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组建革命政权成为首要。但由于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客居香港，革命党人一时呈群龙无首状态，只得推黎元洪就任湖北军政府都督。1911年10月11日晚，由革命党人蔡济民等组成的谋略处召开会议，决议宣布中国为“共和的中华民国”,废除清王朝年号，“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从而最早揭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帜，开始了民主共和政体的创建。稍后，湖北军政府发出《布告全国电》,明确地呼吁全国18省父老兄弟，“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同时宣布湖北全省各地方一律改为共和政体。
随着各省各地区军政府(有的称都督府)的相继建立，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组建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这一活动是在武昌与上海两地分别进行的。
11月7日，湖北都督黎元洪以“义军四应，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为由，向各地军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电。9日，又署衔通电各省，请派全权委员，赴鄂组织临时政府。
在此前后，上海的原清政府体制内立宪派要人也在频繁活动。还是在10月下旬，林长民即已致函湖北的汤化龙，策划联合反正省份组织统一的联合政府①。1 1月11日，张謇、赵凤昌、伍廷芳、温宗尧、雷奋、杨廷栋等会集“协计临时议会”,以取代谘议局联合会，并于当日由程德全、汤寿潜出面，联电沪督陈其美，援引美国独立战争时召开“十州会议总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具体措施为：“各省旧时谘议局”和“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常住上海，“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②。12日，他们即用苏、浙两省代表名义，电请全国各省派代表来沪，会商组织临时政府。为争取主动，张謇还设计了“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方案，暗留下袁世凯执掌新政权的伏笔。由于武昌的电报在不同的地区分别有所延误，各省又多就近遴派本已在沪的名流为代表，至15日，已有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湖南、上海等处代表在沪集会，议决会议名称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沪督陈其美等同盟会党人，基于同光复会搞磨擦，与武昌方面争高下的需要，竟也全力支持这个联合会。于是，便形成了武昌和上海两个筹建全国政权的中心。
两个中心，都有各自的打算，并且分别代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前清立宪派、在籍或寄寓的达官显宦及绅耆名流的不同利益。但这一时期，上海方面的意见还是体现了关于仿照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思想，这在陈其美邀各省来沪的通电中表达得非常清楚：“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会议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上必经之阶段。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1 1月17日，上海方面得知武昌也发出了商组临时政府的电报后，当即决定，以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名义，致电黎元洪和黄兴，要求会议在沪举行。20日又议决：“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③这实际仍是执行张謇所设计的“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方案。
武昌方面同意上海方面提出的仿照美国会议的方法，认为这是“一定不易之办法”,但对开会地点表示异议。是时，黎元洪在湖北军政府的地位已经初步稳定，聚集其周围的不仅有一批旧官绅，还有孙武为首的一派革命党人，实力也很可观。所以答复上海方面说：“既以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自应在政府所在地。府、院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④并派居正、陶凤集等赶赴上海，力争各省代表会在湖北举行。
在此形势下，上海方面感到不宜再坚持原议，同意各省代表均赴湖北，但又议决：“各省代表赴鄂，宜各有一人留沪；赴鄂者议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⑤
11月底，共有11省代表23人陆续到达武汉。30日，第一次会议在汉口英租界的顺昌洋行内举行，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12月2日，议决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选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起草员；又议决如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2月3日，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大纲》第一章“临时大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统率海陆军”之权；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任用各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使”等权力。《大纲》第二章“参议院”规定：“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院议员组成”;参议院之职权除第一章所列者外，尚有“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检查临时政府之出纳”、“议决全国统一之税法、印制及发行公债”、“议决暂行法律”等权；“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会复议。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仍执前议时，应仍然照案办理”;“参议院未成立之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第三章“行政各部”规定设立外交、内政、财政、军务、交通等部。《大纲》最后规定：“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会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⑥
会议期间，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联合会即议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于7日内齐集南京，俟有10省以上代表报到，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⑦。
此时，留沪代表亦有活动，特别是陈其美、宋教仁等同盟会员，本对在武汉开会持有异议。于是，南京光复3日之后，就由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等出面，邀集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投票公推黄兴为“假定大元帅”⑧,即以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又举黎元洪为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仍驻武昌。汉口的代表对上海的决议自然不满，要求黎元洪以都督名义电请取消。但随着汉阳失守和南京光复，使得上海方面在筹建政权的竞争中增加了实力。为什么留沪代表有这样大的举措，据当事者回忆，这“完全是宋教仁、陈其美二人恐怕武昌真成了中央政府，于同盟会不利，所以鼓煽留沪的代表，扮演了这一幕滑稽戏”⑨。此外，还由于袁世凯的暗中活动。据有些记载称：各省代表在汉口会议时，袁世凯就已通过秘密活动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英驻汉口代总领事戈飞等人的疏通，使代表会议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⑩不过，在上海与武昌两个筹建政权的势力集团中，袁世凯更倾向于前者，因为他早已与关系密切的张謇等人达成了某种默契。还是在上海方面电邀各省代表来沪聚会时，袁世凯就派人密访程德全，声称“北军要求以项城为大总统，南方先立政府，而后让与项城”(11)。依据袁的嘱咐，上海方面还设计了一个“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的临时政府方案(12),为日后袁世凯掌握政权提供了条件。
12月14日，到达南京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举汤尔和为议长，王宠惠为副议长，并作出决议于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但此时又传来袁世凯所派议和代表唐绍仪已抵汉口之消息，由鄂续到的浙江代表陈毅更在15日的会议上报告说：“唐绍仪到汉时，黎大都督代表已与会晤，据唐代表称，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13)于是，代表会乃于当天作出新的决议：缓举临时大总统，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并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追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
12月16日，黄兴以黎元洪等反对于前，在南京之江浙联军又持有异议于后为由，坚不就大元帅职。17日，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暂住武昌，其职由黄兴代理。并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又追加一条：“大元帅不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以副元帅代行其职权。”事既如此，黄兴更坚意不就，而黎元洪也不能前来南京，各省代表陷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议长“因病”在沪，副议长“因事”留沪，12月20日的代表会议不得不另举景耀月代理议长，并决议再函请黄兴来宁组织临时政府。21日，黎元洪致电各省代表，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程德全还亲自赴沪劝驾。但恰在此时，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乃表示组织政府“这等大事，应待总理(孙)归来决定”,遂再辞南京之行。
孙中山自11月下旬返国，12月21日至香港，预计25日抵上海。24日，经赵士北、吴铁城提议，南京会议决定派人到上海欢迎，并由议长指定马伯援、王有兰、许冠尧三人赴沪，同时决定29日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大元帅、副元帅问题遂悬而不议。
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后，立即和同盟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孙中山主张采取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则主张采取内阁制，设总理。孙中山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14)这一主张得到了黄兴的支持。同盟会的要员们还决定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为临时大总统，并由马君武著文在《民主报》披露(15)。
12月29日，南京代表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出席代表17省45人，规定每省一票，候选者资格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由议长按省分次序逐呼省名，依次投票。开票结果，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代表会当场决议：各省代表具签名书，交正副议长，到沪欢迎临时大总统来宁。孙中山在沪得知当选消息后，立即复电南京各省代表，表示接受，又致电各省都督：“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自顾材力，诚无以当……。”(16)以国家元首而自称“公仆”,充分显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与封建帝制的根本区别。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使得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五十余日的政权争夺暂时告一段落，但风波仍未平息。在临时政府的首脑问题解决后，这一风波主要围绕修改组织法而展开。当《临时政府组织法》宣布时，就有许多人不满意，或以为遗漏“人权”,或以为不应该将行政各部死板地规定在有宪法性质的根本法内；解释者则以为这是一种临时政府组织法，有效期间很短，第二十条规定六个月以内召集国民会议，届时当另定完全的宪法。但是因为权力的分配问题：一个总统职位，五个部长职位，实在不足分配；而组织法又是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教仁日常是主张采用法国式的内阁制，因此宋教仁主张修改最力。在选举临时大总统以前，宋教仁曾宴请各代表，演说必须修改的理由，但是赞成的人很少。及至孙中山就任的前一天，宋教仁又与吕志伊、居正等联合提出修正案，主要内容有：原第一条临时大总统之下，加副总统，改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皆由各省代表选举之，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原第五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并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各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原第十七条全删，行政各部改为国务各员，另拟第十七条为：“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副署之。”以上诸项，将总统制改为国务员负责的内阁制成为争执的焦点。是时，有宋教仁想做内阁总理的谣传，于是有人误会宋教仁主张修改《组织大纲》纯系为自己打算，攻击其竟至不遗余力。议决结果为：原第一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皆由各省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原第五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职员；但制定官制、官规及任命国务各员及外交专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认真分析这一修正案的实质，就是只承认增加副总统和国务员的设置，而不许责任内阁制出现，换言之就是要打击宋教仁。
《组织大纲》修正后，1912年1月3日即选举副总统，黎元洪当选。同一天，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向各省代表会提出国务员九部人选：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内务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章炳麟、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这一名单，已经是孙中山向立宪派让步的结果，但他们仍不满足。名单在代表审议会上一提出，就遭到一部分代表的反对。他们绕开无法动摇的黄兴而反对宋教仁长内务，反对王宠惠长外交，要求将外交部让给“素主立宪”的伍廷芳，并示意由程德全长内务，汤寿潜长交通。因外交、内务两部是左右政局的重要部门，所以立宪派极力争夺，不肯轻易放弃。黄兴乃向孙中山提出变通的办法：“在今日情势之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决反对遯初长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长内务，蔡元培长教育，秩庸(伍廷芳)与亮畴(王宠惠)对调。”(17)孙中山无奈，只好同意更换内务、教育人选，但坚持自己直接控制外交，“伍、王不必对调”(18)。并据此提出新的国务员名单：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英、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当日，这份名单得到了代表会的一致通过，南京临时政府于是宣告成立。从以上临时政府的人员组成来看，同盟会基本上保持了对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可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但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而且是一个革命的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中国资产阶级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改造中国的一次尝试。不过并非民主共和的“孙中山模式”,而是自由共和“宋教仁模式”的一次尝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宣告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建国方针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同时，《宣言》还具体地规定了临时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针。在内政方面，要求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分裂割据。宣言》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各省“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在外交方面，主张海关自主和反对领事裁判权，并在《宣言》中提出：“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趋于大同。”(19)孙中山满怀激情地号召全国人民，克服险阻。奋勇向前，“必使中华民国基础确立于大地”(20)。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中华民国的诞生。这不仅结束了267年的清朝统治，还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