。(七月二日自南京发)

(1946年7月11日《新华日报》)

赏析 在许多人眼里，杂文的品格向来都是融尖锐、泼辣、犀利、幽默为一体的。长江的这篇杂文却好像跟杂文那些特点断了遗传基因似的，它侃侃而谈，不紧不慢，不烈不刃，显示出了杂文的另一种体态。
这恐怕与他当时的特殊身份和工作环境有关联。他写这篇杂文时，正值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激烈而又微妙的阶段。作为中共南京代表团新闻发言人，他的一言一行，在他人看来，不仅牵连着我党的声誉和修养，而且还反映着我党的动态和斗争技巧。这些外在因素理所当然地烙印在这篇杂文的内在品格上：摆事实，讲道理，既坚持原则，又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加强了宣传效果的力度；语调平缓，对比鲜明，分寸得体，既揭露了敌人的狰狞面目，又不失君子风度；运用“哀兵必胜”的策略，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群众。倘若不是这种写法，而是措辞强硬，气势逼人，大吵大嚷，恐怕反倒容易授人以柄，于我党形象不利，于斗争不利。
杂文从来就是有感而发的。但是“感”的程度和水平有深浅之别，高低之分。作者抓住大量生动事例，经过综合分析研究，逐渐提炼，先理出骄风、奴风和打风，再从这三风中抽象出“歪风”,以风做眼，以风喻事，不但巧妙而深刻地揭露了敌人的媚外、凶残、横蛮的反动本质和丑恶行径，而且也赞扬了解放区的自由、平等、进步的精神面貌，从而鼓舞了人民群众推翻旧制度和黑暗势力的斗志。
本文的开头很有味道，先从自然界的风说起，然后顺势转入到人世间的歪风，严正指出，世上的歪风都是从南京吹出来的。文章的末尾遥相照应，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歪风的实质和原因，进而指出，歪风的风源在华盛顿。作者疾呼：这些歪风不制止，中国要遭大殃！诚如宋玉在《风赋》中所言： “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