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谈

北平国共和平谈判，简称北平和谈，1949年4月1日正式开始，20日结束，以破裂而告终。
国民党内部在1948年底就亮出了“和平”主张，是这次国共和谈的始作甬者。
1948年11月初，国民党军队迭遭惨败，失去东北、山东等地，旋即陷入淮海战场，失败也成定局。美国政府认为，只有与共产党进行谈判，才是避免国民党政权覆亡的惟一途径，但蒋介石是这场谈判的主要障碍，迫其下台是必须采取的步骤。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言和之声也愈来愈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趁势逼蒋下野，期冀通过谈判，实现划江而治，取代蒋介石。迫于压力，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表示可与共产党进行谈判，“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①。尔后，计划由李宗仁出台作挡箭牌，以和谈实现划江而治，以和谈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准备反击。此乃蒋介石以退为进的故伎重演。
此时的共产党已今非昔比，解放军已达300万，无论从数量上、士气上还是装备上都优于国民党军队，完全有把握向江南进军，消灭国民党政权。中共揭露国民党是在即将土崩瓦解的形势下要求和谈的，目的是“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1月14日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 惩办战争罪犯； (二) 废除伪宪法；(三) 废除伪法统； (四) 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 没收官僚资本；(六) 改革土地制度；(七) 废除卖国条约；(八)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如果国民政府不承认这八项条件，其所谓和平就是一个骗局。②这等于宣告国民党无条件投降。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蒋介石从未停止过对军政事务的幕后指挥和操纵。李宗仁在22日视事当天，就正式宣布愿与中共洽商谈判问题。他怕一旦解放军继续南进，威胁其在南京的代总统地位，就没有机会与共产党谈判了。没有谈判，他的划江而治、最后取代蒋介石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他派人联络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希望他们为国共谈判奔走斡旋。特饬行政院办理七件事，表明“和平”诚意。27日，致电毛泽东，愿以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2月6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向中共转达人民对和平的渴望。14日，由李宗仁悉心筹组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飞抵北平，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李宗仁的六点意见，希望及早派定代表，商讨和平方案。代表团成员还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毛特别强调必须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速议速决。代表团回南京向李宗仁说，和谈前途困难很多，但希望甚大。
李宗仁在台上大造和平舆论的同时，桂系主将白崇禧在台下积极备战，策划部署江南防务，根本不想承认什么八条。就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南返的当天，李宗仁就召集军政要员会议，拟定日后与共产党谈判的三原则，即不能全部接受八条，双方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分界线，谈判必须建筑在平等基础上。③
何应钦在正式就任行政院长以前，以院长身份主持了四次会议，商讨如何与共产党谈判。最后决定，由李宗仁、何应钦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各推举三人，共同组成“和谈指导委员会”。和谈不另订方案，只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酌定“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北平商谈的依据。腹案共九项，主要是：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国共正式商谈开始前，双方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进行商谈。该腹案不书面提出，商谈时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果中共要求超过以上限度，谈判代表团应电请中央定夺。3月24日，何应钦就职次日，行政院第一次政务会议宣布了和谈代表团名单：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28日又增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已在北平)、刘仲华(同时是李宗仁的联络员),秘书余湛邦、张丰胄、潘伯鹰、严北溟等。代表名单事先都经由驻北平的李宗仁联络员黄启汉转达中共，征得其同意。本来李宗仁曾提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被共产党拒绝。26日，中共通过广播发表了和谈代表名单：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加派聂荣臻),秘书长齐燕铭。国民政府也随即在同日发布了代表团名单。
鉴于蒋介石在溪口的控制力，张治中以个人名义与屈武于3月29日见蒋。蒋介石对张带来的和谈腹案予以同意，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蒋经国对人说，张治中这样热心和谈，不会有好结果，将死无葬身之地。
3月31日，和谈秘书长卢郁文先率秘书处工作人员飞赴北平。4月1日上午，代表成员、顾问启程。因和谈腹案与中共八条距离甚远，张治中在临行前的谈话中说，此行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当天下午3时抵平，原以为肯定会受到周恩来的迎接。但中共已获晓南京的底调以及张治中的溪口之行，故降低迎接规格，到机场迎接的有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和谈秘书长齐燕铭、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没有派和谈代表成员。
南京代表团下榻六国饭店。周恩来、林彪、林伯渠等和谈代表来此看望，并设晚宴礼请代表团。饭后双方代表即开始个别商谈，周恩来、林伯渠与张治中、邵力子对谈。周恩来质问张治中溪口见蒋之事，说蒋介石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导演假和平。这更给张治中的谈判蒙上一层阴影。
4月2日至12日，双方代表仍进行个别交换意见，或是广泛地谈，或是具体地谈。
4月3日，周恩来召见李宗仁在平联络员黄启汉，让他南返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在和谈期间，解放军暂不过江，但和谈后，不管谈成与否，都要过江，白崇禧的武汉部队，应撤退到汉口北的花园以南一线，白让出安徽的安庆；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并尽量争取更多的军政人员留在南京。为了安全，可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万一受到蒋介石部队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能来支援了。李济深也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只要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见诸行动，将来组织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愿支持李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白崇禧想带兵，也有兵可带。邵力子则要黄启汉转达李宗仁，只要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放，就可对整个局面起推动作用。
4月4日，毛泽东发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宣称不管南京政府是否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游移的余地是没有的。5日，李济深的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三人也给李宗仁带来信息，无论和战，解放军都要渡江。
李宗仁得到北平来人的信息后，与白崇禧商议答复办法。白崇禧自以为手下部队实力尚存，坚持划江而治，如中共军队过江，就非打不可。蒋介石为了防止桂系与中共谈判时可能出现的妥协，也暗中给李宗仁施加压力，要他顶住。事实上，如果没有白崇禧的支持，如果得不到蒋介石的首肯，李宗仁与中共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不起实际作用的。当然，李宗仁本身对划江而治仍未放弃幻想。4月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声称仍以中共所提八条为基础，要求国共合作，同守孙总理之遗嘱，提出：“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隐含着对战犯问题的讨价还价。8日，毛泽东复电李宗仁，表示在八条原则的基础上，“准备采取宽大政策”④。
从8日开始，毛泽东用四天时间在北京西山接见南京和谈代表。他表示：对国民党战犯可考虑宽大处理；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
张治中在9日收到何应钦电。何说到广州列席了国民党中常会三次会议，决议要求和谈代表团在谈判时，坚持国共双方应立即下令停战。在和谈期间，如中共军队实行渡江，政府即召回代表，宣告和谈破裂，责任属于共方。12日，又收到何应钦来电，转达南京政府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的决议，责令代表团应严加拒绝中共渡江问题。张治中等六位代表就此进行讨论，决定请章士钊出面向毛泽东通融，希望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订后能够暂缓渡江。但就在当天晚上，周恩来把中共方面起草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南京代表团。
张治中看后的第一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语气，第二感觉是和是不可能的了。13日晚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共双方代表会议。周恩来先对协定草案做了一个概括说明，提出战争的全部责任应由南京政府负担，必须惩办主要战犯，对认清是非，翻然悔悟，确有事实表现者，可以宽大处理。然后，对废除伪宪法，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及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都做了说明。在周恩来讲话之后，张治中发言，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并逐一指出了不能接受的各点，建议战争责任问题最好不要列成条文，协定中有些过于刺激的字句希望能够斟酌删节，更不宜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成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辖的一个机构。
14日，南京和谈代表继续研究协定草案，并提出修正案。修正案与草案的最大不同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修正，目的是希望南京方面能够接受。刘斐悲观地说：过去我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团，与中共交涉，今后我们是中共的代表团了，要去说服南京了，只怕是这样做也毫无希望。⑤当晚，张治中将修正案交给周恩来。第二天早上，国共双方代表继续分别交谈，无甚进展。
考虑到长江水位即将上涨等原因，中共中央决定速议速决，不再拖延。15日晚7时，中共将《国内和平协定》送交南京代表团，协定不再写有草案字样，是不可改变的文稿。当晚9时，国共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二次会议。先由周恩来对定稿中有关修正之点加以说明，说定稿中尽可能吸收了南京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尽量达成妥协。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愿意作出让步，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南京政府暂时行使职权；联合政府成立后，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合作协商，解决过渡时期一切问题；在军事方面，成立军事整编委员会，上面不再冠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和指挥字样；原来带有刺激性的字眼像“反动分子”等全部去掉，战犯的“首要次要”字样也去掉；接收国民政府所辖地方一切权力，改为由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与地方政府负责。关于解放军渡江接收问题，周恩来提出五点：第一点，解放军没有宣布过停战。不同意南京政府要求的停战议和，只同意签订协定后永无内战。在谈判进行期间，解放军暂不渡江，但只能约束到4月20日为止，那时如果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就只有渡江，不再拖延。第二点，为了保证协定签字以后有效实施，必须渡江接收，接收长江以南10个县。第三点，苏、浙、皖、湘、鄂、赣、陕、陇东等地的接收，要等到军事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第四点，为了协同讨平南京政府不同意或破坏这个协定的部队，解放军不受10个县份的约束。第五点，协定签字期限定于4月20日。
张治中简单谈了一下个人意见和感想，承认协定接受了许多修改意见，既然这是最后的文件，“我们代表团同仁在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了，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他把国共斗争比喻成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 ‘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同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地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周恩来对此予以辩驳，说国共之争不是兄弟之争，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⑥
散会后，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继续研究协定。经过激烈讨论，认为协定已经接受了所提修正意见40余处的过半，别无选择，只有劝南京方面接受。考虑到黄绍竑是桂系三巨头之一，适合做李宗仁的工作；屈武是于右任的女婿，可通过于做国民党元老派的工作，或许能起些作用，代表团决定派他们两人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政府签字。
4月16日晚，黄绍竑、屈武将有关情况向李宗仁作了汇报。黄提醒李宗仁，周恩来警告他和白崇禧一定要自作主张，万不可请示蒋介石。但李宗仁意识到，批准这样一种协定，不仅在京沪会立刻导致军政上的严重混乱，就是在桂系内部也会使自己陷入困境，因为白崇禧一向是态度强硬的。他不敢擅作主张，派张群赴溪口请示蒋介石。蒋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黄绍竑等居然接受转达，“诚无耻之极者所为，可痛！”
4月18日，南京广播：对八条二十四款或可忍让，但渡江问题须郑重考虑。19日，又广播：对和平协定未便全部同意，渡江一节实难接受。当天，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开会，会议决定由李宗仁、何应钦电和谈代表团，重申成立临时停战协定，使议和得以顺利进行。
自黄绍竑、屈武南返后，中共和谈代表分别轮流请南京代表聚餐，晚上还有娱乐活动。南京代表的心情非常复杂，普遍被一种失败感笼罩着。他们焦灼地等待着南京方面的答复，盘算着今后的去从。19日，代表团电催南京回复，20日深夜接到李宗仁、何应钦的来电，即19日和平指导委员会的决议。该电称：“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希望中共方面对协定的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⑦
21日上午9时，南京代表团将李、何电抄送中共，请其再加考虑。不久，街上传来“号外”之声：20日夜中共军队已在荻港渡江，21日凌晨又实现江阴渡江。21日夜，李宗仁、何应钦来电，询问专机何时飞平接走代表团。
李、何来电要求南京代表团作出决定，是返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代表团中有三种态度，大多数人认为，和谈失败回去，绝不会有好结果，还是认清形势，留在北平，静待形势发展，再为和平努力。章士钊、邵力子就是这种打算。另一种人，因种种因素，颇有顾虑，或想回南京，或想去新疆，或其他地方，没有明确态度。最后一种主张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和谈既已破裂， 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况且，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理应回去复命。张治中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他说别人可以不回去，而自己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应回去复命。22日，张治中电复南京，请23日派机飞平，预计24日返回，同时通知中共方面查照。
周恩来获悉张治中的决定，恳切地表示挽留，说随着形势的发展，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代表团不管回南京还是广州，都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⑧。其他中共代表也先后来看望南京代表，一再劝留。由于张治中反复强调复命，周恩来也曾嘱王炳南说，万不得已只好听之任之。
4月24日，南京派专机来接和谈代表，民革李民欣带来何应钦23日函，要代表团全体成员径飞上海。因中共代表的恳劝，南京代表已决定留平。张治中的家属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的掩护下也来到北平，张就不再坚持南返。除黄绍竑已赴香港，其余5名代表签名回复何应钦一封信，希望留在北平，继续为和平努力。
蒋介石于4月22日在杭州召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开会，决定宣告和谈破裂，国民党内不许再倡言和。第二天，李宗仁离开南京，飞赴桂林。27日，国民政府明令解散和平商谈代表团。代表团本身事务于5月10日办竣，也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