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临时政府的酝酿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斗争梦寐以求的就是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武昌起义和全国响应的胜利为这个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予武昌起义的领导，但是起义的人们仍然把他当作革命的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群众和组织群众。正如后来孙中山本人在《建国方略》中所说：“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1]武昌起义后不久发刊的《中华民国公报》,就在10月31日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向“各省同胞”发出布告，号召“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直捣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2]。孙中山是革命人民的公认领袖，这一点外国舆论也是看得清楚的，当时美国报纸就曾报导说：“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3]
因此，认为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的建立，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立宪派在起领导作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不能否认在各地起义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政权，一部分落入立宪派、旧官僚手中，这给全国中央政权的建立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难产并不等于胎死腹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新生婴儿，终于呱呱坠地了，虽然只生存了三个月。
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活动，是在武昌和上海两地分别进行的。
1911年11月7日，湖北都督黎元洪以“义军四应，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为由，向各地军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电。越二日，便通电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筹组临时政府。
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督陈其美，提议在上海开会，筹建政权，理由是上海位居交通枢纽，又为列强注视之地。陈其美随即于13日通电各省代表来沪。15日，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七处代表在沪集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这样，便形成了武昌和上海两个中心。
上海方面的意见，体现了孙中山的关于仿照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思想。这在陈其美邀各省代表来沪的通电中，表达得相当清楚：
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会议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上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上海方面提出的集议方法是：一、各省旧谘议局各举代表一人；二、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驻上海。
已经到上海的几个省市的代表们，把自己会议的名称定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他们认为，武昌的鄂军都督府可以执行“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的政务，但代表会议则应在上海召开。
武昌方面对上海方面提出的仿照美国会议方法，表示同意，认为这是“一定不易之办法”,但对开会地点表示异议。武昌方面认为，它的通电发出在先，有的代表已经到鄂；而且，鄂军都督府既被认为中央军政府，那么，代表会议亦应在武昌召开，不然，“府会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4]。
争论结果，上海方面同意了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但各省仍需留一人在上海，“联络声气，为通信机关”^[5]。
当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广西、四川、山东、直隶、河南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的时候，汉阳刚刚失守，武昌全城皆在龟山清军炮火的威胁之下，代表们只得跑到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的楼上去草拟和讨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代表会议于11月30日(十月初十日)开第一次会议，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在临时政府未成立以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12月3日，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议即日公布，由各省代表签名。
这个《大纲》,共三章二十一条。
第一章临时大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统率海陆军”之权；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任用各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使”、“设临时中央审判所”等权。
第二章参议院，规定：“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织”(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其派遣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参议院之职权，除第一章中所列者外，尚有“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检查临时政府之出纳”、“议决全国统一之税法，币制及发行公债”、“议决暂行法律”等权；“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会复议。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仍执前议时，应仍照前案办理”;“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第三章行政各部，规定设立外交、内政、财政、军务、交通等部。
这个《大纲》的“临时”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还缺乏资产阶级宪法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如参议员的产生办法，也没有人民权利的规定，等等。但在当时急于要产生一个统一政府的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也还是可以的。《大纲》最后规定：“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会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6]。
当汉口的代表们还在开会的时候，南京已于12月2日为江浙联军攻克。汉口的代表们得到这个消息，遂即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代表于七日内齐集南京，并规定俟有十省以上代表报到，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7]。
在上海的代表们，特别是陈其美、宋教仁等同盟会员，本对在武汉开会持有异议。他们担心武昌成了中央政府所在地，于同盟会不利。所以，当南京攻克的时候，陈等便乘机鼓动上海的代表们，以急需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为由，于12月4日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开共和联合会大会。出席会议的除各省都督府代表外，还有浙江都督汤寿潜、江苏都督程德全、沪军都督陈其美等。大会投票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8],即以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又举黎元洪为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仍驻武昌。
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使政府不致落于旧官僚、立宪派手中，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陈其美等人的宗派观念很深，作法又欠妥善，以致事起仓卒，效果不佳。在选举过程中，选举人争吵不已。在选举后，被选举人坚持不就。直至次日开欢迎大会时，黄兴仍当场“起辞”,“谓才力不胜”,并说：“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以还我大汉河山而后已；至于组织政府，则非兴所能担任者也。”代表问：“现今事机危迫，战事未息，黄大元帅苟不俯从众请，其如全国人民何？”黄答：“孙中山将次回国，可当此任。”会议开了两小时之久，最后黄才答应“暂时勉任”,以作为孙中山回国前的“一时权宜之计”^[9]。
在汉口的代表们对上海的决议深为不满，认为其选举不合法定人数，而由黎元洪以都督名义电请取消。
12月12日，各省代表(十四省，共三十九人),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在14日的全体代表会上，选出浙江代表汤尔和任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任副议长，并作出决议：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这时又传来了袁世凯所派议和代表唐绍仪已抵汉口的消息，由鄂续到的浙江代表陈毅在次日的会议上报告说：“唐绍仪到汉时，黎大都督代表已与会晤，据唐代表称，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内阁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10]前此，代表会议在武汉开会时，为了争取袁世凯反戈一击，推翻清政府，曾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时，为了虚位以待袁世凯，代表会议遂又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而承认上海代表所举之大元帅、副元帅，并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追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11]
但是，黄兴以黎元洪等反对于前，在南京之江浙联军又持有异议于后，坚不就大元帅职。他于12月17日发出“力辞”通电，并推黎元洪暂任大元帅。其真实意图，在于等待孙中山的归来。
代表会议接黄兴电后，遂又于当日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决定大元帅不能在临时政府所在地时，由副元帅代行职权。不到半月，正副帅位忽又倒置。当时就有人评论说，古人有置君如弈棋之讥，此则举元帅如弈棋，真是如同儿戏。事既如此，黄兴更坚意不就。而黎元洪也不能前来南京。这样，就使各省的代表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地位。议长“因病”在沪，副议长“因事”留沪，12月20日的代表会议上不得不另举景耀月代理议长，并议决再函请黄兴来宁组织临时政府。次日，黎元洪致电各省代表会议，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由海外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