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君道第一 |
释义 | 君道第一贞观初①,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②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徵③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④。’昔唐、虞⑤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⑥。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⑦,不能塞也;靖言庸回⑧,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⑨,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⑩,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⑪,而侯景⑫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⑬,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⑭:“天地草昧⑮,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⑯: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⑰,继体守文⑱,控御英雄,南面临下⑲,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⑳。然而克终者鲜㉑,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㉒,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㉓,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㉔!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㉕,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㉖。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㉗;胜残去杀㉘,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㉙,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㉚,毁阿房之广殿㉛,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㉜,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㉝,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㉞,扬汤止沸㉟,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㊱,将隆七百之祚㊲,贻厥子孙㊳,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是月,徵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㊴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㊵之重,居域中之大㊶,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㊷。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㊸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㊹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㊺,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㊻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㊼而自牧㊽,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㊾则思三驱㊿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51〕,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52〕。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53〕,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54〕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55〕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56〕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57〕,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58〕,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59〕。必望收彼桑榆〔60〕,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61〕,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徵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鉴赏】 《君道》是《贞观政要》全书之首,论述为君之道,探讨执政者治理国家的策略。为君之道即治国之道,故君道又称治道。君道是君主对政治现实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作为人君,应该正确处理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作为君主,应广泛听取不同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理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真正内涵,懂得创业固然艰难、守业更为重要的道理。本篇收录了唐太宗与魏徵等有关“兼听”、“偏信”、“草创”、“守成”、“居安思危”、“慎始敬终”等方面的言论。君道观是唐太宗政治理论的思想核心。 在君民关系方面,唐太宗注意总结以往统治者的经验教训,特别注意隋亡的教训。隋朝是比较富庶的,其储备的粮食、布匹可供四五十年所用,但隋炀帝继位后,不到13年,便走向灭亡,原因何在?唐太宗认为: 一是由于隋炀帝“广治宫室,以肆行幸”;二是“美女珍玩,征求无已”;三是“东西征讨,穷兵黩武”。隋炀帝恃其富强,不顾后患,徭役无时,遂至灭亡。唐太宗深以为戒,他认为百姓是君主赖以生存的基础,损害百姓来满足君主一己之私欲,无异于“割股啖腹”。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处理好君民关系。他同意荀子在君民关系上的主张,并引用了荀子的话:“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王制》)荀子把重点放在如何防止“水能覆舟”上。唐太宗很清楚这一点,并深刻认识到,国家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于“民”;各种设施如宫殿、陵墓、水利工程等建设,劳动力的主体也是“民”;更重要的是,军队的来源也是“民”。秦始皇平定天下后,大肆建设,过分损耗民力。常年征召民力几十万,营建陵墓,还修直道、筑长城等,这破坏了编民户籍的农业经济,使劳动力离开土地。中国素以农立国,一旦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经济就会出现危机。这是威震天下的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所在。“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唐太宗对身旁大臣说的这句话,可谓寓意深长。 《君道》篇探讨了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的问题,即“兼听”与“偏信”的问题。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问魏徵何谓明君暗君?魏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则概括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更加言简意赅。从认识论上说,兼听有利于人的认识趋向于全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整体,避免以偏概全。魏徵说,秦二世胡亥深居宫中,隔绝贤臣,偏信宦官赵高的话,到叛乱四起时,他一点儿也不晓得。梁武帝萧衍偏信朱异的话,侯景起兵反叛到了宫门之前,竟然还不知道。隋炀帝杨广只听虞世基的话,各地叛军攻城略地,还蒙在鼓里。魏徵从这些史实说明,君主只要虚心采纳臣下的建议,下情才能够上达。唐太宗深知只有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匡正自己的过失,才能使政权更加巩固。“兼听则明”昭示了他虚心纳下的姿态,但要让大臣不顾小我的安危去进谏,需要营造君臣关系和谐的局面。 打天下与治天下,哪一个更困难?用唐太宗的话说,是“草创”与“守成”的问题。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时,各路英雄竞相起兵,一个地方被攻破才能制伏它。由此说来,创业艰难。”魏徵不同意房玄龄的主张。他说:“帝王起兵,必然乘着世道混乱的时候,消灭昏乱的旧主,百姓就乐于拥戴,天下人都来归附;上天授命,百姓奉与,故创业不算艰难。”但是,取得天下之后,君主骄奢淫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国家的衰落,常常由这里产生。以此而论,“守成则难”。唐太宗对房玄龄和魏徵的争论,没有下定论,而是要求二人着眼于未来:“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讨论“草创”与“守成”,其逻辑思维的必然归宿就是如何做到“居安思危”。“居安思危”寓含忧患意识,是一种可贵的为政之德。古代的忧患意识指士大夫对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关切。通常有两种形态。一是救亡图存。在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仁人志士忧思郁结,献策出力,乃至舍生忘死,这是乱世之忧。另一种是居安思危。在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但潜在危机却不少之时,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睿智之士竭思尽虑而防患于未然,这是治世之忧。乱世之忧,祸患人人得见,需要的是献身精神。治世之忧,祸患尚未显露痕迹,非英明而远见者无从发现,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胆识,是深层次的忧患。魏徵的忧患意识正属于后者。 魏徵从居安思危的角度,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向唐太宗上了“十思疏”。当时,由于社会的逐渐安定,太宗也逐渐奢靡起来。魏徵虽于上一年已辞相,但仍以特进身份向太宗连上四疏进谏,“十思疏”是第二疏。魏徵运用比喻、对比的手法,指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贪以俭”,要做到“十思”,以达到“垂拱而治”。“十思疏”为三段。第一段以比喻切入,引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是正面叙述,然后再从反面叙述,引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道理。第二段是总结历史教训,即“守成”之君因傲物结怨而失人心,以此提醒唐太宗,国家要达到长治久安,必须争取民心。第三段集中地论述了“十思”,告诫君主要思虑“知足以自戒”、“知止以安人”、“谦冲而自牧”、“江河下百川”、“三驱以为度”、“慎始而敬终”、“虚心以纳下”、“正身以黜恶”、“无因喜以谬赏”、“无因怒而滥刑”。这“十思”正是针对唐太宗当时的具体缺点提出来的。每一“思”都涉及君主的思想修养和朝廷的施政方针等治国的实质问题。“十思”即提请唐太宗认真思考的十个问题,可归结为一点,就是居安思危。由此言之,贞观之治的出现并非历史偶然,它是贞观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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