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避暑山庄外八庙

在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的北面和东面的山麓中，环绕着十一座喇嘛寺庙群，其中有八座庙直接由清政府的理藩院派员管辖。由于承德地处北京和长城以外，所以习惯上把这八座庙称为外八庙。它们是：溥仁寺、溥善寺(今已不存)、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普乐寺、须弥福寺之庙。
这些寺庙都是在清康熙、乾隆这两个朝代陆续修建的。它们的修建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清朝前期，国内政治比较安定，使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得到巩固加强。为了巩固清朝中央政府和蒙藏等边远地区各族人民的关系，清政府便以宗教为纽带，笼络这些地区的王公贵族和宗教领袖。分布在避暑山庄周围的这些寺庙，大都是为了供来承德朝觐清帝的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居住而兴建的。因此，外八庙的建造以及现存的许多文物，记录了清政府和这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
溥仁寺
溥仁寺坐落在避暑山庄及武烈河东面的滩地上，依山傍水，环境十分幽美。该寺建造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当时清政府刚刚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迫切需要巩固西部边疆，加强对厄鲁特、喀尔喀等蒙古地区的行政管理。时值康熙六十寿辰，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来避暑山庄朝贺，请求建庙祝寿祈福，康熙考虑到蒙古民族一直信奉佛教，为了“诸藩来觐，瞻礼亦便”,于是同意修建这所寺庙，以示纪念。
溥仁寺在布局和建筑形式上完全是一座内地寺庙风格的佛教寺庙。它坐北朝南，占地约1.1万平方米。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排列着：山门、天王殿、正殿、后殿、幢竿、钟楼、鼓楼、石碑、东西配殿，四周有护墙环绕，成均衡的长方形。寺内古树参天，殿宇辉煌。游人来到寺前，首先看到的是康熙御笔石刻的门额“溥仁寺”,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意即皇帝深仁厚爱遍及天下。正殿名叫“慈云普荫”殿，面宽七间，单檐歇山顶。康熙亲笔题写的匾额悬挂在大殿檐下，这四个字的意思是佛慈悲的心胸广大如云，可覆盖大千世界。左右有楹联一副，是乾隆御笔：“以清净果证因护持斯万，现广长舌说法声震大千。”殿内，面南的匾额上书“具大自在”四个大字，格外醒目，为乾隆亲题。正中供三世佛，左右侧壁前坛上置十八罗汉与迦叶、阿难像。正殿前有石碑一对，东边是汉文碑，西边是满文碑，上刻康熙写的《御制溥仁寺碑文》,文中记述了建造这座寺庙的缘由和命名为“溥仁寺”的用意。碑侧与碑阴刻有乾隆、嘉庆所作的诗。后殿名为“宝相常新”,楹联为“虚无梵呗空中唱，缥缈天花座上飘”。额楹均出自康熙之手。这副联形象地再现了后殿内供奉的九尊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时的盛况，赞扬了佛法长存。语言含蓄，意境幽美，对仗工巧。
溥仁寺是避暑山庄周围最早修建的两座寺庙之一。著名的外八庙中只有溥仁寺和溥善寺是康熙时期修建的。它们虽然规模较小，远不如乾隆时代所建寺庙的宏大，但它却是康熙成功地推行少数民族政策的体现，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普宁寺
普宁寺位于避暑山庄东北的山坡上。因寺庙内供奉一尊千手千眼的观音菩萨像，所以俗称“大佛寺”。
普宁寺建造于乾隆二十年(1755)。清初，我国蒙古族分为厄鲁特、喀尔喀和漠南三部分。厄鲁特蒙古有四大部：准噶尔、都尔伯特、辉特、硕特。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大。自从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死后，为争夺王位，贵族之间互相残杀。辉特部的贵族阿睦尔撒纳支持准噶尔部的贵族达瓦奇取得汗位后，又与达瓦齐发生冲突。
为了结束准噶尔部的混乱局面，乾隆在1755年派班第和阿睦尔撒纳进军达瓦齐踞守的伊犁。达瓦齐战败逃到天山之南，被维吾尔族首领擒获后解交清军大营，战乱由此平定。普宁寺中《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详细地记述了这段历史。为纪念这次胜利，乾隆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蒙古四部的上层人物，并且加封爵位。乾隆效仿康熙当年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后，在多伦修建汇宗寺的先例，决定仿照西藏桑耶寺的形制，在避暑山庄修建一座寺庙。庙名为“普宁寺”,意为愿西北边疆人民从此能安居乐业，太平无扰。然而未过多久，一心想当厄鲁特大汗的阿睦尔撒纳又发动叛乱。喀尔喀和辉特部一些郡王也趁机响应。1757年，清政府两次出兵攻打叛军。阿睦尔撒纳败逃俄国，后病死异地。事后，乾隆在普宁寺中又立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以志纪念。
普宁寺是乾隆在避暑山庄外兴建的最早的一座寺庙，也是外八庙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寺庙。它山门南向，正对着避暑山庄。整个建筑大体分为两部分，由山门到大雄宝殿为前半部，其建筑格局为汉式寺庙；大乘之阁及其附属的建筑为后半部，仿照西藏的桑耶寺(该寺是西藏赞普(藏王)赤松德赞在公元779年建立的西藏第一所佛寺)。普宁寺在模仿借鉴之中又有所发展和创新，是汉藏建筑风格相结合的典型寺庙之一。
普宁寺山门外树立着三座牌坊。走进山门，正中是碑亭。有碑三座，分别用满、汉、蒙、藏四体文字写成。中间是《普宁寺碑文》,记述了建寺的缘由；东边是《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西边是《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碑亭的左右为钟、鼓楼。
走过碑亭便是天王殿，面宽五间，进深三间，殿中端坐的佛叫布袋尊者，俗称大肚弥勒佛，憨厚慈祥，笑容可掬。两旁是护世四大天王，即四大金刚。天王殿之后是大雄宝殿。它面宽七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式屋顶，殿顶覆盖绿色琉璃瓦。乾隆御笔“金轮法界”的匾额悬挂在大雄宝殿檐下。走进殿内，面南有一副乾隆御笔的“仁佑大千”匾，匾下供奉着巨大的三世佛：现在佛释迦牟尼，过去佛迦叶，未来佛弥勒。两面有十八尊罗汉塑像，山墙上绘有壁画。殿内还有楹联四副，其中“镇留岚气闲庭贮，时落钟声下界闻”和“虚无梵呗空中唱，缥缈天花座上飘”两联，生动地描绘出寺庙的宗教气氛。大雄宝殿后檐上的一副楹联：“震旦教宏宣广刹，昙霏普资福荫；朔陲功永定新藩，鳞集长庆宁居。”对仗工整自然，上联宣扬了佛教的功德，下联赞扬了乾隆平定西部蒙古的功绩，表达了对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殷切愿望，又一次点出建普宁寺的宗旨。
大雄宝殿东西还各有一配殿，均为单檐歇山顶。东配殿内原供一尊大黑天，现在存放与人等高的木雕罗汉群像。这些像原是罗汉堂寺庙内的。伪满时期几经辗转被放于此。原有罗汉五百零八尊，现只剩二百余尊。
再登上四十二级台阶之后，就进入普宁寺的后半部。乾隆下令仿三摩耶寺指的就是这部分。这部分的建筑布局比较灵活，随地形的高低而变化，但在变化之中又突出了主体建筑。
后半部的主体建筑是大乘之阁，它仿三摩耶寺的主殿乌策殿而建，高36.65米，为木结构。阁的底层面宽七间，进深五间。它在整体组合上又采用了汉族建筑的楼、阁、殿、亭等形式，从正面看，阁檐六层，侧面看，阁檐五层，阴面看，檐四层，造型十分奇特。阁的五个攒尖宝顶耸入云空，因而远望大乘之阁，庄严雄伟，挺拔秀画。额匾“大乘之阁”四字为乾隆御笔，内供奉观世音，西边列侍善才、龙女。这尊观世音像由榆、杉、松、柏等几种木料拼合雕成，是我国木雕佛像中最大的一尊。这尊木雕像重120多吨，仅她的头部就有5吨多。观世音菩萨像身高22米余，胸宽6米，立于巨大的莲花座上。她头顶着一尊1.5米有余的坐佛，佛冠上面还镶着一尊坐佛。观世音像头部有三只眼睛，象征着先知先觉，洞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全身有四十二只手臂，每只手的掌心都有一只眼睛，并持兵器一件，被称为“千手千眼佛”。按佛教说法，四十二只手臂、四十二只眼睛分别乘以佛经中所谓“二十五有”的成就，就成了千手千眼了。观音像造型匀称、优雅，衣纹带饰线条流畅，质感很强，面部颇富表情，是一件难得的大型木雕艺术品。

千手千眼观音像(河北承德普宁寺)

阁内的西边是万佛龛，每龛高9寸，清时龛中各装有金色藏泥小佛像一尊，共有一万余尊，现仅存数百尊。
阁的两侧是两个矩形的日殿、月殿，分别象征着太阳和月亮。阁的前后左右有四座重台殿庑式建筑，形状各异，分别代表着东胜神洲、南瞻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南赡部洲和北俱卢洲原来分别供着火德真君和财宝天王，所以这两殿又名为火德真君殿和财宝天王殿。另外还有八座白台，分别以正方形、正六边形、扁六边形、矩形对称分列在每大部洲的两侧，代表每洲所领有的小洲。在阁的四周还有白、绿、黑、红四座喇嘛塔，分别代表佛的四智。这也是仿照桑耶寺的建制。所有这些建筑都簇拥着象征着须弥山的大乘之阁，这是佛教宇宙观的表现。
大乘之阁南面还有两座汉式四合院，东面为妙严室，是乾隆瞻礼时休息的地方。西面为讲经堂，内蒙古最大的活佛章嘉胡图克图曾在这里讲经。
大乘之阁北面是座假山。它依傍自然山势，略加人工堆砌，与周围环境自然谐调，具有浓厚的园林风格。
普宁寺的整个建筑融合了汉、藏以及印度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安远庙
安远庙位于避暑山庄和武烈河以东的高地上。因它是仿照新疆伊犁河北的固尔扎庙的式样修建的，所以又叫伊犁庙。又由于寺庙的主殿平面呈正方形，别名“方亭子”。
安远庙建造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相传乾隆帝娶一位生于伊犁的宠妃，思家心切，常以泪洗面。于是乾隆在山庄外山冈上选择了一地建造了一座与伊犁固尔扎庙样式十分相似的寺庙，寺庙正对着妃子住的畅远楼，日日相望，以解乡愁。当然，这是传说，不足为信。
新疆伊犁河的固尔扎庙是座喇嘛庙，也是我国漠西蒙古的一处宗教圣地。每年的年初和盛夏，漠西蒙古部众都前往顶礼膜拜。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出兵伊犁，讨伐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军，受到了饱受战乱之苦的准噶尔蒙古族人民的热烈欢迎。生活在伊犁的达什达瓦部本是准噶尔部的一支，他们积极参与了这次平叛战争。叛乱刚平定，阿睦尔撒纳又阴谋策叛，他拉拢达什达瓦部以扩充自己的实力，遭拒绝。为避免报复，达什达瓦部决议逃离伊犁，于是其部在达什达瓦妻的带领下，边战边走，迁至清军驻地巴里坤。乾隆鉴于她反对叛乱势力、投归中央政府有功，封以“车臣默尔根哈屯(意为聪明、智慧的王妃)”的名号。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后，抢劫并焚毁了伊犁的固尔扎庙。1756年春，清军从巴里坤进军伊犁讨伐阿睦尔撒纳，达什达瓦部也参加了战斗。叛乱平定后，该部损失巨大，生产生活难以为继，提出要迁往内地。征得清政府同意，达什达瓦部分两批于1759年到达热河，散住在普宁寺的周围。为了让他们安居乐业，过正常的宗教生活，乾隆下令仿照伊犁固尔扎庙的样式，修建了一所寺庙，题名为“安远庙”,意思是安定远方的人民。安远庙内普度殿前的卧碑上，刻有乾隆所作的《安远庙瞻礼书事》碑文，详细地记述了建庙的来龙去脉。
安远庙的建筑别具风格，面积为26000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面向西南。原有围墙三层，第三层门有三个拱形门洞，周围以单层群房围绕，共六十四间，后因风尘岁月侵蚀，已全部坍塌。群屋正中，是安远庙的主体建筑普度殿。
普度殿高26米，共三层。底层为西藏堡垒式，殿顶为重檐歇山式，上面覆盖着黑色琉璃瓦，正面匾额“普度殿”三字为乾隆御笔所题。殿中第一层供绿度母像，与固尔扎庙的主尊相同；四周的壁画是神佛战胜“八可畏”等佛教故事。二层供三世佛。三层主尊供九头十六脚三十四手的大威德金刚，相传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三层原有乾隆的铠甲，今已销匿。殿内还有一副乾隆御笔的楹联：“竺乾云护三摩峙，朔漠风同万里绥。”
安远庙建成后，每年夏季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来承德朝见清帝时，常来这里集会，诵经踏步，进行宗教活动。乾隆每年也要到这里拈香、瞻礼，并借机会见前来的各族政治首领和宗教领袖，密切清政府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安远庙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它的名字倒是非常符合的。
普乐寺
普乐寺位于避暑山庄及武烈河以东的山岗上，在溥仁、溥善两寺和安远庙之间。因主体建筑为一圆形重檐式殿阁，故俗称“圆亭子”。
普乐寺建造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次年八月竣工。清初，生活在天山南北两麓的哈萨克族、东西布鲁特(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都受准噶尔贵族的压迫，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之后得以解救。为此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都派代表朝拜乾隆。但南疆维吾尔族的一小撮贵族霍集占(即大小和卓木)等却拥兵自雄，自称“巴图尔汗”,发动叛乱，妄图分裂南疆。清政府出兵征讨，霍集占兄弟等败逃，身死异乡。此后，居住在新疆地区的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及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首领也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上层人物一样，每年分批到避暑山庄朝觐清帝。乾隆为了团结西北边疆各民族地区，采纳章嘉国师的建议，修建此庙，目的是“遂其仰瞻，兴其肃恭，俾满所欲，无二心焉”。
据说，当年乾隆站在避暑山庄向外观景，发现这一带景致十分迷人，萌生了造一所寺庙的念头。内蒙古喇嘛教领袖章嘉活佛进见献策：大藏经上记载，有一个上乐王佛，是持轮王的化身，常向东讲经，普度众生。建筑外要开几道门，修三条大道。山门内的正中和两边建大殿，后面建一座阇城，由石梯而上。在阇城的上边建一佛龛，与磬锤锋头相对。如此所有人就会归依佛法。乾隆纳之，下令依照章嘉的说法修建该庙。乾隆观景之事不见记载，但普乐寺所以采用的形制，确实出自章嘉活佛的主张。这在乾隆撰写的《普乐寺碑记》中曾特别加以说明。
普乐寺山门朝西，呈东西向，长方形，分为两部分。前半部为汉式伽蓝七堂，后半部为碑亭和藏式阇城。东西皆有山门。西山门门额为“普乐寺”,是乾隆御笔。因为普乐寺、普宁寺、安远庙都与统一西北地区的历史有关，所以乾隆在《普乐寺碑记》中对三个寺庙的命名，还有一番解释，就是由“宁”而“安”,由“安”而“乐”。由此可知，为给这座寺庙取名，乾隆确实动了一番脑筋，用心良苦。进入西门，迎面为天王殿，殿中供奉布袋尊者(俗称大肚弥勒佛),两旁为四大天王。进入第二层院落，正中为“宗印殿”。
“宗印殿”乾隆御笔题额。此殿面宽七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屋脊正中嵌釉瓦喇嘛塔，两边分嵌吉祥八宝的浮雕，即伞、金鱼、宝瓶、莲花、法螺、法轮、法幢、八札。殿内正中由北至南，供奉无量光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燃灯佛。在他们的背光上，有金翅大鹏的浮雕。两边山墙上，分列八大弟子。南面四尊自东而西是文殊、金刚手、观音、地藏王；北面四尊自东而西为除垢障、虚空障、弥勒、普贤。在宗印殿两边各有一配殿，北面为胜因殿，南面为慧力殿，各供三尊护法金刚。
再往东走就进入寺庙的后半部——藏式阇城。它的形制颇具特色，是一个用砖石砌筑成的三层方形高台。外(下)层墙内原有一圈廊房六十八间，现已不存。外层四面各有门，西面为正门，门额上“福慧圆成”四个字是乾隆御笔。走进西门就看见乾隆御笔的《普乐寺碑记》,记述了修建普乐寺的目的和经过。外层的前后都有踏道分左右上达阇城的中层。中层墙上有雉堞，类似城墙，四角和四边正中均有琉璃喇嘛塔。这八座塔象征释迦牟尼“八大成就”。台上建有一圆形殿座，称为“旭光阁”。它的外形很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不过规模略小。阁内中央为一大型立体的“曼陀罗”,中间供奉一尊上乐王佛铜佛，俗称欢喜佛。旭光阁内四面都有楹联，均为乾隆御笔。下阇城就是东山门，门额上有乾隆御笔的额匾“通梵门”。
普乐寺自建造后，庙中从未有过喇嘛，一直由蒙古士兵驻守。因而说普乐寺的修建，更大意义上是“表镇抚而资宣慰”的政治需要。
殊像寺
殊像寺位于避暑山庄普陀宗乘庙的西面，修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在《殊像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中谈到该寺修建的经过缘由。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天，乾隆帝陪同皇太后到山西五台山去朝佛进香。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相传文殊菩萨曾在五台山麓的殊像寺地方现相。所以五台山的殊像寺把文殊菩萨的佛像塑制得十分端庄肃穆，令人起敬。这给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虔诚行礼，暗暗记下了文殊菩萨的相貌。回京后，命人按原样雕刻了文殊的石像，安放在北京香山的宝相寺。为满足母亲崇信文殊菩萨的心愿，乾隆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在承德营建殊像寺，次年竣工。
殊像寺为汉族佛寺布局，构筑在北山坡上。其殿堂楼阁大致仿照五台山的殊像寺式样。寺坐北朝南，山门前置一对石狮。门殿内立着哼哈二将，体态非常生动。过天王殿，就是寺的主殿——会乘殿。
会乘殿位于寺中心，殿前居高临下，有三十五级台阶，并建有两组配殿。大殿面阔七间，进深五间，层顶重檐歇山式，用黄琉璃瓦覆盖，在阳光照耀下，金碧辉煌，气象雄浑。殿内正中的佛龛上，供杉木金漆塑像三尊，每尊高约1丈7尺。自东而西，为普贤(骑象)、文殊(骑狮)、观世音(骑犼)。文殊像下，摆放着雕刻精致的石坛，坛上陈列着供器。石坛左右，各有一座八角形楠木佛塔，每座高两丈余，三层重檐，塔壁有佛龛。每座佛塔共有佛龛四百九十六个，每龛内置3寸镀金铜佛一尊，惜早岁被军阀盗卖一空。大殿两侧还置放着十八尊佛像，这些都是从坍塌的殿宇中移过来的。
会乘殿后，雄峙着许多人工造的假山。宝相阁、清凉楼、雪净殿、香林室等楼阁殿堂，都修建在这里。其中最有名的是宝相阁(今已不存)。宝相阁原是一座重檐八角亭，阁内须弥座上原有一尊巨大的骑狮文殊菩萨像，高12米左右，两边还有侍者像。达赖五世曾经称康熙帝是“文殊菩萨化身大皇帝”。乾隆时，章嘉活佛又说乾隆是文殊转世。所以，殊像寺宝相阁的这尊巨大的文殊像，被说成是乾隆帝的化身。
会乘殿后，还有一组小型园林，正中为香林室，室前东有方亭，西有倚云楼，三处之间连以回廊石级，环境极为幽雅宜人。乾隆皇帝进香时常常在这里休憩。令人遗憾的是，殊像寺除山门、会乘殿保留较为完整外，其余建筑大多损坏，仅存基址。
殊像寺在清代藏经文献的翻译、研究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佛教经典从印度传入中国后，最初被译成汉文、藏文，蒙古文的佛经是从康熙朝开始陆续翻译的，而满文的佛经则迟迟没有译出。所以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清政府开始组织人力译制满文藏经。这项艰巨的工作就是在殊像寺中进行的。僧人们经过十八个寒暑的努力，终于译成满文大藏经。
该寺修成后，乾隆帝于1775年御笔亲撰《殊像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一文，对殊像寺修建的缘由、经过，以及用满文译制大藏经等情况，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为后人了解该寺的历史发展留下了一篇宝贵的资料。该文以一首七律诗作为结尾，诗云：
殊像全规台庙模，撰辰庆落礼曼殊。
金经蒙古犹常有，宝秧皇朝可独无？
译以国书宣白业，习之修士翊浮图。
虽然名实期相称，师利应嗤谓是乎？
大意是：殊像寺是完全按照五台山的样子修建的，在庆祝殊像寺落成典礼的时候写了这篇文章，敬礼文殊菩萨。蒙古族尚有蒙古文的佛经，难道清皇朝可以没有满文的佛经吗？要把佛经译成满文，宣扬佛教的善业，让满洲喇嘛在这坐里诵习佛经，弘扬佛教。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曼殊”和“满洲”名实相副。这种从俗的说法，文殊菩萨该不会嗤笑吧！
普陀宗乘之庙
在避暑山庄的北狮子沟北坡，屹立着一组气象雄伟、殿宇辉煌的佛教寺庙建筑群。这就是承德外八庙中赫赫有名的普陀宗乘之庙，又称小布达拉宫。这个建筑群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普陀宗乘之庙是清代乾隆皇帝下令修建的。它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动工，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建成，历时四年半，占地22万平方米，为外八庙总面积的一半。庙内有近四十座大型建筑物。其规模之大，外观之宏，在承德外八庙中雄居魁首，显示着乾隆时代的“盛世”气派。

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庙

这座规模宏伟的寺庙分布在一片山坡上，背山面河，松柏环抱。蜿蜒曲折的庙宇围墙拐角处建有守望用的阳阁。围墙向北交于山顶，形成一条强劲有力的轮廓线。寺庙可以大体分成三个组成部分。前部有山门、碑亭、五塔门、琉璃牌坊、东西山门等建筑，多采用汉族传统建筑样式。
寺庙山门南向，进山门后，迎面挺立着一座碑亭。亭中立有三块巨型石碑，分别是《御制普陀宗乘之庙碑记》、《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均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寺庙建成之时，碑文是乾隆帝的御笔亲题。碑亭往北是高10余米的五塔门。门上建有喇嘛塔五座，下有三个拱门。门上五塔分别代表不同的喇嘛教派： 红塔，小乘派；绿塔，密宗的一派；黄塔，密宗；白塔，显宗；黑塔，自我成佛派。五塔并立，表示了乾隆帝对喇嘛教各派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五塔门前设置石象一对。过五塔门便是琉璃牌坊。牌坊是“三间四柱七楼”的建筑形式，两侧附有琉璃护壁、前级月台。它的南北两面分别有四体文字的题额：“普门应现”、“莲界庄严”。琉璃的颜色鲜艳美丽，龙和莲花的浮雕生动逼真。从山门至琉璃牌坊，严格按照中轴线建筑，形成较为均齐的配置。
过琉璃牌坊至大红台为寺庙的中部。这里的建筑以白台为主。石板路在山坡上曲折前伸。座座白台，凭借地势，错落在山坡上。白台四周，苍松翠柏，郁郁苍苍。白台以青砖作边，镶以红色的盲窗。有的白台上建有小型的殿堂，作佛堂、钟楼之用；有的则安放舍利塔，有单塔，也有双塔，均表示长寿。东罡殿内塑有各种密宗佛像，西罡殿内供放着铜鎏金的吉祥天女像。
寺庙的后部是位于白台群北面、耸立于庙北最高处的大红台。大红台下面有巨大的白台基座，平面约1万余平方米，高17.5米，用花岗岩和砖砌成。壁面有三层盲窗，窗为紫红色，壁面为白色，红白相间，色彩对比鲜明。在白色台基上矗立着大红台。红台下阔59.5米，上阔58米，高25米。在大红台的中线部分，从下到上安设了六个佛龛，佛龛外框均装饰有黄紫相间的琉璃幔幛。佛龛两侧，排列着七层窗户，最下一层是汉式长方形窗，上六层均为藏式梯形窗。大红台正南面通高42.5米，加上红台西北角上慈航普度殿的高度，通高达60米。在这样的高度内，又模仿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的层次，用砖石包砌山头之后，设置了九层梯形盲窗，仿佛大红台上不只是实用的四层，而是多达十三层的高楼广厦。
大红台上是平顶，内外均有女儿墙，上面建有汉式的楼亭殿阁。主要的建筑有：“万法归一”殿、“洛伽胜境”殿、文殊圣境、千佛阁和高三层的戏台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建筑是“万法归一”殿。该殿位于大红台的中心，是整个寺庙的主殿。大殿平面成方形，重檐攒尖顶，四周有群楼环绕(现已坍塌)。殿内迎门是珐琅菩提塔，中央巨型佛龛内供释迦牟尼像，东西及南侧皆供有许多精致的铜佛像。大殿和另外两座重檐亭子的尖顶，均使用铜制鎏金鱼鳞瓦覆盖，金光闪耀，与大红台的红墙白石交相辉映，分外壮观。在清代，登大红台入主殿有着严格的规定，只有皇帝和少数王公贵族、高级喇嘛才能入内。乾隆时，清廷规定：“嗣后凡蒙古扎萨克等来瞻拜者，王以下，头等台吉以上及喇嘛等，准其登红台礼拜，其余有官职者，许在琉璃牌坊瞻叩，余概不准入庙门”。大红台的另一座建筑千佛阁，原藏有铜铸无量寿佛像上千尊，都是蒙古王公给乾隆帝祝寿时进献的。现在佛像大多数被盗卖，少数存于西罡殿和“万法归一”殿中。千佛阁已经坍塌，只是在阁中部庭院内立着乾隆帝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写的《千佛阁碑记》,系用满、汉、蒙、藏四体文字所刻成。
大红台是全庙的最高处，站在这里，不仅把全庙的景致尽收眼底，而且还能远眺避暑山庄的树丛山影，是一个绝佳的观景处。
关于寺庙取“普陀宗乘”之名及其修建的缘由，乾隆帝在《普陀宗乘之庙碑记》中作了详细说明。据佛教的说法，世界上有三普陀，一在印度额讷特珂克，另外两个在我国西藏拉萨和浙江定海，都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三普陀之中，拉萨的布达拉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的中心。明清两代统治者都对黄教采取支持的态度，以维持对蒙藏地区的控制。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曾派两名官员到拉萨布达拉宫测绘临摹，表示出他对西藏佛殿法式完备的向慕之情。后来，他利用庆祝自己六十寿辰和次年庆贺皇太后钮钴禄氏的八十大寿之机，命令内务府和工部仿照西藏布达拉宫修建此庙。“普陀宗乘”就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正是基于这一宗旨，寺庙的修建恪守佛教制式，带有显著的藏族风格。关于这一点，乾隆帝在《碑记》中说：“广殿重台，穹亭庑，爰逮陶范斤凿，金碧髤垩之用，莫不严净如制。”所谓“严净如制”就是严格按照西藏佛教的制式修建的意思。
乾隆皇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数年时间兴修普陀宗乘之庙，并不全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在《碑记》中提到：“自旧隶蒙古喀尔喀、青海王公台吉等，暨新附准部、回部众藩长，连轸偕来，胪欢祝嘏。”也就是说，他要通过举办生日庆典，接待前来参加庆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显示自己对喇嘛教的善待和尊重，进一步笼络、绥抚各地的宗教领袖，达到巩固民族关系，海内一统的政治目的。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寺庙落成时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适值土尔扈特部蒙古自伏尔加河流域返回祖国，其首领渥巴锡到承德晋见乾隆帝。原来土尔扈特是新疆厄鲁特蒙古的一个部族，在明朝末年，由于厄鲁特部上层不和，土尔扈特部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流一带游牧。然而，他们受到沙皇俄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苦不堪言。沙俄政府还强迫他们放弃素来信奉的黄教，改奉俄国的东正教。在这种情况下，土尔扈特部十七万人在渥巴锡率领下毅然返国，行程万余里，历时八个月。乾隆皇帝听说土尔扈特人返国，十分高兴，在普陀宗乘庙的主殿“万法归一”殿接见了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人。土尔扈特部的归来，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一个例证，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有意义的一页。普陀宗乘之庙成为书写这一段难忘历史的见证人。为了使后人不忘这段感人的历史，乾隆帝亲笔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各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在巨型石碑上，与《普陀宗乘之庙碑记》同立在寺庙山门内的碑亭中。《土尔扈特部全部归顺记》记述了土尔扈特部远离祖国后遭受的磨难，及返回祖国时的艰辛历程。《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记叙了清政府对返回的土尔扈特部的优恤情况。该部在返回途中，人力物力受到重大损失，生活处于困境。清政府马上动员了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等地的各族人民，以大量的物资供给该部人民，帮助他们度过艰难时日。
普陀宗乘之庙中的殿堂楼阁之门、额、廊、柱、神座的显示处，大都配以匾额和楹联，几乎都是乾隆皇帝御制。字形显豁醒目，字体皆楷书隶书，庄重齐整，其质皆金漆凸铸，金碧辉煌，不仅为寺庙增光添彩，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史价值。
须弥福寿之庙
须弥福寿之庙位于避暑山庄之北、普陀宗乘庙以东，建成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承德外八庙中修建时间最晚的一座佛教寺庙。它是为迎接班禅六世来承德祝贺乾隆皇帝母七十大寿而营建的，又称班禅行宫，俗称“行宫”。班禅在日喀则住扎什伦布寺，须弥福寿就是藏语扎什伦布的汉译(扎什意为福寿，伦布意为须弥山)。该庙是仿照扎什伦布的形制建造的，因而又称为扎什伦布庙。
须弥福寿之庙规模宏大，占地37900平方米，仅次于普陀宗乘之庙。寺庙建筑在山坡上，庙门南向，前临狮子沟。庙内布局由前、中、后三部分组成。前部有山门、五孔桥、碑亭、石狮、白台等建筑，大多采用汉式风格。其中有特色的是碑亭。碑亭重檐歇山顶，下部承以须弥座台基，上置栏杆抱鼓。亭壁四面开拱门。亭内置有乾隆帝题文的《御制须弥福寿之庙碑》,碑下承以龟趺，通高8米余。与其他寺庙不同的是，龟趺、碑身和碑首均用一块整石制成。石碑周围，还刻有云龙波纹和鱼虾蟹龟等装饰物。在避暑山庄的全部装饰中，此碑的形制和规格是相当高的。
寺庙的中部是从琉璃牌楼往北至大红台的部分。大红台是整个寺庙的主体建筑，具有融合汉藏建筑艺术为一体的风格。大红台外表用砖石修砌，广阔的壁面上设有真假相间的窗户，窗头上浮嵌琉璃制的垂花门头。这种窗户有三层，每层有十三个。大红台为藏式平顶，四角各建有庑殿顶式小殿，屋顶覆琉璃瓦，脊上吻兽南北四座，分别用孔雀和双鹿装饰。大红台第一层正南有门可以进入群楼。群楼共三层，均为木质结构，分隔成四百余间。在第一层东侧，安放着四大天王坐、十八罗汉像、噶举派祖师那若巴、回洛巴等佛的说法像。大红台的中央建筑是“妙高庄严”殿，它是全寺的中心建筑。
“妙高庄严”殿是班禅的讲经说法之处，修建得格外富丽堂皇，气象雄伟。该殿按喇嘛教“都纲法式”的形制而建，周围有三层平顶群楼环绕，相当于“都纲”的回形廊。所以“妙高庄严”殿亦称“都纲殿楼”,藏文意即庄严而奇妙的建筑，象征着宗喀巴成佛的佛境。大殿高三层，平面呈正方形，从建筑结构上仍以汉式的台梁式木构架为主，但在柱网布置上则采用“都纲”的形制，呈回字形。中间上下贯通，形成连续的空间。顶部的方形藻井、花、井口梁层层上收，同时斗拱、雕刻和六字真言天花，以及深浅两色的纯金叶贴敷，增添了大殿内部威严和高贵的宗教气氛。殿内供着黄教祖师宗喀巴的佛像。
“妙高庄严”殿顶部的造型更具有独特的魅力。殿顶为四角重檐攒尖顶，全部用鎏金铜瓦覆盖，瓦型呈鱼鳞状。垂脊下端为龙头，脊身成波状。每条垂脊上各有上下升降的两条铜制鎏金飞龙，共八条，每条重约1吨。金龙的造型栩栩如生，飘然欲飞。现在殿内尚存乾隆帝当年听班禅讲经时两人的坐床和铜铸、木雕的佛像。
“妙高庄严”殿的西北是“吉祥法喜”殿。这是六世班禅来承德的下榻之所。殿身面阔五间，重檐二层歇山顶。殿顶与“妙高庄严”殿一样，用鎏金铜瓦覆盖。殿内明间正上方悬挂乾隆御题“劳陀普诵”匾一面，还挂有乾隆的御笔楹联：“宝阁护香云静资礼梵，灵峰呈寿相妙悦安禅。”匾额下设有佛堂，佛龛上嵌舍利宝珠一枚。殿内地面铺金丝藏毯，黄缎拜垫。东西次间是班禅的客室和卧室。二楼为班禅作佛事的殿堂。其平面布局和结构装修均为汉式。“吉祥法喜”殿原来陈设豪华，摆设着大量金、银、玉质器皿和瓷器，以及喇嘛教的经卷、法器，可惜后来被军阀抢掠一空。
为了修好班禅六世的讲经处和下榻处的殿堂，清政府不惜花费大量银财。据载，“妙高庄严”和“吉祥法喜”两殿所耗黄金高达15429.854两，而且在两殿的屋顶大面积的用鎏金敷设，可谓豪华至极，这在建筑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妙高庄严”殿的设计是高水平的，后来北京故宫修建雨花阁，就仿照它的样式。
“吉祥法喜”殿东向，建有御座楼，是供乾隆帝拜访时的休息处。
寺庙的后部在山坡上，主要有金贺堂、万法宗源殿，这是班禅六世弟子的住所。后山岗上建有一座琉璃万寿塔。它的外观和北京香山的琉璃塔类似，各层塔面用绿琉璃砖砌成，壁面有佛龛和佛像。
从须弥福寿之庙修建的高规格和豪华程度就可以看出清政府对接待六世班禅的高度重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藏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日益密切。清顺治九年(1652)西藏达赖五世曾到北京，清政府在北京德胜门外建西黄寺，专供接待达赖之用。但达赖五世是在清政府的“敦请”下才启程来京的，而六世班禅前来承德则是出于“自愿”。故乾隆帝说：“然昔达赖喇嘛之来，实以敦请，兹班禅额尔德尼之来觐，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这一变化，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发展的反映。也正是出于巩固和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密切联系的需要，乾隆才下决心大修班禅行宫，破格接待不远千里而来的六世班禅。
六世班禅的承德一行，还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乾隆十五年(1750),藏王珠尔墨特发动叛乱，清政府立即派四川总督策楞率兵前去平息。叛乱平定后，清政府对西藏行政体制实行了重大变更，颁布了《西藏善后章程》,把西藏地方的行政、军政直接置于清中央政府的代表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管辖之下，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六世班禅正是在西藏内部稳定不久前来承德的。另外，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侵占了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极力向我国西藏地区渗透，并多次对六世班禅进行拉拢，都遭到这位爱国宗教领袖的严辞拒绝。在这种情况下，隆重接待六世班禅就显得格外重要。乾隆帝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他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写道：
“盖国家百余年升平累洽，中外一家。自昔达赖喇嘛之来，至今亦百余年矣。且昔为开创之初，如喀尔喀，厄鲁特，尚有梗化者。今则重熙休和，喀尔喀久为世臣，厄鲁特亦无不归顺。而一闻班禅额尔德尼之来，其欢欣舞蹈，欲执役供奉，出于至诚，有不待教而然者。则此须弥福寿之庙之建，上以扬历代政治保邦之谟烈，下以答列藩倾心向化之悃忱，庸可已乎？”
意思是说，清朝开国百余年来天下太平，四海一家。现在隆重接待六世班禅，会使其他部族欢欣鼓舞，诚心诚意地服从中央。建立这座须弥福寿之庙，对上可以用来发扬我朝前代治国安邦的业绩，对下可用来答复各族人民倾心向化的诚意。
乾隆四十四年(1779),班禅一行自扎什伦布起程，前往承德。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命令驻藏大臣专程护送至西宁，又派散秩大臣、副都统、皇六子等在途中迎接。次年八月，班禅到达热河，在举行了隆重仪式后，进入须弥福寿之庙下榻。当天，班禅到避暑山庄依清旷殿晋见乾隆，受到抚慰。次日，乾隆亲自去须弥福寿之庙看望了班禅。按照当时的礼制，这是特殊的“恩典”。两天以后，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宴请班禅，参加者除了班禅一行外，还有许多王公大臣、各部蒙古王公，盛况空前。以往，达赖喇嘛见清帝，只跪不拜，而在这次盛会上，六世班禅请求行跪拜礼，表示对乾隆帝的敬重和对清政府的拥戴。
班禅在承德留住期间，除了会见各方宾客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妙高庄严”殿率领众僧为乾隆帝诵经祝福。每次举行这种宗教活动，都有大批信徒前去顶礼膜拜。乾隆帝也经常去须弥福寿之庙听班禅大师讲诵经文。现在还珍藏着一幅《乾隆听班禅六世讲经图》,生动地再现了班禅大师当年讲经的盛大场面。画面中的六世班禅和乾隆帝的形象相当突出。班禅端坐在讲席上，讲经说法娓娓道来，乾隆帝则静坐在东侧的席位上，虔诚而肃穆。密密层层的听众把讲经者围成一个环形，前面的几排是身着僧服的喇嘛，坐在他们后面的则是跟随皇帝前来的清朝文武大臣。大殿外，松柏环绕，白云袅袅，讲经盛会的宗教气氛烘托得非常浓厚，使观者有如身临仙佛境界，余味无穷。
六世班禅的承德之行，在我国民族友好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而须弥福寿之庙则是这段动人佳话的历史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