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项穆的《书法雅言》

项穆，初名德枝，后更名穆，字德纯，号贞元，亦号无称子，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万历时官中书。为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子。穆承家学，故工书，明沈思考《陆沉漫稿》曰： “德纯书于晋、唐名家，罔不该会，而心摹手追者逸少，稍稍降格，亦不减率更令，故于 《兰亭》、《圣教》,必日摹一纸以自程督。”可知其书学倾向所在。所著《书法雅言》,为明代一部较有系统的书学论著，同时的李日华就说项氏“兼精八法，所著《书法雅言》,颇排苏、米近习，直趋山阴，识者韪之”(《六砚斋笔记》卷一)。可见时人即重此书。全书共十七篇，分为：书统、古今、辨体、形质、品格、资学、规矩、常变、正奇、中和、老少、神化、心相、取舍、功序、器用、知识。
项穆的书论中贯穿着中和的思想。“中和”本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体现，《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就说：“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刚柔协调为中和。项穆的书论也以儒学为本，他于全书中首标“书统”,以为 “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书既可发明六经，弘扬圣道，故其用不可废。项穆的书论即本于此种儒家功利的文艺观，而归于中和：
宣圣曰：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孙过庭云：“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审斯二语，与世推移，规矩从心，中和为的。( 《古今》)
任笔骤驰者，轻率而逾律；临池犹豫者，矜持而伤神；专尚清劲者，枯峭而罕姿；独工丰艳者，浓鲜而乏骨。此又偏好任情，甘于暴弃者也。第施教者贵因材，自学者先克己。审斯二语，厌倦两忘。与世推移，量人进退，何虑书之不中和哉。(《辨体》)
人之所禀，上下不齐，性赋相同，气习多异，不过曰中行，曰狂，曰狷而已。所以人之与书，得心应手，千形万状；不过曰中和，曰肥，曰瘦而已。若而书也，修短合度，轻重协衡，阴阳得宜，刚柔相济。犹世之论相者，不肥不瘦，不长不短，为端美也，此中行之书也。……临池之士，进退于肥瘦之间，深造于中和之妙，是犹自狂狷而进中行也，慎毋自暴自弃者。( 《形质》)
穹壤之间，莫不有规矩；人心之良，皆好乎中和。宫室，材木之相称也； 烹炙，滋味之相调也； 笙箫，音律之相协也。人皆悦之，使其大小之不称，酸辛之不调，宫商之不协，谁复取之哉？ ( 《规矩》)
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合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然中固不可废和，和亦不可离中，如礼节乐和，本然之体也。( 《中和》)
不知正奇参用，斯可与权。权之谓者，称物平施，即中和也。( 《中和》)
评鉴书迹，要诀何存？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宣尼德性，气质浑然，中和气象也。执此以观人，味此以自学，善书善鉴，具得之矣。( 《知识》)
可见项氏论书处处时时不忘中和的原则。如对古今问题，他既要求与世推移，顺应书法变化发展的趋势，又主张继承古法，不失规矩，故以孔子“文质彬彬”的论述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要求折中于古今文质之间，不能食古不化，也宜防止随波逐流。如对书法创作，书法风格的论述上他也无时不坚持折中的态度，如在轻率与矜持，清劲与枯峭，丰艳与骨力，肥与瘦，长与短，轻与重，刚与柔等问题上，他都要求能取中道，主张避免偏颇。因而他主张学书者先要能克己，也就是要克制自己性情的偏执之处。孙过庭《书谱》中就说过书法“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𠇹侹不遒， 刚佷者又倔强无润， 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说明由于人性情上的偏颇导致了书风上的局限，故项穆要求作书者能避免偏执而归于中和，克服狂狷而进入中行。故他论书也肯定规矩的作用，确立规矩的目的也在于求得中和之美，就像建筑宫室要材料相称，烹饪食物要众味协调，吹奏笙箫要音律和协，规矩就是为了达到这种和谐而制定的，它体现了人心皆好中和的倾向。项氏以为中和便在于协调，方圆得体，奇正参用，便是中和。甚至连评鉴书法也宜取不苛刻、不宽纵的折中态度，力求中和气象。可见他完全取儒家“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来论书，其中虽不免有迂阔之见，然也不乏辩证的思想。
项穆论书以中和为本，故标举雅正，而诋讥诡怪俗恶之书。他说： “《大学》之旨，先务修齐正平；皇极之畴，首戒偏侧反陂。且帝王之典谟训诰，圣贤之性道文章，皆托书传，垂教万载，所以明彝伦而淑人心也。岂有放辟邪侈，而可以昭荡平正直之道乎？”(《规矩》)这就是他提倡雅正的理论依据，其说显然一本于儒学守正的原则。他强调规矩格法，即意在要求不失典正。他在标举规矩的同时也立 “神化”一节以为 “书不变化，匪足语神也”。然而他所谓的变化是要在不失法度雅正基础上的变化，他说： “人之于书，形质法度，端厚和平，参互错综，玲珑飞逸，诚能如是，可以语神矣。世之论神化者，徒指体势之异常，毫端之奋笔，同声而赞赏之，所谓何浅陋者哉。”可见他所谓的神明变化不是指趋怪求异，任意奋笔而书，而是要求在端厚和平基础上的参以变化，逸趣横生，然宜始终不离正道。故他说：“欲正而不欲邪，欲熟而不欲生，人之恒心也。规矩未能精诣，心手尚在矜疑，将志帅而气不充，意先而笔不到矣。此皆不能从心所欲也。至于欲既从心，岂复矩有所逾者耶？宣尼既云从心欲，复云不逾者，恐越于中道之外尔。”(《神化》)都说明他主张在精诣基础上的变化，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归根结蒂，在于合乎雅正，笃守中道。
在奇正问题上项穆也指出了奇正结合的辩证关系，主张：“奇即连于正之内，正即列于奇之中。正而无奇，虽庄严沈实，恒朴厚而少文；奇而弗正，虽雄爽飞妍，多谲厉而乏雅。”( 《正奇》)然而，在两者之中他自然更重视正，以正为本，以奇为变，故奇根柢于正。他以为： “世之厌常以喜新者，每舍正而慕奇，岂知奇不必求，久之自至者哉。”(同上)因而他论述学书的过程也以正为基础。他说： “始自平整而追奇拔，终自险绝而归中和。”又说：“大率书有三戒：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怪与俗。”( 《取舍》)显然都要求以平正为本，虽以变化险绝为进而最终得复归于平正，而必须戒狂怪欹侧之病而归于中和。故项氏评书分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五等，论正宗曰： “会古通今，不激不厉，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矣奇解。”即以能融合古今，恪守规矩得中和端雅之美者为正宗。
以上述标准来衡量历代书家，项氏以王羲之为正宗，他以为王羲之在书学中之地位犹如孔子之于儒术，“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钟、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书统》)。“尧、舜、禹、周，皆圣人也，独孔子为圣之犬成；史、李、蔡、杜，皆书祖也，惟右军为书之正鹄。”(《古今》)甚至说： “岂有舍仲尼而可以言正道，异逸少而可以为法书者哉？”( 《规矩》)项氏之所以独尊羲之，原因便在于羲之书法最合乎其中和之原则。首先，他以为羲之书能会通古今，兼备众长：“逸少以前，专尚篆隶，罕见真行，简朴端厚，不皆文质两彬，铓勒残碑，无复完神可仿。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取舍》)又说： “书之源流，肇自六爻，而盛于两晋。宣尼称圣时中，逸少永宝为训，盖谓通今会古，集被大成，万亿斯年，不可改易者也。”( 《资学·附评》)他指出了王羲之书集大成的性质，他能贯通众体，文质兼备，故契合中和之标准。其次，项氏以为王羲之的书风最能折中于奇正、常变之间。他说：“伯英急就，元常楷迹，去古未远，犹有分隶余风。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然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正奇》)又说：“古今论书，独推两晋，然晋人风气，疏宕不羁。右军多优，体裁独妙。书不入晋，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讵称逸品？”(《规矩》)可知他以为羲之之书即有疏宕不羁之气韵，又不失古雅之法度，最合乎中和之美。
同样出于中和雅正之趣味，项穆对宋以后之书，特别是苏轼、米芾的字讥讪甚烈。因苏、米之书往往任意纵横，以欹侧取势而有乖典正。他批评米字说：“自怀素降及大年，变乱古雅之度，竞为诡厉之形，暨乎元常，以豪逞卓荦之才，好作鼓弩惊奔之笔。”(《规矩》)他不满米芾曾说 “大年 《千文》,观其偏侧之势，出二王外”的话，以为： “独怪偏侧出王之语，肇自元章一时之论，致使浅近之辈，争赏毫末之奇，不探中和之源，徒规诞怒之病。殆哉书脉，危几一缕矣。况元章之笔，妙在转折结构之间，略不思齐鉴仿，徒拟放纵剽勇之夫，妄夸具得神奇，所谓舍其长而攻其短，无其善而有其病也。”可见他对米字的疵议关键在米字的放纵偏侧，特别是学米字者舍长取短，流弊更甚，有失“中和之源”。故其评张旭曰：“其真书绝有绳墨，草字奇幻百出……米芾乃诮其变乱古法，惊诸凡夫，何其苛于责人，而昏于自反邪？”( 《中和》)又讥颜真卿之 《自叙》: “粗鲁诡异，且过郁浊，酷非平日意态。米芾乃独仿之，亦好奇之病尔。”都深病米字好奇无法之弊。其实，项穆对苏、米的讥评是有针砭时风的意义的，因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效摹苏、米之风。项穆在《书法雅言》的第一节《书统》中就评述了各朝书法的发展，以为“唐贤求之筋力轨度，其过也严而谨矣；宋贤求之意气精神，其过也纵而肆矣，元贤求性情体态，其过也温而柔矣”。他认为明代前期的书风继承元人，丰坊、祝允明、文徵明等人之书“窃追唐躅，上宗逸少”,未失正规，“奈自祝、文绝世以后，南北王、马乱真，迩年以来，竟仿苏、米，王、马疏浅俗怪，易知其非，苏、米激厉矜夸，罕悟其失。斯风一倡，靡不可追，攻乎异端，害则滋甚”。所谓 “王、马”不知何指，然 “马”疑即马一龙，《书史会要续编》称其“悬腕运肘，落管如飞，顷刻满幅，自谓怀素以后一人；然评者谓其奇怪，为书法一大变”。可知是一个尚怪趋诡的人，项穆则将此种风气归结到效摹苏、米的病根上去，故《书法雅言》大有攻乎异端，维系书统的用意，其《取舍》一节中也云： “苏、米之迹，世争临摹，予独哂为效颦者，岂妄言无谓哉！”又说：“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故他于宋人书中最重蔡襄，因蔡书典则庄重，最合乎他平和中正的审美趣尚。
项穆以中和为本，以雅正为尚的书论主张显然来自于儒学思想，而且项氏生活于明代中后期，故颇受当时兴起的新儒学——阳明心学的影响。王阳明以为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强调心为万物之根本，心与外物是浑然一体的，他主张意识的能动作用，以为人的各种活动都是心的扩展和外化。项穆显然受到此种风气之熏染，故于书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书者，心也”。这一理论固然继承了“书为心画”的传统，而更强调了心的作用。
项氏以为书法是心的表现，他说： “学术经纶，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动悉邪。宣圣作《春秋》,子舆距杨墨，惧道将日衰也，其言岂得已哉？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则曰：人正则书正。取舍诸篇，不无商、韩之刻；心相等论，实同孔、孟之思。六经非心学乎？传经非六书乎？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他从一切学术皆由心起的立场出发，以为书法直接反映人心，故人心正则书法也正；反之亦然，书法正则有助于正人心，因而他将书法之地位抬高到系人心，闲圣道的高度。《辨体》中说： “夫人灵于万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心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爰作书契，政代结绳，删述侔功，神仙等妙，苟非达人上智，孰能玄鉴入神？但人心不同，诚如其面，由中发外，书亦云然。”他一方面肯定了文字书法是人心一种极为玄妙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也指出由于人心的不同，故书法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因而项氏论书很注重情性对书风之影响，他以为“人之性情，刚柔殊禀，手之运用，乖合互形”。由于人的性情有谨守、纵逸、速劲、迟重、简峻、严密、庄质、流丽、爽健、稳熟等各种特征，故书法也各有所偏，“此皆因夫性之所偏，而成其资之所近也”,可见人的性情与书风之密切关系。其《心相》中更说得明白：“盖闻德性根心，睟盎生色，得心应手，书亦云然。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书之心，主张布算，想像化裁，意在笔端，未形之相也。书之相，旋折进退，威仪神彩，笔随意发，既形之心也。”所谓 “书之形”与 “书之相”即意在说明书家内心修养与形诸笔端的书法形象之间的关系。心生意，意生象，故心为未形之象；象随笔生，笔由意遣，故象为有形之心。他说： “字者，孳也；书者，心也。字虽有象，妙出无为；心虽无形，用从有主。”(《神化》)这种主张极大地强调了书法创作中心的重要地位，无疑是阳明心学影响下的产物。
总之，项穆的理论可以说是儒家正统艺术观在书论中的反映，故他将自己的论书之作取名为《书法雅言》,其标举典雅中和的倾向昭然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