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辉映的文学创作

安徽是个出帝王英雄的地方，也是个出文人骚客的地方。尽管文风之盛、骚士之多似不能与吴越比肩，但安徽作家在中国中世纪前期和后期的文坛上，以“建安风骨”和“桐城义法”为标识，奏出了文学的最强音，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值得浓彩重笔书写的辉煌篇章。在其他时代，安徽也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作家，在诗歌、散文、杂剧传奇以及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研究诸方面，安徽人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早在春秋初年，安徽就出了管仲(颖上，即今颖上县人)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他虽以政治才干闻名，也擅长著述。东汉初，则有著名政论家桓谭(沛国相，即今濉溪县西北人),博学多才，好音律，善鼓琴，遍习“五经”,善写文章，著有《新论》以及赋、诔、书、奏数十篇。而安徽人在文坛上独擅风骚，则要到曹氏父子登上历史舞台之后。
沛国谯县(今亳县)人曹操是三国魏政权的开创者，也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和文学从自在走向自觉的突出代表者之一。在此之前的先秦两汉时代虽然出现过许多堪称绝唱的伟大作品，但都混同于经、史、子之中，作者缺乏文学创作的自我意识，文学缺乏独立的地位，难以真正实现其美学价值。迨到汉末，尽管政治、社会动荡不安，文人们却从儒学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文学本身的价值受到充分重视，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这一划时代的文学理论著作中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的生命和富贵都是短暂的，而文学创作者却可以“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背景。曹氏父子敏锐地把握住了文学嬗变的脉博，并以自己的出色才能推动了文学的自觉，打破了汉代几百年来文坛的沉寂，使“建安文学”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高峰。
清人吴淇指出，“魏武雄盖一世，横槊赋诗，其所为《短歌》《苦寒》二篇，直欲夺汉家两风(指汉高祖刘邦《大风歌》、汉武帝刘彻《秋风辞》之座”(《六朝选诗定论》卷五)。的确，曹操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极高。他虽然沿袭了汉乐府诗的体裁和题目，但却摆脱了乐府古辞和本事的束缚，“皆以己怀写来”(《采菽堂诗集》卷五),最先开创了“用乐府题目自作诗”的风气。其四言乐府诗，也堪称《诗经》之后的又一绝响。从内容上看来，曹操的诗作主要表现了两个方面的情怀。一是描绘了他所处的乱离之世的种种世态景况，诗中饱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如《蒿里行》被明代文人钟惺赞为“汉末实录”,内中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极力摹写乱伤之惨，用语率真朴实，意境雄阔远大。《薤露行》和《苦寒行》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二是抒发积郁在内心的厚重的情感，既有对悲凉人生的吟咏，对及时行乐的赞美，也有豪情壮志的抒发，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当属《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䜩,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该诗首先吟咏人生的短促，继而反复咏叹自己渴望贤才的“忧思”,情见乎辞，语气高古，跌宕悠扬，极悲凉之致。诗中借用了《诗经》中“青青子衿”和“呦呦鹿鸣”的成句，却无抄袭之感，与全诗浑然一体，构成回环往复的感情旋律，读来令人颇有回肠荡气之感。其他如《观沧海》中“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所描绘的壮阔景象，《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所抒发的英雄豪情，都是传诵千古的佳句。曹操不仅诗才高，散文体的文章也写得很好，故鲁迅赞之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散文的最大特色，是自然、豪爽、坦率、通脱，无所拘忌而自然成文，开启了一代新风。
曹操在政治上的继承者曹丕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以乐府诗见长。他运用最多的是游子、思妇一类的传统体裁，表达的却是乱离时代的现实的哀怨之情。如《燕歌行》两首，“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乐府诗题要解》卷上》)。题材虽不算新鲜，遣词造句却极见才力。其中第一首被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赞为“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两无”(《薑斋诗话》卷下)。其诗云：“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该诗把写景抒情、与人叙事，以及女主人公的自言自语巧妙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千回百转、凄凉哀怨的意境，代表了曹丕这类诗的一般风格，正如清人吴淇所评论的那样，“风格极其苍凉，百十二字，首尾一笔不断，中间却是千曲百折，真杰构也”(《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曹丕的七言诗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使七言诗真正摆脱了楚歌形式的羁绊，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形式。曹丕七言诗的句句压韵、均用平声的形式为其后的晋宋作家所模仿，后来经过南朝鲍照、萧绎、庾信等人的努力，到唐初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而，曹丕的开创之功甚伟。曹丕的散文才能也并不逊于乃父，他最好的散文都以忆昔念旧为主题。鲁迅认为当时文章的“华丽好看”,乃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的散文读起来的确很优美，如在《与吴质书》中，他写道：“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奕，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鹜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良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遣词造句，何等清丽优美！
曹丕的弟弟曹植在与曹丕争夺世子地位时遭到失败，但他的文学才能却在曹丕之上，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说郛》卷十二)之说。《诗品》的作者钟嵘也极力赞之，以为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品》卷上)。由于生活经历的巨大变化，曹植的诗歌明显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在曹操去世前，曹植过着翩翩贵公子的安闲生活，他的诗歌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如《白马篇》描写了一位“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的“幽并游侠儿”的形象，实际上是诗人的自况，寄托了他对建功疆场、名垂青史的渴望和憧憬。再如《薤露行》也是抒发政治抱负的篇什，内中说：“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去，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诗人认为人生易老、青春难久，渴望辅佐明君、输力王室，及时建立千古流传的业绩。曹植这一时期的诗歌，也有不少是描写贵族阶层生活情趣的，从中也可看到曹植洒脱不羁的个性，如《箜篌引》:“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他如《斗鸡》《公宴》《芙蓉池》《侍太子坐》等皆属此类作品。曹操去世后，曹植的政敌曹丕继位，曹植倍受压抑打击，他的诗风也发生了重大转折。原来那种轻松、乐观、浪漫、进取的情调不见了，代之出现的是忧虑、悲愤、抑郁和痛苦，充满了悲郁深沉的忧生之叹。因慨叹曹丕对兄弟们的迫害而写的《赠白马王彪》是这方面的名篇，该诗共七章，第一章写离京时对京师的眷恋，第二章描写旅途的艰难和景色的悲凉，第三章痛骂朝廷派遣监视他们的人是“鸱枭”、“豺狼”、“苍蝇”,以为手足离异皆因邪恶之徒的挑拨，“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第四章用“寒蝉”、“归鸟”、“孤兽”等意境，极力抒发孤独无依、痛苦徬徨的心境，真是萧瑟秋色，满目凄凉：“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忧心长太息。”第五章是痛悼任城王曹彰之死，并感叹人生之无常。第六章笔锋一转，于骨肉分离之际，强压心头之悲，故作旷达宽解之言。第七章则表现了诗人欲自作宽解而终不能宽解的情怀，“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诗结束了，沉痛的情绪却达到极致，千载之下，读之者尚唏嘘不已。全诗以感情活动为线索，集中抒发了因屡遭迫害而郁积心头的悲愤，“至性缠绵，绝无组饰，而曲折动宕”(《采菽堂古诗选》卷六),“悲嫁宏壮，情事理境，无所不有”(《诗源辨体》卷四),写作技巧极其高超，其采用章章蝉联的辘轳体，也有助于形成低回掩抑、气郁难言的情感节奏。
曹植对文学创作有较高的要求，在《前录自序》中曾提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在自己的创作中，曹植追求艺术的完美，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在建安诸多诗人中，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最高。他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并对之进行了创新。他的乐府诗体现了两种风格，一种仍然保留了民间诗歌的浑朴之气，语言质朴明朗，抒情真挚坦率，又假雕饰，不尚华辞，却沉郁激挫，颇有风力，另一种则显示了文人创作的卓越才华，语言精练，词藻华美。曹植的创作多采用五言诗，促使五言诗脱离乐府诗的本色而具备明显的文人化面目，对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故钟嵘称之为“五言之冠冕”。曹植很重视修辞，对诗歌语言的要求很严格，特别是展示文人创作才华的诗篇，“辞极瞻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诗薮》内编卷二)。形成了新颖优美、雅丽自然的独特语言风格。如《美女篇》虽然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辞藻华丽，描写细致、寓意深曲，被后人誉为“修辞之章”,又如《公宴诗》:“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三联连用对偶，写景工细，用字妍美，动词精妙，说明曹植运用语言的技巧高超纯熟。曹植的炼字造句对后世诗人影响很大，以上引“朱华冒绿池”句中之“冒”字为例，陆士衡的“飞阁缨虹带，层台冒云冠”,潘安仁的“川气冒山岭，惊湍激岩阿”,颜延年的“松风遵急路，山烟冒垄生”,江文通的“凉叶照沙屿，秋华冒水浔”,谢灵运的“苹藻泛沉深，菰蒲冒清浅”等等，皆祖于曹植。在声律、节奏上，曹植诗自然和谐，富有天工之妙。他虽然还不曾像后来新体诗人那样讲究平仄，但作品已具有某种自然的韵律，有些句子读来音调铿锵，平仄谐协，极富音乐之美，宋人张戒谓曹植诗是“韵有不可及者”,“《明日照高楼》《高台多悲风》《南国有佳人》《惊风飘白日》《谒帝承明庐》等篇，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与《三百篇》(指《诗经》)异世同律，此所谓韵不可及也”(《岁寒堂诗话》卷上),洵为至论。
曹植不仅能诗，而且能文，他擅长写赋体文，尤以《洛神赋》最为脍炙人口，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极爱此赋，在《东阿王》《可叹》等诗中均曾提及，《可叹》中至以“宓妃愁坐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誉之。此赋除序外，全赋分为六段。第一段写初见洛神时的情景，“睹一丽人，于岩之畔”。第二段集中刻画洛神的丽质丰姿：“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显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对洛神的容貌、气质、衣饰、神态，极尽描刻之能事。第三段写作者对洛神的爱恋钦慕、人神交流以及惊疑不定的心情。第四段写洛神被作者的爱情所感动而进退踌躇的情态，“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含辞未吐，气若幽兰”。第五段写洛神满怀恋情和幽怨，恋恋不舍地离去：“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最后一段写洛神离去后作者的惆怅心情，“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综观全赋，感情真挚，想象瑰丽，以如此浓重的抒情笔调，描写了一场虚虚实实的爱情故事，语言虽精丽考究，却直如从胸中涌出，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不可多得的明珠。此外，曹植的散文创作也很有成就，尤以书、表最负盛名，刘勰谓“陈思之表，独冠群才”(《文心雕龙·章表》)。收入《昭明文选》的《与杨德祖书》和《与吴季重书》是曹植早期的两篇著名书札，也是两篇艺术性很强的散文。如后一书中写道：“若夫觞酌凌波于前，萧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观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眄，谓若无人，岂非吾子壮志哉？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真可谓辞如泉涌，意气风发，英豪之气，透出纸外。概括言之，曹植的散文丰瞻、清峻、通脱、灵活，感情纯真，出语自然，想象丰富，很有艺术技巧。
除“三曹”父子外，建安时代还有两个安徽籍重要作家，他们是沛郡(今濉溪县)人丁仪、丁廙兄弟。二人均与曹植友善，帮助曹植与曹丕争夺世子之位，故曹丕继位后，兄弟二人同时被害，据说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即为丁氏兄弟遇害而作。丁仪长于政论，《文心雕龙·才略篇》说他“含论述之美”。丁廙长于辞赋，现存有《蔡伯嗜女赋》,系为著名女诗人蔡琰(文姬)而作，诗中对蔡氏的过人才华盛加赞誉，而对其不幸遭遇深致同情。
比曹氏时代稍晚的谯郡铚(今宿县西南)人嵇康是“竹林七贤”之一，为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和文学家。他因公开拒绝与把持魏政权的司马氏合作，被处死。临刑之际，他泰然自若，援琴而奏，曲终叹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工于诗文，其诗以四言诗为主，内容有的是抒发复杂政局下的激愤心情，有的则表现清逸超俗的自然意趣。前者如写于狱中的《幽愤诗》等，后者如《酒会》等。他的诗对后代的游仙诗、玄言诗有一定影响。他的文章大多阐述老庄自然纯真的哲理，批判传统名教的虚伪变诈，充满愤世嫉俗的“忧生之叹”。嵇康最著名的文章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宣布与接受司马氏邀请出而为官的老友山涛断绝关系。文章最为精彩之处，是对自己个性人格的自我写照，即“七不堪，二不可”:“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不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七不堪”是表示对当时虚伪礼教的蔑视，“二不可”更是公然对抗朝廷法制，可以说，这不仅是与山涛的绝交书，更是与司马氏的绝交书。文章论点鲜明，笔锋犀利，大胆而恣肆，慷慨而激愤，淋漓尽致地勾划出作者的刚正性格，显露了他高超的文学才能。
与嵇康同列“竹林七贤”的刘伶是沛国(今宿县)人，也崇尚老庄之学。他狂放不羁，放浪形骸，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之一。使刘伶名传千古的，是他对酒的痴迷，酒成为他反抗虚伪礼教的重要手段。据说，他常乘坐鹿车，携酒一壶，使人带着铁锹跟随，吩咐说：“死便埋我。”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性情。刘伶工于诗文，现存《北芒客舍》诗一首，抒发深夜所感，充满惆怅之情。赋体文《酒德颂》是其代表作，宣扬老庄哲理及狂放纵酒的生活，并表露对礼法的蔑视。
西晋时期，谯国谯(今亳县)人夏侯湛长于文学，与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潘岳合称“连璧”。夏侯湛对诗、文、赋等各种文体都较擅长，还善于构制诗词。《昆弟诰》一文一反骈文之流俗，仿照《周诰》之古文形式写成，别具一格，赋多描写景物花鸟之状貌，亦有情致。东晋时的桓温、桓玄父子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人，皆为著名将领，亦擅长文学，桓温以玄言诗见长，桓玄则诗文并为世所重，惜作品大多散佚。
唐代是个诗歌的时代，不过此时的安徽文坛却显得有些沉寂。直到中唐，祖籍苏州、侨寓和州乌江(今和县乌江镇)的张籍才作为较著名的诗人登上诗坛。他擅长乐府诗，是新乐府诗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与诗人王建并称“张王”,很受大诗人白居易的推崇。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赞之曰：“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张籍的代表作有《野老歌》《筑城词》《征夫怨》《秋思》等，内容以表现下层人民的疾苦为主，语言质仆通俗却又凝练隽永，宋人王安石曾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赞之。亳州(今亳县)人李绅侨寓润州无锡，与元稹、白居易等交游，颇有诗名，传世作品有《追昔游集》三卷。他的作品继承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首创出从内容到形式全面革新的《新题乐府诗》,为诗歌体载的发展作出贡献。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同情劳苦人民的篇章，下面这首著名的《悯农》诗就出自其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因一生历经仕途沉浮，后期作品“叹逝感时，发于悽恨”(《唐诗纪事》),情调感伤凄苦。唐宣宗时期以后，安徽诗坛趋于兴盛，宣州泾县(今泾县)人许棠、汪遵(一作王遒),池州(今贵池县)人张乔、顾云、杨夔，池州青阳(今安徽青阳县)人周繇、殷文圭，舒州(今潜山县)人曹松，池州石棣(今石台县)人杜荀鹤，或同时，或相继，皆以诗名于世，作品各有特色。其中杜荀鹤相传为大诗人杜牧妾所生，工于近体，尤擅七律，其诗多用白描，形象鲜明，音律和谐，语言流畅，自成一格，作品存于《全唐诗》者尚有三百二十七首，可见作品之富。
南唐时期，淮南(今寿县)人张泌(一作张仪)擅写七言近体诗，作品多为题咏感怀、羁旅愁思之作，情调感伤凄苦。“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是其七绝《寄人》中的名句，至今传诵。庐江(今庐江县)人伍乔擅写七律，其写景诗、题画诗均有可观。
宣州宣城(今宣城县)人梅尧臣是北宋著名诗人。唐末以来，文风浮艳，故宋初著名文学家王禹偁有“文自咸通(唐懿宗年号)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小畜集》卷四)之说。到宋真宗时期，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盛行，更把浮艳的文风发展到顶峰。梅尧臣与欧阳修、苏舜钦等著名文学家一起，力矫“西昆体”之弊，倡导一个以“学韩”、“复古”为号召，以“明道”、“致用”为内容，以“尚朴”、“重散”为形式的诗文革新运动，并把这种主张贯彻到自己的诗文创作之中。梅尧臣的诗风一扭颓风，独具风骨，宋人龚啸说他“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宛陵先生集·附录》)。
唐以诗盛，宋以词名。安徽在南宋时代出了不少著名词人。宣州(今宣城)人周紫芝因阿附秦桧受到世人指责，但他的词却写得很漂亮，诗也做得不错。他作诗推重黄庭坚、陈师道等，并著《竹坡诗话》,对江西派诗人极力推崇。他的词吐意天成，清丽婉曲，这里引一首《踏莎行》以见一斑：“情似游丝，人如飞絮。泪珠阁定空相觑。一溪烟柳万丝垂，无因系得兰舟住。雁过斜阳，草迷烟渚。如今已是愁无数。明朝且做莫思量，如何过得今宵去。”这是一首别情词，上片写别时，先抒情，末则情景交融；下片写别后，先写景，后写情。全词即景生情，借景生情，情景相生，缱绻缠绵，很有韵味。寿州(今寿县)人吕本中因忤秦桧罢官，在政治上与周紫芝适相对立，但艺术主张却与之相似，诗学黄庭坚，曾作《江西诗宗派图》,自谓传江西诗派衣钵。他的词作艺术水准很高，如《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词的内容是写思妇怀远，属于传统体裁，明月这一意象也屡为历代诗人所用，近乎俗滥，但吕本中巧妙地将月喻之“圆”与“明”二边相互对立而又使之和谐地统一于一个艺术整体，因而点铁成金，除凡去俗，使得明月这古老的意象重新焕射出新鲜光彩。作者生值宋王朝南渡，忧时悲国，创作了一批低沉哀婉的词作，颇有艺术创造性。历阳乌江(今和县)人张孝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词人，其长调慷慨激昂，短调潇洒自如，词风接近苏轼，气势豪放，境界阔大，对南宋爱国词风有重要影响。其代表作有《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念奴娇》(洞庭青草)、《浣溪沙》(霜日明霄水蘸空)等，这里只举其一首属于潇洒自如风格的短调《西江月》以飨读者：”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此悠悠。寒光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此词勾勒了一幅令人陶醉的美丽如画的景象，显露了作者尽情地领略大自然清丽风光的恬淡心境。如果将张孝祥慷慨激昂的长调和潇洒恬淡的短调对读，当是一种很有趣的艺术享受。除上面数人外，南宋时期安徽较重要的词人还有舒州(今舒城)人朱翌、祁门人方岳、贵池人华岳等，词作各擅胜场。
元代，安徽籍人有名于文坛者，诗人有由南宋入元的歙县人方回，标榜江西诗派，元末则有宣城人贡师泰。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散曲和杂剧，安徽亦有擅长于此者，亳州(今亳县)人孟汉卿即是。他所作《张孔目智勘魔合罗》杂剧今仍存在，内容是写市侩流氓李文道为占有哥哥财产和嫂嫂人身，毒杀其兄，案情勘白后被处极刑。该剧情节冲突合乎情理，反映社会现实深刻逼真，是元人公案戏的成功之作。
明代安徽休宁人程敏政、汪廷讷，歙县人汪道昆，宣城人梅鼎祚，徽州人郑之珍，怀宁人阮大铖，贵池人吴应箕等等，皆以文名于时。其中汪道昆、梅鼎祚、汪廷讷、郑之珍、阮大铖等皆擅长杂剧或传奇创作。其中阮大铖因谄事阉党为士林所不齿，但他却精于词曲，在传奇创作上艺术成就很高。他家蓄伶人，上演剧目多为自作。张岱《陶庵梦记》谓其作品“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他的作品多铺叙男女恋爱故事，刻意求工，情节曲折，富于辞藻。《燕子笺》是他的代表作，写书生霍都梁和妓女华行云、小姐郦飞云的恋爱故事，结构严密紧凑，照应妥贴。在人物塑造上颇见功力，对不学无术、阴险狡诈的恶生鲜于佶刻画得入木三分。此外，安徽剧作家的风格也是多样的，如汪廷讷是典型的吴江派作家，阮大铖的作品则有很浓的临川派色彩。
清代，安徽文学突出的体现是“桐城派”文学的崛起。桐城文派持续二百余年，几与清朝相终始，代表作家极多，且分布极广，实在是文学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桐城是安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教育比较普及，这为人才的出现打下基础。明末著名学者方以智就是桐城人，明末清初这里还出现了一位女诗人方维仪，著有《清芬阁集》,并编有历代妇女作品《宫闱诗史》。从这时起，桐城文脉的兴盛已露出端倪。
桐城文派的创始者是方苞，但方苞受戴名世的影响很大，因而应该说戴名世是这一文派的先行者或开启者。戴名世十分推崇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的平易文风，在《与刘言洁书》中，他提出：“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铅华，无所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者也。”戴名世的作品为他的文艺理论提供了现实的样板，据给他整编文集的戴钧衡评论，他的文章，“境象如太空之浮云，变化无迹。人如飞花御风，莫窥行止”,可见已达到“神品”之境。戴名世留心明代史事，长于撰写史传，描写人物，栩栩再现，铺陈兴亡，令人心痛，发为议论，慷慨犀利。他怀念前朝的情绪发于文字，终于贾祸，“南山集”案起，他自己遭处斩，株连致死者达百余人，流放数百人。
方苞被尊为桐城文派的初祖。他因戴名世案牵连入狱，后得赦，官至礼部侍郎、三馆总裁。方苞确实为文章大家，开创了文从字顺、通俗充实、有章有法、清新流畅的文体。尤为重要的是，方苞提出了系统的创作理论，这就是“义法”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望溪文集二·书货殖传后》)。大体言之，所谓“义”是文章的内容方面的问题，“法”是文章形式方面的问题，“义经法纬”是要求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达到高度的统一。方苞的“义法”论开示了作文的门径，对于扭转明代以来文人或死守文以载道的清规戒律、或脱离文章内容而空谈形式的弊端是有积极意义的。
刘大櫆名义上是方苞的学生，实际上是文章有成后才结识方苞的，极受方苞推奖。刘大櫆的文章虽非方苞直接传授，与方氏确实一脉相通。从桐城文派的发展上看，刘大櫆思想活跃，文笔脱跳，弥补了方苞只重“义理”的不足，开拓了新的境界。刘大櫆的学生吴定在《海峰先生墓志铭》中，曾将包苞和刘大櫆加以对比：‘灵皋(方苞)善择取义理于经，其所得于文章者，义法而已；先生(刘大櫆)乃并其神气、音节尽得之，雄奇恣雎，驱役百氏，其气之肆，波澜之阔大，音调之铿锵，皆灵皋所不逮”。虽有所虚誉，却也道出一些实情。刘大櫆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有所发展，以为“义理、书卷、经济”是“行文之实”,是“匠人之材料”,而“神、气、音节”是“匠人之能事”(《海峰文集·论文偶记》)。神是指作家的性格特征及其由思想修养而成的精神境界，气是指流注在作品中的气势，音节是能显现作品美感的抑扬顿挫的韵律。与方苞相比，刘大櫆是更重辞章的，他自己的文章也写得绚烂闳肆，虽显得不如方苞文章老到，却更有活力。
姚鼐与方、刘并称“桐城三祖”,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吸收了方、刘的理论，进行融合发展，提出“义理、辞章、考据”为行文的三大支柱：“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姚鼐强调义理、辞章、考据并重，但他用功较多的是在辞章方面，提出了“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写作理论，对如何使文章达到优美的艺术境界进行了细致探讨。他还提出“阴阳刚柔”说，解释文章不同风格美的特点，凡属雄浑、豪放、壮丽等风格的作品，都归入阳刚之美，而凡属柔婉、淡雅、飘逸等风格的作品，都归入阴柔之美，他则主张为文时刚柔相济。应该说，姚鼐对文章风格和写作技巧论述得详尽深入，是前无古人的，对“文章之美”的探求是他对桐城派的最大贡献。他还编纂了《古文辞类纂》,为桐城派作文的典范，流传甚广，大大扩展了桐城派的影响。
桐城派的文章以碑志、传状为多，也有不少议论文。但他们的文章中艺术水平最高的，是记事小品文和山水游记文。姚鼐尤以纪游写景文著称，举凡《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游媚笔泉记》《岘亭记》等，都严谨有法，雅洁不芜。如《登泰山记》记述泰山地理形势，确凿有据，描摹登山所见景物，色彩明丽，写游历而间以考证，考证要而不烦，文笔清秀，突出体现了桐城派的艺术特色。
桐城派作家众多，除方、刘、姚“三祖”外，属于桐城籍的还有方东树、刘开、姚莹、王灼、戴钧衡、方宗诚、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概等，均有所成就。歙县人吴定是刘大櫆的学生，其文亦有独到的气势、突出的文采。泾县人朱珔是宣南诗社的初创成员，作文宗桐城派，有名于时。
除桐城派外，清代安徽还有一些其他著名诗文作家，如合肥龚鼎孳诗、古文俱工，在清初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宣城施闰章擅写五言诗，辞句清丽，与山东莱阳人宋琬齐名，称“南施北宋”,与同邑高咏据东南诗坛数十年，号“宣城体”。此外，诗文作家尚有徽州张潮、黟县俞正燮、泾县包世臣等，各有殊致。戏曲作家则有歙县吴震生、方成培、全椒金兆燕等。
清代安徽还出了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这就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吴敬梓为全椒人，出身于科甲鼎盛的缙绅世家。他不习治生，慷慨好施，人称“败家子”。早年亦热衷于科举，曾考取秀才，后却屡试不第。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荐他应博学鸿词之试，托病不出，从此绝意功名。《儒林外史》是他从四十岁左右开始撰写的，到四十九岁完成。作品的主题思想，正如开头楔子《一箩金》词所表明的，是敷陈“人生功名富贵，是身外之物”的“大义”,正如闲斋老人在卧闲草堂本序中所说：“全书是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可见，作者以“功名富贵”为焦点，对蔑视功名富贵的高人奇士进行赞美讴歌，对贪婪功名富贵的儒林群丑进行冷嘲热讽。吴敬梓具有高超的艺术才能，精于人物塑造，程晋芳《怀人诗》谓“外史纪儒林，刻划何工妍”,绝非虚誉。全书共写有三百多个人物，全面展示了儒林众生相，许多人物描写得都很生动、深刻，善于从日常生活事件中选取典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且不用说作为书中主角的士人人各面目，就是胡屠户这样一个小人物，作者运用让他的言行前后衬托的艺术手法，活脱脱地画出一幅市侩面目。书中的写景也极有水准，用笔清新脱俗，简练而富于情思，与全文枝干和形象高度和谐融合。如第十四回写马二先生游西湖，把西湖描写得极美，同时又把马二刻画得极俗，是用景色反衬人物；第三十三回写杜少卿游桃园，则是用静谧清丽的景色正衬杜少卿淡于功名、无视礼教的疏狂性格。作者十分善于嘲讽，《儒林外史》代表了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最高成就，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评论的：“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本小说对晚清谴责小说和现代讽刺文学都有很大影响。
近现代时期，泾县人胡寄尘既是文学研究者，也是小说家。他早年就有反清革命之志，与柳亚子结成盟友，为“南社”成员。五四运动前，他从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藕丝记》《弱女飘零记》等，善于用幽默滑稽的手法寄托讽刺。“五四”后，转而从事中国小说研究。与他同时的有王钟麒，世居歙县，后迁扬州，亦为“南社”成员，历主《神州日报》《民呼报》《天铎报》笔政。王钟麒早年即好文艺，后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著有《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等文。他在小说理论上有所建树，把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和现实的小说创作结合起来，推动了小说创作沿着民族化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在他们之后，安徽又出了两位研究文学卓有成绩的大学者，即胡适和阿英。胡适是绩溪人，为现代著名学者，在文、史、哲诸领域均有很高成就。在文学方面，他曾提倡文学改革，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并从事创作实践，有《尝试集》等。胡适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广泛研究，著有《先秦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阿英原名钱杏邨，是芜湖人，曾与蒋光慈等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宣传革命文学，后一直在文化方面担负领导工作。阿英涉猎广博，著述丰富，创作了许多小说、诗歌、戏剧作品，并长期从事文学史、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成就卓著，有《晚清小说史》《晚清文学丛钞》《现代中国文学家》《现代中国文学论》《中国俗文学研究》《晚清戏曲小说书目》《红楼梦戏曲集》等著述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