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自治”事件

在“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签订后，日本便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在内的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在关内制造第二个“满洲国”。9月24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公然声称：“依靠华北民众的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并存的基础。”并宣布日军对华北的三点态度：“(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为此，必须改变和建立华北政治机构”^[1]。多田声明集中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
多田的分离华北言论，不仅反映军部侵华激进派的思想，而且也得到陆相和日本内阁的支持。9月28日，陆相川岛义一综合陆军各方面的意见拟定的《鼓动华北自主案》提交给内阁，并于10月4日获得正式通过。这样，日本分离华北的活动提上了日程。
日本分离华北的活动，即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是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共同导演，由驻屯军参谋人员及驻华武官穿梭于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等地具体策划的。10月，土肥原带着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分治华北的使命到华北。其计划是：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土肥原将此计划上报关东军，并得到批复：“最迟11月中旬，对宋哲元工作必须搞出头绪。”^[2]土肥原按此计划开始谋略工作，他先是将领导华北“自治”运动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滞留华北的失意军阀吴佩孚等身上，但未成功。他又把目光转向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但阎锡山在民族危机的刺激、蒋介石的安抚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没有坠入日本的圈套。土肥原策动阎锡山失败后，又把目标转向宋哲元，他向宋哲元等人提出要求：(一)政治方面，通电宣告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政府所任命的华北官员一律罢免，并控制北平、天津的反对华北自治言论。(二)经济方面，建筑津石(天津至石家庄)铁路，修改天津海关税则，便利日货输入，打击英美贸易^[3]。宋哲元拒绝了土肥原的要求，并在10月19日发表公开谈话，说他就职后即奉中央睦邻令努力进行，在互不侵犯、平等的原则下与日本交涉，决无文字或口头上之任何秘密条件^[4]。土肥原乃商妥关东军出兵威胁，并于11月11日向宋哲元提出限令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五个师团的兵力攻取河北，六个师团的兵力攻取山东。
土肥原一方面对二十九军军政官员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操纵汉奸进行“自治”活动。他于11月19日策动汉奸组织所谓“河北民众代表联席会议”、“中华民主同盟会”、“国民自救会”、“山东人民自治协会”、“绥远军政自治协会”、“河北全省人民自救会”、“察绥商民联合会”、“天津工商联合会”等团体，联名致电北平宋哲元、保定商震、山东韩复榘、太原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北平秦德纯、天津程克、青岛沈鸿烈等，要求开放政权，允许“自治”^[5]。这些所谓“民众团体”还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五全大会，要求“自治”^[6]。同时，停战区各机关、华北新闻公会、各学校在殷汝耕鼓动下，也出现了与之相呼应的舆论^[7]。一时间，华北“自治”的叫喊声甚嚣尘上。
关东军与驻屯军均全力配合土肥原等人的活动。11月12日，多田骏军司令官飞往济南会晤韩复榘，次日又有十余名日军将校至济访韩。韩复榘乃于11月13日向国民党五全大会发出要求开放政权的通电。而关东军也于11月12日向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长发出命令，令独立步兵第一联队等部于11月13日前在山海关附近集中，准备进入华北^[8]。同时，日本海军还命令巡洋舰、驱逐舰驶往天津大沽口^[9]。日本飞机则连续侵入北平上空。这是关东军以陆、海、空军三方面之示威指向宋哲元，从而表明日本侵略势力已经不惜动用武力来策动华北“自治”运动。
宋哲元接到土肥原限期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的通牒后态度有所软化，宋以平津卫戍司令名义于11月11日向国民党五全大会发出要求结束训政、开放政权之通电^[10]。13日，宋哲元又向南京政府发出电报说，“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处于在11月20日至22日之间不得不宣布自治的苦境”^[11]。到19日，宋的态度进一步软化，甚至准备向日方妥协。当日他给何应钦的电报说：“刻下环境至为明显，似非少数军人自由之行动，彼方要求，必须华北脱离中央，另成局面，迭经拒绝，相逼益紧，不得已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之下，与之研商，以(一)不干涉内政，(二)不侵犯领土主权，(三)平等互惠为限度，作进一步亲善表示。”^[12]所谓“进一步亲善”,实即准备“自治”的同义语。此时华北情势遂呈现空前紧张，外交部驻平特派员程锡庚于11月18日报告南京说：“华北新组织因彼方威迫限20日以前实现，否则将自行办理。现当局陷于不得不屈服之势，华北政局变化恐难幸免，唯地方尚称安谧。”^[13]
面对华北河山瞬息变色的危急关头，南京政府在军事、外交方面予以应付，采取挽救危亡的措施。11月10日即宋哲元发出真电的前一日，蒋介石特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保定、北平，对宋哲元、韩复榘称：“中央政府对华北的具体方案已经决定，故为局部自治或独立运动而狂奔极为不利。”^[14]蒋介石还接连致电宋哲元，勉励宋在日本武力威胁和政治压力面前，“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并说“国家存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仍以百折不挠之精神与以不卑不亢相周旋。如能以最大之忍耐，而加以最后牺牲之决心出之，则无不可为之事”^[15]。在11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南京政府其他要人也纷纷致电宋哲元予以鼓励。这时，蒋介石根据五全大会的精神，作了军事与外交上的部署。在军事上，以“在南京附近进行特别大演习，集中了几个师，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沿陇海线北上佯动，又准备了许多军用列车”^[16],摆出将要北上的态势；在外交上，指令中国驻日使馆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制止土肥原分离华北的行动，同时密切注意日本的动向。当蒋介石于11月19日晚得悉“日本内阁与元老等恐惹起国际纠纷，不准行使武力”^[17]的情报后，立即电示宋哲元，告以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的资格，令立即停止与土肥原间的谈判^[18]。第二天，蒋介石还针对宋在19日给何应钦电报中提出的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下与日妥协的主张复电宋，严厉予以斥责说：“来电所称，拟在中央系统之下，以不干涉内政，不侵犯领土主权及平等互惠为限度”,是中了日本“诱陷之毒计”,“已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19]。这时，北平各大学的校长、教务长等五十余人，当面向宋哲元表示，他们一致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宋力撑危局，勿使国家领土主权招致分裂^[20]。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宋哲元于11月20日让萧振瀛向北平报界宣布“华北事件停止谈判”,并通知土肥原“不能于20日宣布自治”^[21]。土肥原逼宋哲元于20日宣布“自治”的计划遂告破产。其后数日内，土肥原对宋哲元继续加以逼迫，并怂恿冀东“非武装区”专员殷汝耕于11月24日宣布“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伪冀东防共委员会的建立，不仅使宋哲元获得拒绝即行宣布“自治”的借口，且触发了华北各大学教授的严词指责，以及学生抗日运动的蓬勃开展，英、美两国亦表示严重之关切。正是在以上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政府指示关东军，应对华北“自治”力谋轻缓之候。结果，在南京政府的主动提议下，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它是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虽隶于南京政府，但也为适应华北的特殊情况而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冀察政委会设立，使日本军方所期盼的“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设立的根据，土肥原扰攘数月之分离华北阴谋只得暂时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