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韦参军

二十解书剑^①,西游长安城。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环宇。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归来洛阳无负郭^②,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③。
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
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
弹棋击筑白目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高适二十岁时曾西游长安，求官不遇，失意东归，客居梁宋 (今河南商丘县一带) ,在友人的资助下过着隐耕的生活。这首诗就是客居梁宋时的作品。
诗是从自叙写起的，自叙又包括了两部分内容： 西入长安的经历和东归后的躬耕生活。前者主要从政治抱负和实际遭遇落笔，“二十解书剑”,年轻气盛，文武双全，当然会自信 “屈指取公卿”了。来长安看到的是：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环宇”,国家风教远播，胜过了三皇五帝，朝廷教化，遍及于四海八荒。这确实是一幅 “开元盛世”的局面。但紧接着的下两句，却同这个盛世有些不对味：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既然是盛世，怎么美玉珍宝都赏给了亲近的臣子，怎么布衣却没有入仕的机会？这个明主究竟明不明，盛世到底盛不盛，看来颇有些成问题哩！ 其实，这四句，正是写出了开元盛世的两个侧面，表面上社会安定，歌舞升平，实际皇帝已开始疏于政事，统治集团日见腐化。高适以诗人的敏感直觉地把握到这两个侧面，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当时社会的真实画图。在这种情况下，布衣凭 “书剑”本领入仕已经很难，那就归来吧，一个 “归来”,自然过渡到东归后的躬耕生活。西去的结果是 “穷” (不能显达) ; 东归的现实则是 “贫” (生计艰难)。“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这四句，一句一意： 无负郭，家无良田； 非吾土，漂泊他乡； 岁不登，收成不好； 心长苦，心情苦闷。“雁池垂钓”,又暗用姜太公 “渭水垂钓”之典，暗示自己不仅有生计的艰难， 还有不得仕进的苦闷。 这样， 就自然把西去与东归两段生活经历统一了起来。而通过以上的描述，一个既穷且贫，既仕途失意又生活潦倒的诗人形象也就站了起来。
既然这样既穷且贫，失意潦倒，那“世人遇我同众人”也是十分自然的了。但是，韦参军却迥异于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这两句，承上启下，从承上看，前面那么多自叙身世，正是为了反衬出在这种失意潦倒的境况下韦参军友谊之可贵。入仕无门，生活艰难，世人冷眼，只有韦参军那“最相亲”的友谊，才抚慰着诗人那颗寂寞孤苦的心。从启下看，这又自然从自叙过渡到写诗人与韦参军的交往。“目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先赞扬朋友的为人，自己是既穷且贫，韦参军看来也不富裕，但还经常接济自己，从未以家贫为借口推辞过，这真是相濡以沫，忧患与共啊。接着写两人交往之乐。“弹棋击筑白日晚”,举两事写一日之乐； “纵酒高歌杨柳春”,再举两事写一季之乐。日夕相处，既游且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哪还管他什么 “公卿”、“世人”,哪还管他什么“非吾土”、“岁不登”!
这样的友情，这样的欢乐，欢娱还未尽呢，却偏偏又面临离别，这也太令人不堪了，难怪诗人要“惆怅惊心神”了。这又是一个强有力的反衬，浓墨重彩写友情之可贵，相聚的欢娱，正是为了衬出分散离别之不堪，之“惊心神”的痛楚。但是，痛尽管痛，别还是得别，只好强为欢颜，劝慰朋友：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通观全诗，它主要不是在离别的现时情景上作文章，它不去渲染灞桥柳色，渭城朝雨，它主要是在别情之难堪上作文章。这别情之难堪又正面着墨不多，而主要是从反面通过两层衬托，先自叙自己的失意潦倒，以反衬出友情之可贵，相聚之欢乐，由友情可贵，相聚欢乐再反衬出离别分散之“惊心神”。这样，前面的全部描写都有了归宿，都是为写别情之难堪服务的。而也正因为是从反面落笔远远写来，诗就不限于仅仅写别情，而是在其中涉及到入仕的受挫，躬耕的困苦，世情的淡薄，既写了自己的身世，又从侧面反映出那个有些成问题的开元盛世的现实，而这些内容又全部反跌到写友情、别情上。这样，写别情又不限于别情，不限于别情又仍是写别情，一而能多，杂而不乱，寓多样于统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