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派内部的请愿和分歧

帝制运动拖延时间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袁世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而是外交方面还没有把握，同时又传来了封疆大吏对帝制不满的确实消息，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放慢步伐，迂回前进。
筹安会策动的请愿风潮，原来仅仅是帝制运动的表面现象。与此同时，北洋军政界内部还有不公开的请愿活动。各省给袁世凯的请愿密电、密呈，他都亲笔批阅，交政事堂存档，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这场秘密的请愿也是从北京开始的。
筹安会正式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8月24日下午，由段芝贵、袁乃宽发起，在石附马大街袁宅“特开军警大会”,“讨论”所谓“筹安事宜”。这是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都是北洋军警要人，有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马龙标、张怀芝、卢永祥、李长泰、蒋雁行、唐在礼、张敬尧等四十四人，还有“临时加入”的阮忠枢、夏寿田等五人。段芝贵在会上发表演说，先介绍了古德诺和“筹安会各大学问家”的主张，然后说：“至考历史，国人有数千年之习惯，若君主至少亦可延三四百年，多则七八百年，有前例也；即按一君亦可数十年，则于此年限之内可免许多扰攘。”“对外亦非君主实无实力之政府可期，目下处外人侵迫已极，必先保国为第一要义，浮文小节何能周计。况军警有保卫国家生命财产之责，不能不略为预备。今将大概利害通电各省，吾辈即以存国为重，如无异词，请即署名签押。至于外界少数人之清议，匪人之挑拨，当置之不理。尤要者，各自开导部下，勿为所惑，至要！至要！”段讲完后，“众无异词”。当时，会场上备有签名簿两本：一为“赞成君主”,一为“赞成民主”。段首先在“赞成君主簿”上签名，到会者“依次轮书”。此外，北京警察厅内外城二十个区的区长，各军队旅长以上，拱卫军团长以上都有人代为签名，一致赞同君主。临散会时，段又补充说：“俟各省复电，再视外交团动静，即可从速发表。”
军警大会之后，文武官员纷纷上密呈给袁世凯，请愿实行君主。在政府要员之中，有杨士琦、钱能训、陆徵祥、朱启钤、章宗祥、梁士诒、周自齐、梁敦彦、贡桑诺尔布、阮忠枢、唐在礼、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张士钰、傅良佐及京兆尹沈金鉴等。军警界的人最多，有以陆军总长王士珍为首的中央军事各机关三百二十多人，以海军总长刘冠雄为首的海军各舰长，以张绍曾为首的陆军中将二十二人，和以吴介璋为首的少将四十三人及上校五人，步军统领江朝宗率阖署员司及全体营翼官兵，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率领各省警察厅长，京师宪兵营营长陈兴亚率领全体官兵，等等。这些密呈，大都是官样文章，其中不少是操纵者代办的。当时官场上已经形成一种压力，逼迫人人表态，其中许多人虽心以为非，口亦不敢不附和。
尽管如此，在政府要员中，仍有少数几人从维护北洋统治出发，公开表示不以帝制为然。身为国务卿的徐世昌拒绝劝进，但又不愿公然反对，而是采取了超然的态度。他对袁克定说：“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1]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袖手旁观，拒不劝进。8月29日，袁世凯正式下令免去他的陆军总长，由附和帝制的王士珍接替。教育总长汤化龙，平政院长周树模，均借故辞职。农商总长兼水利局局长张謇请假南下，回到南通后即正式辞职。婉言劝阻帝制的张一麐被调离政事堂机要局，接任教育总长，“阳为显擢，实意疏外”^[2]。黎元洪、周学熙等人均有密呈致袁世凯，内容大同小异，都主张实行总统世袭，反对君宪。周氏还劝袁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3]黎元洪所讲的理由大致可代表持总统世袭说者的看法。他说：“迩者筹安会诸君讨论国体，崇议闳谟，至深钦佩。大总统圣神天纵，轶五超三，尊号之上，讵为阿好，况元洪受恩深重者乎！然默观时势，障碍颇多，乱党既易于生心，外人尤难于承认。且大总统尝以维持共和誓于众矣。福国利民，昭然若揭，百尔君子应如何仰体上心，统筹全局，岂忍快一时之辩，而贻总统累卵之危。元洪爱民国，尤爱总统，私心耿耿，未敢与总统宗旨相背而驰也。窃以为总统之号不宜变更，继承之法当为厘定。选举之弊，学者类能言之。至如约法推举，扶偏救弊，似具苦衷。然大宝所在，争端易生。彼心怀叵测者，固宠盗权，皆可以觊觎金匮，一也。国本未定，群不知继任总统果属谁某，人心惶惶，将无宁宇，二也。为今计，莫若定总统世袭之制，为各国开一先例。扬历练习，后起有资，利一。先朝旧人，易于驾驭，利二。开国守成，政策一致，利三。以国为家，关系密切，利四。综此四利，既有君主之实而避其名，天下之人复晓然于国体之不更，储君之确定，皆可以相定无事。事关宪法，亦无外人干涉之端，且与大总统先后誓令尤无违反。解除危险，绥靖人心，长治久安，莫善于此。敢撮所见，质诸高明。”^[4]对黎元洪和周学熙的密呈，袁世凯均令密存，留中不发，无任何表示。在他看来，京官赞成与否，影响不大，对手握兵权的地方军帅则不能不特别注意，他们的拥戴与否才是至关重要的。
筹安会开始活动不久，段芝贵就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说：多数讨论趋重君主立宪，望熟筹电复。外省第一个直接上密呈给袁世凯的是奉天张作霖。他要求袁“速定国体，以安大局”,并说“关外有异议者惟作霖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乱，虽刀锯斧钺加身，示不稍有顾怯也”。他还发誓说：“若有二心，天实殛之。身既许国，即赴汤蹈火亦所甘愿，区区血诚，惟期与我大总统一效驰驱。”^[5]许多将军、巡按使唯恐失此攀附机会，至9月2日已有十九人回电，一般地表示赞成变更国体。段芝贵即据此缮写密呈，当面递交给袁，说“合词恳请元首改君主国体，以固根本，而救危亡”。除领衔人段芝贵外，被列名的有龙济光、赵倜、靳云鹏、王占元、倪嗣冲、陈宧、李纯、唐继尧、陆建章、张广建、汤芗铭、朱瑞、阎锡山、孟恩远、朱庆澜、张怀芝、潘矩楹、李厚基。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电”。值得注意的是：直隶朱家宝、江苏冯国璋、广西陆荣廷等都无表示。徐州张勋的态度暧昧，他密电袁说：“近闻各界人士讨论国体，滋事体大”,希望袁“折衷群言，扶植正论，庶中国前途尚克有长治久安之望”^[6],对拥戴袁做皇帝事，未提一字。特别是坐镇南京的冯国璋，“态度不甚明了”,使北京“要津之人甚为廑虑”^[7]。为了迫使张勋、冯国璋等人表示拥戴，在递上十九将军呈文的当天，段芝贵串通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唐在礼、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袁乃宽等十人，联名再次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说：“共和不能适用，亟应改为君主立宪，以救危亡”,“望熟筹解决电复”^[8]。这十人都是在京军警政三界要人、袁世凯的心腹。此电的用意所在，十分明显。不少将军、巡按使立即密电政事堂或统率办事处，再次明确表示赞成君宪。但是筹安会所遭到的反对，和北京袁政府的动荡，不能不影响一些地方官吏的态度。首先起来反对帝制的是贵州巡按使龙建章。9月1日，他密电徐世昌“请求中央取消筹安会，以释群疑”,又痛陈变更国体的危险，不下数千言。他接到段芝贵等人的密电后，9月6日再次密电说：“人心可静不可动，若既动矣，静之甚难”,目前应“群策群力，聚精会神”,解决“军国民及人民生计等类”问题，“至国体问题并无研究价值，俟天下太平再行提议”。最后他说：“建章赋性愚戆，不识时务，以为今日天下正大有可为之时，若因此停顿，殊为可惜，故期期以为不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9]同日，直隶将军朱家宝致电政事堂表示：筹安会发生之初，他不知其详，认为“兹事体大，不得不审慎，故迟迟未复”;对段芝贵等人的主张虽“极表同情”,但见于“民国建设之始，外人赞成之难”,此次统筹全局自不能不先办妥外交，否则“友邦一日不承认，国势一日不能定”^[10]。
冯国璋于6月间亲耳听到袁世凯决不做皇帝的谈话，以为帝制近期不会发生。筹安会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寒心，曾气愤地对亲信说：“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侍候得了。”^[11]因此，他对筹安会不予理睬，暂作壁上观，同时派人入京探听消息，又与驻徐州的张勋联络，希望持一致态度。张勋倾向清室复辟，对袁世凯帝制自为有反感。冯国璋和巡按使齐耀琳接到段芝贵等人的电报后，便推张勋领衔，密电政事堂各部及统率办事处说：“近日京中有人发起筹安会，意在变更国体，一再通电各省，并要求派员入会讨论。勋等因此种举动仅由三五私人立会号召，何敢率行附和，致蹈越职违法之嫌，故未复电派员。静候中央办法。”电文接着说，段芝贵等人的联名电，“自与私人发挥己见冀倾众听者不同。大势所趋，风云一变”,但此事“当如何定计决疑，必早权衡至当，应请统筹立断，由国务卿定稿领衔，联合京外文武长官列名陈请，提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公议，以召公正，而免参差”^[12]。他们还将此电咨发各省征求同意。云南唐继尧和任可澄本来于5日已复电段芝贵等表示赞成君主，次日接张勋和冯国璋的电报后，又急电政事堂，表示对由徐世昌等“挈衔联陈，提交议院一节”,“极端赞成”,而且说如此才能“释群疑，而定国是”^[13]。陆荣廷接到段芝贵等人的密电，正愁难以应付，突然收到张勋、冯国璋的电报，便致电政事堂说：冯电“持论正大，先获我心，应请国务卿立断定夺，领衔陈请交议，以昭详慎”^[14]。张、冯、唐、陆等封疆大吏采取推托态度，目的虽不能说完全一样，但对帝制运动的普遍不满是非常明显的。
帝制运动开始时，袁世凯及帝制派对地方封疆大吏已做了反复考虑和安排，认为不成问题。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及热察绥三区(今内蒙古及河北、辽宁一部分)都是北洋旧部，或已变为北洋系。山西阎锡山虽革命出身，但无实力，又在北洋势力包围之内。新疆杨增新地处边远，只能听命中央。东北三省关键在张作霖，早由段芝贵极力拉拢，最后又以段督理奉天，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南方各省，江苏、江西、安徽、湖北、福建都是北洋旧部，浙江朱瑞表示输诚。湖南、四川都是袁的亲信，又有曹锟第三师驻岳州，威镇西南。广东龙济光和龙觐光兄弟，早已俯首中央。广西、云南、贵州兵力都不多，并有北洋官吏王祖同、龙建章等监视之。他们以为布置已极为周密，万无一失，没料到问题正出在北洋派身上。
对于龙建章，帝制派没有给予特别重视，因为龙手中没有军队，不敢造反，所以不仅断然拒绝他的请求，而且指斥他受“乱徒嗾使，首鼠两端”。龙被迫很快改变态度，随声附和。云南起义后，他又电请另行表决国体，再次遭到训斥，及至贵州独立前夕，被迫离任。经过一番疏通，朱家宝也改变了态度。冯国璋和张勋两员上将，拥重兵坐镇江淮，一举一动，事关大局，又有陆荣廷、唐继尧附和其说。袁世凯及帝制派虽然认为他们的“电文语含讥讽，皆不甚满意”^[15],但也不敢施加压力，鲁莽从事，只好采取“调停”态度，以避免事态扩大。他们认为此种“波折”处理不当，“对内对外均足惹起误会”,“涓涓不绝，将成江河”,大局不堪设想^[16]。“调停”的办法有三点：一、放慢了帝制运动的步伐，这就是9月6日袁世凯突然宣布要征求“多数国民公意”的真实原因。二、派袁乃宽劝说徐世昌领衔劝进。三、急派阮忠枢南下，调解矛盾，消除“误会”。
袁乃宽的活动不成功，徐世昌不仅仍然拒绝领衔劝进，而且提出辞职。袁世凯亲自挽留，他答复说：“举大事者不可不稍留余地，若使亲贵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谋转圜。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17]由于他坚持离开北京，袁世凯只得允许他请假，而派陆徵祥代理国务卿。阮忠枢到南京和徐州反复陈说北洋团结的重要性，并允许冯、张保留他们的意见，对帝制“虽不必明白赞成，亦不必正当反对”。不久，冯国璋探知帝制已是大势所趋，无法挽回，也就不顾“悠悠毁誉”,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一面公开发电“辟谣”,说明他对袁以公谊论则“心悦诚服”,以私情论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至9月下旬，冯国璋、张勋先后密电袁世凯表示，各省人民业已争先上书请愿，请袁世凯“俯同民好，早定大计，而奠久安长治之基”。冯电还解释说：以前未能及时电复，因考虑“职在镇抚地方，未便轻率建议”,密电堂部领衔，目的是“商询办法”,并无他意。^[18]
北洋派内部的一次政治危机表面上过去了，请愿帝制的活动便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