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政策

元朝商业极为繁荣，原因很多，其中元朝的重商政策作用重大。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畜牧生产的局限性，使他们不可能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历来有重商的传统。战争使元朝南宋之间的榷场时开时停，对越境私贩，均予宽宥。中统二年(1261)八月宋私商七十五人入宿州，吏议处罚，可是忽必烈“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议。”这类获私商后“命释之”的事很多(《元史·世祖纪》)。入主中原后，在“安业力农”的同时，注重发展商业。一、减轻商税。至元二十年(1283)七月，“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至元二十二年(1285)五月“减上都商税。”同年六月，“诏减商税。”为了鼓励内地商人到民族地区做买卖，对去上都的商人，“置而不征”,免税待遇。西域商人不承担杂泛差役(《秋涧集》卷八八)。二、保护商贾安全。“国初盗贼充斥，商贾不能行，则下令凡有失盗去处，周岁不获正贼，令本路民户代偿其物，前后累计，动以万计”(《元文类·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政府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州郡失盗不获者，以官物偿之。”甚至派部队、战船护送商贾。对江湖盗贼，组织专门的围剿。保护商人安全，成为官员的要务。三、保护商贾资财。《元史·刑法志》)规定：诸漕运官，辄拘括水陆舟车，阻滞商旅者，禁之。”严禁“拘雇商车”“所拘商船，其悉还给。”救济商贾困难。因战争阻隔的商旅“给资归使(《牧庵集》卷十九《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据其牲畜头数，畜给一石”(《牧庵集》卷二十)因官吏买商旅货物，不付给价款。政府“出钞四百万贯偿之”(《元史》卷一四二《彻里使张公神道碑》)。四、政府代偿高利贷。《元史·太宗纪》载，当时部分官民因借贷失去偿还能力，“诏以官物代还，凡六万七千锭。”《元史·史天泽传》载，当时民贷钱于西北贾人，“民不能给。天泽奏请官为偿。”为了不使贷钱者受损失，政府代民还债。五、元朝尤其重视海外贸易，制定了一系列海外贸易政策。(参见“海外贸易政策”条)。由于政府多方扶持，关心商人与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生产。例如：景德镇的瓷器、松江棉布、普洱茶、福建荔枝供应全国、有的远销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