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文 |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 |||||||||||||||||||||||||||||||||||||||||||||||||||||||||||||||||
| 释义 |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自1935年夏季起， 日本侵略者策动的华北五省自治逆流，一度甚嚣尘上，很快成为举世瞩目的一大焦点问题。 当时的华北地区，包括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市。这里不仅是中国边防的前沿地带，而且在全国农工商业、交通、财政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华北五省面积为101.9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十一分之一；耕地面积约3.16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据1931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的调查统计，华北人口为7 620万人，为东北三省人口数的2.5倍，比当时日本全国人口(约7 000万)还多近700万人，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强。华北地区矿藏丰富，物产饶裕，交通条件又较好，固而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下表中的对比数字，①便铁一般地印证了“华北是我国政治经济的命脉和血管”,是“维持全中国生存的最主要的支柱”和“生命线”等说法，绝非夸大其辞！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华北的图谋由来已久。早在1931年4月，石原莞尔在《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对美战争计划大纲)》中，就已提出，日军的占领范围可“依据情况区别决定，然首先可以预定为华中以北”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鲸吞了中国东北的大好河山，一方面又觊觎着华北。11月，日本陆军部起草了《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叫嚷要“扫荡沿海州及华北方面的敌军”,并计划向华北派遣四个师团，“迅速平定平津一带”③。1932年8月，石原莞尔在《经略满蒙之我见》中，直接提出日本应占用“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即在经营东北的同时，还须“开发”中国本部，首先去“开发”华北。
1933年春，日军侵占热河，兵锋直指平津。板垣征四郎等人即制订计划，企图收买华北反蒋派军政要员，排挤国民党中央势力，然后建立地方傀儡政权，定名为“华北联治政府”。到了5月初， 日陆军参谋本部向平、津特务机关下达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要求“依靠关东军之武力继续实行强压，以此为基调实施相对应的对华北的方策，使现华北军政官宪真正屈服或导致其瓦解，并迫使满华国境附近的中国军队撤退，确保该方面的安定”。为此，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必须“分别进行，促使其更加分立”④。不过，在这一时期，日本主要着眼于通过“讨伐肃正”等办法来占领、消化东北地区，未敢旁骛，“开发”华北云云，尚未能真正付诸大规模实施。 《塘沽协定》签订后， 日本以武力为后盾，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对华北实施大规模的侵略扩张活动。1933年7月6日， 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明确规定：“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⑤9月25日，日本海军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其“对华北方策”的基本点，就是要“通过履行停战协定，根绝抗日排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党部势力等，使华北的空气转向亲日”;进而使之“逐渐在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令之外，恢复同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10月2日，日陆军省提出的《帝国国策》,同样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11月30日，陆军省提出对内阁的《帝国外交政策》的最后修正案，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⑥。至此，日本分离华北的政策已经越来越明朗化了。 1934年4月17日，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公然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占东北的谴责，赤裸裸地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不许他国染指。这就是所谓的“天羽声明”。当时，世界舆论抨击说这是“日本的东洋门罗主义宣言”,对之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日方曾一再进行狡辩和解释，宣称“日本没有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的意图”。可在第二天，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却向陆军参谋本部提交了名为《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强调“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⑦。12月7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官员协商后，制定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确定日本在华北的宗旨是要“形成南京政权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势”,不论将来的华北政权由谁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华特殊关系”。当时， 日方设想的华北政权，大致有四种：(1)华北五省独立；(2)华北五省自主；(3)河北省中心自治地带；(4)局外中立裁兵地区设立。其实，这几种结局，均不外乎“亲日”、“自治”而已。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华北问题必须整个解决，要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现当前则宜采用旁敲侧击的办法，“逐步前进”⑧。 1935年上半年，随着广田弘毅伪善外交的展开，以及蒋介石对日中“亲善”、“提携”的响应，似乎中日关系“已有急速好转之机运”⑨。5月17日，中日使节正式由公使升格为大使。然而，在伪善言辞的掩护下， 日军及其特务机关却在加速进行着分离华北的工作。后经张北事件、察东事件及河北事件的交涉，以《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为依据， 日方终于实现了把国民党中央势力逐出华北的计划，由此掀起了华北自治运动的高潮。 最初， 日方曾对一些失意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寄予厚望，切盼他们能东山再起，“领导”自治运动。但日特机关对这些人的拉拢活动，却均未奏效。接着， 日方把目标对准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企图利用他们历史上反蒋的纠葛及贪图权势、地盘的心理，假其手而达成“自治”。日本物色的第一批猎物，便是阎锡山和韩复榘这类拥有一省地盘的土皇帝。为此， 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曾多次派人赴太原活动， 日驻北平武官高桥坦亦亲赴山西施展其谋略，以笼络阎锡山。9月20日， 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天津散发了题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奇异”小册子，“揆真实则不外力征经营，以实现彼方之传统的大陆政策”⑩。23日，日本冈田内阁通过了“实行华北自治”的决议。次日，多田骏又发表谈话，公然鼓吹：“(一)华北五省应结合成一联合自治政权；(二)交日本指导；(三)彻底扫除反满抗日分子；(四)建立经济独立单位；(五)与南京政府彻底绝缘；(六)联合五省实力共同防赤；(七)吁请华北人民速起倒蒋自救。”(11)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代表性文件。该声明在报纸刊出后，舆论界哗然，中国政府曾提出严重抗议，但日方却置若罔闻。10月4日， 日本外、陆、海三相经过协商，再度确认了分离华北的政策。在此前后，多田骏等四处奔走，游说韩复榘、阎锡山、商震、宋哲元等人携手自治。与之相配合，日特机关则竭力怂恿、支持华北的在野政客、军阀带头发难， 日本浪人、特务也纷纷到各地收买土匪、汉奸、流氓兴风作浪。 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也奉命赶到平津，联络日、朝浪人，策划破坏交通，进行暴乱。一时间，“华北自治”恶浪滚滚，如铺天盖地而来。 为了安抚华北实力派，尤其是为了稳住阎锡山，蒋介石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中途特意绕道，先于10月12日在开封会见了宋哲元的代表王式九。蒋当着王的面，一面对宋哲元发出警告，一面安抚要宋保持长城抗战的荣誉，并称今后中央一定还要重用宋哲元，以示笼络。次日，蒋介石飞抵太原，向阎锡山许诺：只要阎能说服华北将领，使之团结起来，将来即以阎为华北政治分会的首领；进行此项工作的费用也由中央负担，华北将领若能以阎为首领，中央更会把华北的财政、外交大权也交给阎。蒋的安抚，立时见效，阎决定去南京出席四届六中全会，以表示“服从中央”。稳住阎锡山后，蒋介石于10月15日飞回南京，立即电告奉命留在北平的参谋次长熊斌，“阎主任态度光明，志意坚定，绝非已往之时可比，中可断定晋绥决不为日方威逼利诱所能屈……”(12)要求熊斌马上将此转告宋哲元等人。熊斌接电后，立即分赴各地，先后晤见了宋哲元、韩复榘、青岛市长沈鸿烈、商震诸人，通报蒋阎会见情况，转达蒋氏意见，阎“对华北全局自甚关切”,“请明轩、启予兄随时予之切商，并推重之”。蒋还让熊斌转告韩、宋：“只要华北各主官团结坚忍，则彼即无所用其技矣。”“然最后之处置决心，不可不坚定，则成竹在胸，即可主动在我，一切运用皆可自如”。并表示，只要他蒋介石“在中央一日，必对华北负其全责，决不使华北各同志独任其难”(13)。由于在10月8日和15日，商震两次电告蒋介石，称宋哲元个人“态度尚稳”、“尚有民族意识”,但其部下数人“行动不检，不无可虑”,秦德纯、萧振瀛等又“极欲乘时活动”,“力主与日合作”(14)。故蒋介石生怕宋哲元被日方拉下水，乃托熊斌特意转告宋，称何应钦在不久将重返北平主持政务，劝宋在对日交涉中“切勿自作主张”(15)。 就在蒋介石忙着安抚华北地方首脑的同时，香河事件却因日人的插手而越闹越凶。自香河县政府宣布增征土地附加税后，劣绅武宜亭、武真华父子即联络安厚斋、胡承武等人，欲借民心波动之机，聚众抗税。 日驻天津特务机关获讯后，认为这是“华北的有识之士从心底里产生出的华北自治的迫切愿望”(16),便决定策动香河自治，一则对平津与河北造成威慑力，再则可树立一个“民众倡导自治”的典型。至10月21日下午，在日本宪兵、特务、浪人的煽动、帮助下，武宜亭一伙率暴乱队伍占领了县政府各机关，接管了县四门的警戒。次日，武宜亭等拼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并派人到处张贴、散发“香河县人民自救自决宣言”。 香河事件引来了“华北人民自救会”、“华北人民急救会”等伪组织的纷纷出笼，并群起鼓噪响应。10月23日，国民政府命河北省主席商震对此“妥为处置”,“万勿任其扩大”,要求“于外交中得一根本解决办法”(17)。25日，商震与日方几经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 日本放弃了对武宜亭一伙的支持。原来， 日本陆军省已在24日召开过非正式军事参议官会议，川岛陆相、桥本次官和杉山参谋总长均认为，因各国驻北平外交人员对香河事件极为关注，日本又只能采用“民众倡导自治”的隐晦策略，在背后暗地里使劲，故事态扩大后日方也获益不大。会后，陆军省发言人宣称：香河事件将来无发展之可能，“可望依华方当局之手使之平息”(18)。由此，商震才能较易取得日方谅解。随后，商震放手调兵敉平了叛乱，迅速恢复了香河的正常秩序。 大略言之，喧嚣一时的“华北联省自治”计划，无论是多田骏的上层游说，还是日特操纵的下层汉奸、土匪暴动，很快均遭到了惨败。既然晋鲁两省当局已“听命中央”, “联省自治”显然成了镜花水月。因此， 日方改弦更张，调整计划，开始把宋哲元系定为带头“自治”的重点策动对象。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在此时被调来华北助阵。土肥原认为，宋哲元系原西北军将领，既拥有相当实力，又与蒋介石积有宿怨，他与阎锡山、韩复榘等人“在不欢迎蒋介石的中央集权制上是一致的，这一点与日本军部驻外机关的利害也是一致的”。相形之下，“只有宋哲元处于比较地可以免除南京的直接压力的立场”(19),故属于日方实施“华北自治”战略的最理想人物。基于此，土肥原极力劝说多田骏，暂停四面开花式的“联省自治”方案，而改行中央突破型的由点到面的自治策略。即：先集中全力策动宋哲元搞成冀察平津“自治”的局面，再利用宋的影响力及平津的特殊地位，带动晋、鲁、绥诸省，渐次加入“自治”。10月底，土肥原的新方案得到了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从此，宋哲元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10月29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以第226—229号公函，分别致宋哲元等人，要求迅速彻底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土肥原又以“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名位，对宋哲元进行试探和引诱。11月初，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制改革。11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派高桥坦出面，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要纲”,要求禁止华北现银南运。在征得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同意后，土肥原径向宋哲元提出了新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该方案确定，新的自治政权定名为“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其领域包括华北五省与平津两市；政权首领为宋哲元，总顾问为土肥原。同时，该政权在经济上“与日满结一单位”;金融上“脱离法币制度”,“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金融发生联系”;信仰上“代以东洋主义”;外交上“亲日防共”等。(20)土肥原限宋哲元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武力夺取河北、山东”。 此前，蒋介石迭电宋哲元，既鼓励宋要坚决顶住压力，“益加忍耐，幸勿为威胁所动”(21),继续“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与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异动”,一切须“听从中央”,但却提不出应付的具体有效办法。11月11日和13日，宋哲元和韩复榘相继发出“真电”和“元电”,公开要求国民党“当机立断，毅然主持。克期结束训政，开始准备实施宪政”,“将政权奉还于国民”(22),流露出要实行“自治”的危险苗头。此时，关东军又令第一混成旅团迅速集中，准备攻击华北。从15日起，日军有四个师团相继由锦州调往山海关。次日，商震不堪忍受日方的威逼纠缠，干脆装病躲入保定医院“避难”,并打算率部退往河南。一时间，华北河山，危在旦夕。 值此关头，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以挽救华北危局。其一，蒋在16日电示宋哲元，勖勉他“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认为“国家存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仍以百折不挠之精神与以不卑不亢相周旋，如能以最大之忍耐，而加以最后牺牲之决心出之，则无不可为之事”(23)。次日，宋复电蒋，陈述华北局势“危险万分”,“刻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他表示，对于“自治”、 “脱离中央”这等丧权辱国之事，哲元“决不去作”。但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能永久”,故望中央“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24)。其二，蒋派自己的对日私人顾问张季鸾赴北平探听虚实，观察动向，以确定适当的对策。其三，国民政府向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增派军队，集中了几个师的中央军，借口在南京附近举行大演习，调军缓缓北上，摆出了一副准备武力制裁“自治”的姿态。不料，关东军立刻作出反应，迅即在山海关、绥中、锦州地区集结了六个空军中队，赤裸裸地表示：“将不惜用刺刀威胁持观望态度的华北将领，使其必须断然实行华北自治。”(25)11月19日，日方又策动“河北各县代表联席会议”、“中华民主同盟会”、“国民自救总会”等伪组织，联名致电支持、响应宋哲元的“真电”。宋在内外交迫状况下，以探望老母、料理家事为由，于20日晨秘密离开北平，躲进了天津的寓所。其四，蒋介石又指令中国驻日大使代办丁绍伋，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日方制止土肥原等人分裂华北的行动。19日，宋致电蒋介石，表示欲在(一)不干涉内政，(二)不侵犯领土主权，(三)平等互惠三条件下，对日“作进一步亲善表示”(26)。到天津后，宋哲元又电告国民政府，“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处于在11月20日至22日之间不得不宣布自治的苦境”(27)。然而，蒋介石在19日晚已获悉“日本内阁与元老等恐惹起国际纠纷，不准行使武力”的情报；也得知了日本军部认为，华北“自治”,“以本月20日为期，似嫌过早”,规定“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要求过高”等消息，顿时如释重负。当晚，蒋电示宋哲元，要宋“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28)。并称“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的资格”,令宋“立即停止与土肥原的谈判”。在另一封复电中，蒋介石又严厉训斥宋哲元，“来电所称，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之下，以不干涉内政，不侵犯领土主权及平等互惠为限度”对日协商，“这正中彼方诱陷之毒计，因不干涉内政等三语，乃国家与国家间之交涉，如据此语与之磋商，即与拥护中央系统之原则相抵触”,且已“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而将愈为对方所劫持，纠缠靡已”(29)。20日晨，蒋又致电商震，告诉他“切勿赴平”;“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之可能”(30)。当天，萧振瀛在北平奉宋哲元命向报界宣布：“华北事件停止谈判”。又正式通知土肥原：“不能于20日宣布自治。” 21日，土肥原赶到天津，又要求宋哲元在30日前宣布“自治”。两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奉命向日驻华大使有吉明申明：“中央绝对不能承认华北独立之自治运动”;要求日方速令土肥原离开华北。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有吉大使，严正指出：“查所谓自治运动，乃出于少数不良分子勾结三数日本军人之所为，决非华北人民之公意”;该“自治”闹剧，“早为全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此种不法行为，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危及中国领土主权，中国政府与人民决难容忍！”照会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对于此等日本军人之非法行为，立予严切制止，并饬令土肥原等即日离境，以遏乱源”。 策动宋哲元宣布“自治”的计划破产后，土肥原便降而求其次，把突破方向和策动目标移向了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身上。11月23日，土肥原与殷汝耕就建立冀东“自治”政府问题作了密商，二人一拍即合。次日，殷发表了亲日反蒋的“自治宣言”。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正式成立；殷汝耕发表通电，鼓动宋哲元等起而效尤，反蒋“自治”。当天凌晨6时，日本特务机关组织五百余名流氓，手持枪械、棍棒在天津东马路集合，占据宣讲所，打出“民众自卫团”招牌，到处抛撒传单。随后，分头游行至天津市政府和保安司令部门前示威，狂呼“要求自治”、“交出政权”等口号。 当此危疑震撼之际，宋哲元于25日下午公开宣布：“一切均听中央命令，在辖境内如有扰乱治安的举动，不惜以武力解决。”(31)次日上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紧急会议，作出决议：“(一)北平军分会应即撤销，其职务由军委会直接处理；(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令冀省府将滦榆区专员殷汝耕免职拿办；(五)决议：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着即撤销，其职务由冀省府直接处理……”(32)当晚，国民政府发布了对殷汝耕的通缉令，要求河北省府对殷逆“迅予免职，严行缉拿，依法惩办”(33)。日方扶植殷逆，意在诱使宋哲元随之“自治”,故其军部“陆满684号”强调，“建立华北自治政权，首先应以华北实力者为中心”(34),并幻想“宋哲元之蹶起，亦将为确定的事实”,如此，“则冀、察两省之自治必急速进展”(35)。所以，日方以多种方式劝说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企图让殷做宋的部下，共同进行“自治”。为了给宋哲元施加压力，日军和日舰源源不断开抵平、津、塘沽，甚至强占丰台和天津机场；平津一带各种伪“自治”组织竞相登场，汉奸、 日朝浪人鼓唆地痞、流氓到处请愿、示威，四处肇事。平津治安顿形混乱，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11月27日，宋哲元致电何应钦：“中央与日本未谅解，则实感应付困难。”29日晚，宋又电蒋介石称：“忧患叠乘，情势危迫……刻下民情愈益愤昂，城乡市镇，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遏抑，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综衡情势，似非因势利导，别有以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纵外患不计，亦内忧堪虞……”(36)12月1日，北平市长秦德纯、天津市长程克也向蒋发出了告急电。而青岛市长沈鸿烈在29日给蒋的密电中透露：日方意欲迫使商震离津，“使宋继任商职，掩有察冀两省，即迫宋宣布自治。”(37)眼看着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已呈朝不保夕之状，蒋介石急忙于26日密派刘健群火速北上，去阻止宋哲元在30日与中央“摊牌”和“自治”。11月30日，蒋又不顾日方反对，通过紧急会议，派何应钦北上“体察情势，负责处理”。 何应钦动身前，国民政府决定了处理华北问题的四条原则：“一、如情势许可，即就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否则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二、冀察政务委员会组织以适应北方特殊情势为标准，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三、冀察一切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必须保持正常状态，不得超出中央法令范围以外。四、绝对避免自治名义与独立状态。”(38)随后，南京当局派陈仪、殷同沿津浦线北上；何应钦、熊式辉等则经开封、保定，与刘峙、商震晤谈后，于12月3日抵达北平。对于何应钦的北上，日方惟恐宋哲元会因此而更靠近南京政府，故取排斥态度。日军部曾训令：“对何应钦等来华北，我方拒绝予以会面，不予商谈。”宋哲元等人则因地盘、权力等因素的影响，亦对何氏北来反应冷淡。何应钦一行在北平四处碰壁，既屡吃日方的闭门羹，又常遭华北当局的白眼相待，交涉诸事，竟一筹莫展。何应钦权衡再三，只好采行中央的第二套预案， 自己不就任驻平长官一职，允准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万福麟、王揖唐、刘哲等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并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39)同一天，又正式宣布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瀛任天津市长。12月18日上午8时，在万木萧瑟的凛冽寒风中，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 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半独立性政权组织，土肥原和许多日本少壮军人颇感失望，他们认为，这离使华北脱离南京、成为“特殊化地区”的预定目标相差太远。但是， 日本政府和军部则鉴于“华北自治”运动已引起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反日浪潮正滚滚而来；国际上， 日、苏间频生冲突，英美又对“华北自治”反应强烈；举目四顾，则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才令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暂且降低“自治”要求，接受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自然“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具体步骤则是“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40)。日方自信有能力，用“循序渐进”方式，逐步推进“自治”,否则，“如徒然为扩大区域，或一举而完成理想的分治而操之过急，反而会增加纠纷，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并且其结果会与迅速形成有利于反苏阵势的想法相反”(41)。因此，日方幻想着，要把这个“宋哲元政权”逐步改造成“满洲国第二”,使宋哲元充当货真价实的傀儡。由此，“华北自治”的声势有所收敛，但日方的侵略扩张却绝不会停止。 12月20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张群与日驻华大使有吉进行会谈，张群曾要求日方停止策动“华北自治”分裂中国的活动，但毫无结果。12月底到1936年1月底，借伪蒙军李守信部侵占察北六县一事， 日本外交人员又四处奔走，在河北各县煽动“自治”。宋哲元与土肥原之间，就冀东伪政权、察北六县等问题的谈判，也陷入僵局。2月26日，宋哲元的特使石敬亭在南京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公开表明立场：“冀察当局认为欲中日亲善互惠，当须以平等为立场，冀东为我国领土，倘不予以收回，其他问题实无磋商余地。”(42)3月23日，宋哲元下令：“冀察平津各省市政府，以未经立案而企图活动之非法团体，计有 ‘冀察各县自治代表联席会’、 ‘河北省民众自治协会’……动机不纯，诡幻惑众，应即严予解散，所发邮电，亦一律扣发”;“嗣后凡未经合法立案之团体，均将予取缔。”(43)在此期间，宋哲元与南京间信使往来频繁，对日方则态度渐趋冷淡，使日本当局不得不承认改造宋哲元的计划落空，对促成宋哲元与殷汝耕合流亦丧失了信心。 随后，在四五月间关于华北中日“共同防共”问题的谈判中，宋哲元又拒绝“协助”日军当局。这样，日本军政两界均感到，“改造”、利用宋哲元的希望万分渺茫，遂决定实力驱宋，改由曹锟另组华北政府，或令陆宗舆、齐燮元、李厚基等组织多头政权。然而，华北军民同仇敌忾，抗日情绪十分高昂，二十九军又严阵以待；那些亲日的旧北洋军阀早已丧尽人心，且无实力，故日方武力驱宋只是一厢情愿而已。6月下旬，日本又企图以亲日“文治派”人物、北洋老政客王克敏，组织“华北五省特政会”以取代宋哲元。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系统上层人物，软硬两手，双管齐下，使王克敏在北方无法立足。至9月中旬，“以王代宋”的阴谋又胎死腹中。 1936年8月11日， 日本制订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决定进一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其推行手段则更注重于“经济提携”的方法，以此来诱惑宋哲元集团。当宋氏与日方稍有妥协性接触后，社会舆论便纷纷指责和规劝宋哲元。舆论界的激烈批评，促使宋哲元猛醒。此后，随着国民政府对日态度的逐渐强硬，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强烈呼声的感召下，统治冀察平津的宋哲元集团逐渐态度明朗。他们多次拒绝了日方的“自治”要求，同时整军经武，秣马砺兵，全力防御北疆。最终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统率二十九军官兵，充当了抗击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的先锋，用鲜血谱写了中国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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