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晚号怡性老人、揅经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阮元为当时朴学大师，曾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又主编《经籍籑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 《皇清经解》,提倡经史考订之学。阮元也工书，伍崇曜 《石渠随笔跋》中说： “文达所作书，郁盘飞动，间仿《天发神谶碑》。”著有 《揅经室集》等。
阮元在书论上的主要贡献是他关于南北书派的理论。其 《揅经室三集》中有 《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等文阐述了这一观点。据钱泳 《履园丛话》 中说：“嘉庆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阴谒阮芸台先生，时先生为七省漕务总督，款留者竟日，论及书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由此可知，阮元关于南北书派的理论大致形成于嘉庆甲戌 (1814)前后。
南北书风之不同其实已为前人道及，如宋之欧阳修、赵孟坚都揭示过此种特点，清代前期之陈奕禧、何焯等人的书论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然都未能如阮元这样明确而详备地加以阐述。而阮氏之所以提出南北书派之论是有其时代原因的。首先，随着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起，北朝碑刻出土日多，学者对它们的认识也渐由重视其文献价值而发展到肯定其艺术价值。阮氏自己说：“我朝乾隆、嘉庆间，元所见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种。”(《南北书派论》) 可见他对北碑的感性认识已大大超过了前代学者。其次是考据学风的影响，乾嘉学派在学术上的功绩在于提倡实事求是的考证功夫，阮氏本人即为朴学大师，因此在书论中引入了考据的方法，处处证之以史，从而在文献上为其书论找到了依据。他说：“元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证以正史，其间踪迹流派，朗然可见。”(《南北书派论》)说明了他所以形成南北书派的主张得力于实物与文献两方面的原因。其实这种分派的理论与阮氏对经史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说： “南北朝经学，本有质实轻浮之别，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虏互相诟詈，书派攸分何独不然？”(同上)可见书分南北的认识只是他整个学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阮氏关于书派的理论在下面这段话中表现得最为明了和简括：
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 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 《南北书派论》)
在此他对南北书派的发展统绪与各自的特点及其在后世的盛衰都作了要言不繁的考察与分析。他以为南北二派皆出于钟繇、卫瓘，而索靖为北派之祖，后来北朝书家如崔悦、卢谌等人史书上都明载他们学“卫、钟、索”之法，故在南北朝漫长的分裂期间，北方书家能保持自己的书法传统。南派由王导过江而将钟、卫之法带到了南方，羲、献父子为南派之祖，而南书家如王僧虔、萧子云等史书上都明载其书本于钟、王，故与北朝书家自然不同出一源，隋末唐初传至智永、虞世南，至唐太宗极力推尊右军而南派书风始大盛而北派渐趋式微。所谓北派，按阮元自己的说法是“中原古法”,即本于篆隶而来的；南派则是一种新兴的书派，他以为南朝之书 “无复隶古遗意”,而是晋宋士人风流疏放风气下的产物。阮元揭示书分南北二派的事实，目的在于矫正自唐、宋以来盛行的帖学之风，而提倡北碑，由此上溯汉魏古法，故其中鲜明地表现出申北绌南、扬碑抑帖的倾向。其 《南北书派论》之结语曰：“元笔札最劣，见道已迟，惟从金石、正史得观两派分合，别为碑跋一卷，以便稽览。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祎欤！”可见他提倡取法北碑的真正目的是振拔流俗而续古人绝学。综合阮氏各文，他以为北碑胜南帖的理由有以下数端。
首先，从南北书派渊源上看，他以为北派之书以碑为主，能得古法，直源于汉隶。“隶字书丹于石最难，北魏、周、齐、隋、唐，变隶为真，渐失其本。而其书碑也，必有波磔杂以隶意，古人遗法犹多存者，重隶故也。隋、唐人碑画未出锋，犹存隶体者，指不胜屈。……宫殿之榜亦宜篆隶，是以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榜。”(《北碑南帖论》)由于北方之书主要用于碑版与榜书，这种用途决定了北书宜保持篆隶之法。而南派以帖为主要形式，“今 《阁帖》如钟、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同上)。由于南派书法的用途与表现形式与古不同，故书风大变，“妍态多而古法少”,因而南朝书家大多不习篆、隶。显然于南北两派之间，阮氏更重北派，以其能得中原古法。
其次，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阮氏以为唐人书得自北派者为多。褚遂良等初唐书家由隋入唐，得传北派薪火。他说： “大约欧、褚北法从隶而来，其最可见者 ‘乙’字捺脚飞出，内圆外方，全是隶法，无论 ‘一’字画末出锋矣，若江左王法 ‘乙’字则多钩转作 ‘乙’,此其分别之迹。此外南远于隶，北沿于隶之处，踪迹甚多。”(《揅经室三集》卷一《复程竹盒编修书》)这种仔细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他甚至以为颜真卿之书法也出于北派，其《颜鲁公争坐帖跋》云： “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所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书法矣。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争坐位》稿如镕金出冶，随地流走，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夫不复以姿媚为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为行书之极致，试观北魏《张猛龙碑》后有行书数行，可识鲁公书法所由来矣”。阮元以为唐代的大书家都取法北碑，故今人学唐不如直接取法北碑；南派书法虽得唐太宗之激赏而为人所重，然直至宋代《淳化阁帖》等汇刻出来，才蔚然大观，天下靡然从风。故他以为将唐代诸家之书归入羲、献后裔的说法是宋人不明书有南北二派所导致的谬讹。
申北绌南的第三个理由是南北书法风格上的高下之别。阮氏以为北派之书以遒劲见长，而南派之书流为姿媚，故其间高下不辨自明。《南北书派论》中说： “北朝族望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肯通变。惟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然其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石出锋，犹如汉隶。”故他称赞隋代房彦谦、丁道护等学北派者之书 “方严遒劲”,称欧阳询书“方正劲挺，实是北派。试观今魏、齐碑中，格法劲正者，即其派所从出”。而其论南派则以为 “妍态多而古法少”,“《兰亭》一帖，固为千古风流，此后美质日增，惟求妍妙”( 《颜鲁公争坐位帖》)。可见他对南北书风的评价有明显的倾向性。然其对南北书法各自特点的分析也颇能切中肯綮，他从不同的功用出发，也肯定了两种风格各有所长的特点。故云：“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北碑南帖论》)
最后，阮氏从南北二派书法作品的流传上来说明北碑比南帖更为可靠，更接近原来的真面目。他以为后世流传的晋人法帖都是几经钩摹的复制品，非复原样，而北碑之刻皆为原碑，仅下真迹一等，故就可信程度而言高于南帖。他说：“右军书之存于今者，皆展转钩摹非止一次，怀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后人笔法孱入右军法内矣。然其圆润妍浑不多圭角则大致皆同，与北朝带隶体之正字原碑，但下真迹一等者不同也。”(《王右军兰亭诗序帖二跋》)他对王著所纂《淳化阁帖》最为鄙视，他说： “王著摹勒《阁帖》,全将唐人双钩响拓之本画一改为浑圆模棱之形，北法从此更衰矣，《阁帖》中标题一行曰 ‘晋某官某人书’,皆王著之笔，何以王、郗、谢、庾诸贤与王著之笔无不相近，可见著之改变，多不足据矣。”(《复程竹编修书》)他对《阁帖》的攻击言之确凿，颇有说明力，故以为传世之晋人法帖已很少能反映其本来面貌，即使是南帖中被奉为圣明的《兰亭禊帖》,由于原迹已入昭陵，所传欧、褚临本也都融入自家笔意，非复右军原貌。
阮元认为《兰亭序》之所以能成为千古绝唱，就在于它体现了南北书风的融合。他说： “《兰亭帖》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化度寺碑》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序》笔法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则不知更何景象矣。”( 《王右军兰亭诗序帖二跋》) 又说：“昭陵《禊序》谁见原本？今所传两本，一则率更之定武，一则登善之神龙，实皆欧、褚自以己法参入王法之内，观于两本之不相同即知两本之必不同于茧本矣，若全是原本，恐尚未必如定武动人。此语无人敢道也。”(《复程竹Z编修书》)可见阮氏力图说明今传欧、褚两家所临摹之《兰亭叙》都输入了欧、褚自己的笔法，故是南北合流的体现，而这种合流正是导致绝世之作产生的原因，从而肯定了北派书法的地位。
阮元进而指出了南派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风尚只是流行于晋宋时风流儒雅的士大夫文人之间的一种传播极为有限的书体，与当时民间使用的书体不同。他在《晋永和泰元砖字拓本跋》中说： “此砖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兰亭》前后十数年，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圹，匠人写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所以唐时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为隶书也。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但执二王以概东晋之书，盖为 《阁帖》所愚蔽者也，况真羲、献亦未必全似 《阁帖》也。”他根据当时出土的实物指出晋代王、谢子弟之书与民间之书的不同，力图证明南派书之窘狭，言外之意显然欲以北派为正宗。阮氏甚至对南派书法的存在也表示怀疑，其《隋大业当阳县玉泉山寺镬字跋》中论隋代之书曰：
笔法半出于隶，全是北周、北齐遗法，可知隋唐之间字体通行皆肖乎此，而赵宋各法帖所称钟、王者，其时世远在此等字前，何以反与后世楷字无殊耶？二王书犹可云江左与中原所尚不同，若钟书则更在汉、魏之间，真伪也不爽然可想见乎！
他直欲否认点画圆润、结构方整的南派书法之存在，向南派书的鼻祖钟、王发起挑战。当然，阮氏的这种主张未免过于偏激，他忽视了书体发展的不平衡现象。然其理论则开启了晚清重碑抑帖的风尚，甚至现代的一些否定二王书法的见解，也可以说滥觞于阮氏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