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政策

南京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基本上遵循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言论自由”的原则。
临时政府内务部最初曾颁布了一个《暂行报律》,规定比较严格，向报界约法三章。
(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本部注册，兹定自暂行报律颁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一日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
(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讯明得酌量科罚。^[1]
上述《暂行报律》电文发布后，受到新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报界俱进会及《大共和日报》等均通电指责。其中，以章炳麟最为强烈。3月7日，章为《大共和日报》撰写了题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的社论，表示：“所定报律，绝不承认，当知报界中人，非不愿遵守绳墨，惟内务部既无作法造律之权，而所定者又有偏党模胡之失。”^[2]
在上述情况下，孙中山也认为上述报律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并令饬内务部宣布无效。他指出：“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3]
其实，绝对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对反革命的言论，如煽惑破坏共和国体者，加以限制和取缔，还是必要的。年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还缺乏资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他们盲目地模仿西方的“言论自由”。这样，就在实际上为—些反革命言论开了绿灯。
但是，总的说来，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即开放言论的政策，对破坏清政府的钳制言论的政策，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12年，全国报纸约达五百家之多，其中北京五十家，上海十五家。一些中等省会城市，也都有许多家报纸，如广州有十三家，福州有十一家，南昌有八家，甚至象扬州、常州、无锡、南通、绍兴、汕头、烟台、常德等城市，也都各有一两家报纸^[4]。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