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让-弗朗索瓦

法国当代哲学家，后现代哲学与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1924年，利奥塔出生于法国巴黎。青年时代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50年顺利通过大中学教师学衔会考，获得教师资格。1971年，利奥塔获博士学位。
50—60年代，利奥塔曾积极投入政治活动，参加左派组织并在左派刊物上发表文章；60年代末退出左派组织后，利奥塔致力于美学理论研究，此后主要从事教学、科研和著述工作。他辗转于各大学，曾执教于索邦、南特等地，并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现任巴黎第四大学哲学教授。1979年，利奥塔发表重要著作《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后现代观。由此，利奥塔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美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家。
利奥塔的思想发展既前后连贯又明显地呈现出阶段性，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年马克思主义时期；70年代的美学和心理学时期；8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时期。
利奥塔在巴黎高师读书期间，马克思主义学说风行法国校园，法国左派对青年学生具有极强的感召力，许多大学生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因此，与许多当代法国哲学家一样，利奥塔在思想上也经历过一段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时期。
巴黎高师毕业后，他前往当时仍是法属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在东部的重要城市君士坦丁的一所中学任教。50年代，阿尔及利亚正处于激烈的政治漩涡之中。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的运动蓬勃发展，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经历了法国一百多年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强烈要求民族独立。尽管利奥塔在阿尔及利亚的教学活动只有两年时间，但浓烈的政治氛围对他产生很大影响。1954年，利奥塔加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左翼组织“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个组织主要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第四国际的欧美成员组成，以同名刊物《社会主义或野蛮》为理论宣传阵地。这个组织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提出批评，如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它对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也持批评态度。利奥塔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忠实于反剥削、反异化的事业”，对之投入极大的热情和心血。
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暂时化解，也由于前苏联共产主义实践中问题的暴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左派的政治方向受到普遍的怀疑。这种怀疑导致“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于1964年分裂。当时困扰左派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似乎已有能力控制经济活动的水平，能够阻止重大的危机，减缓劳资之间的矛盾，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许多论断都面临挑战，利奥塔也认为即使真要进行革命的话，也应该在《资本论》所描述的矛盾之外寻找革命的动力。1964年利奥塔转入从“社会主义或野蛮”分裂出来的另一组织“工人权力”。但是由于利奥塔对能否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并改变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的发展方向怀有根本疑虑，因此，1966年正式退出“工人权力”。这标志着利奥塔一段历史的结束。
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怀疑只是利奥塔退出左翼立场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利奥塔失去了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的辩证法的信念。借助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解释无限矛盾运动的普遍性语言，而利奥塔认为，如果在经验中根本不存在能够矛盾地进行综合的自我，以获取知识并实现自身，如果历史和思想根本不需要综合，如果矛盾仍旧是矛盾，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普遍性依靠自身确定的话，那么，辩证法所包含的不断扬弃、不断克服矛盾解决矛盾并由此获得新的综合认识和普遍真理的允诺便会成为一纸空文，最后，辩证逻辑只能成为一种纯粹的风格语言，只能萎缩成一种话语风格。由于承认矛盾的存在，承认各种话语的合法性，利奥塔被认为陷入了折衷主义的窠臼。放弃辩证法，意味着放弃对整体性思想的信仰，这成为利奥塔后现代主义转向的开端。
退出政治活动后，利奥塔转向学术研究。70年代的主要成果表现在他对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上，1971—1974年间发表两部重要著作《话语，形象》和《力比多经济学》。60年代中期，利奥塔曾参加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讨论班，并对拉康的学说，特别是拉康的“符号界”概念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拉康的这一概念包括了全部的语言和知识领域。认识活动呈现为理论形式，而所有其他形态的表达方式都被置于“想像界”。这样的划分结果容易将艺术的表达方式，如声音的节奏、音色的统一、色彩的韵律以及线、面、体的组合仅仅视为无意识的产物，只是为了满足心理的需求和欲望。拉康给予概念以绝对的偏爱，利奥塔则要为美和情感保住一片天地。因此，他写作《话语，形象》以研究形式问题，并由此确立美和情感作为知识领域的合法性。
利奥塔的中期研究工作使他的哲学观念趋于明确，即反对理论的整合化倾向，寻求各知识领域独立的合法性。在《力比多经济学》一书中，利奥塔仍表达着类似的观点。他试图打破一般概念的统领地位，为人类理解力所包含的各种心理要素确立合法的地位。正如利奥塔自述，他在写作这本著作时，努力使自己服从于浮现于脑海中的种种情绪冲动：愤怒、仇恨、厌恶……爱，并根据这些情绪运动的对立性质来塑造文和规律的认识其实是在感觉的引导下进行的，而由于感觉的非确定性，因此，我们在判断自己的方法恰当与否之时，也就不存在明确的标准，惟有感觉的强烈与不可遏制的性质作为探索的途径。运行于概念之中的传统哲学话语在利奥塔的笔下转变成受情绪导引的极具风格化的语言。利奥塔试图通过此种写作方式把被整合化掩盖的许多要素抽取出来，为它们确立独立存在的合法性。这正符合他在屏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时所形成的思路。
以发表《后现代状态》为标志，利奥塔的后现代定义进入成熟阶段。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首先，利奥塔质疑并力图解构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整体性（totality）观念。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看做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怀疑。利奥塔认为，现代科学一般是在自身之外寻求合法性的基础，它依靠元叙事确立真理的准则。元叙事往往是综合性的，在规定真理条件的同时，它把所有知识统合为一个整体，德国的思辨哲学和法国的启蒙思想都是如此。利奥塔认为，以思辨精神为核心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叙述普遍精神的展开过程中，以超越具体实证科学的视角，包容了所有的经验科学，在这种叙事中，知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以普遍精神的实现为目标。个别知识话语均需凭借它们在精神历程中知识必须整合到庞大的叙事之中，由此形成一个思辨的整体。法国的启蒙思想则把科学的合法性确立在政治伦理思想基础之上。启蒙思想追求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自由，它不追求对知识本身的追问能力，而是志在培养能够运用知识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人才。在这种叙事中，现实主体被看做是知识的最终权威。对利奥塔来说，思辨叙事以压制实证科学为前提，因此为科学危机埋下伏笔。而且思辨叙事以科学为知识的惟一范式，由此遮盖了其他形式的知识。法国的政治叙事则把为真理和科学立法的权力交给从事社会、政治和道德实践的现实主体，从而导致关涉真理的准则与关涉国家命运的伦理—道德判断混淆在一起。因此，元叙事所提供的整体画面实际上潜伏着许多矛盾与裂痕。这些问题就是利奥塔所说的立法原则内部的“蚀化”，它将最终导致立法的危机和整体的瓦解。对整体性的质疑构成了利奥塔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他多次强调思想变化多端的特性，我们难以用某种逻辑的手段将它们划定在一个整体性的、固定的领域。因此，利奥塔认为思想中最具威胁性的就是它自命为整体性的。
在此基础上，利奥塔倡导思想的异质性（heterogenity）特征。这是他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利奥塔来说，思想和知识是由许多种不同的合法性都应与其他知识领域的合法性相区别。他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一方面说明各知识领域表现出的异质和繁多的性质，另一方面游戏法则的变幻与不断推进又构成知识发展的动力。借助于对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区分与厘定，利奥塔勾勒出多种话语并存的知识景观，并肯定了每一种话语都具有独特的语用学效用，这些话语各自遵循自身的合法性，而不为任何单一的原则整合。而且由于话语的游戏性质，它们都在不断地突破边界，不断更新立法。在此基础上，利奥塔试图重新为科学确定合法性基础。他指出，后现代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原则就存在于它自身。科学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实证的有效性基础之上的，也不是建立在决定论的基础之上。科学是寻求和“创造”反证，即寻求未知的东西；对科学的论证意味着寻求“谬论”（paralogy）并用新的原则使之合法化。这个无穷尽的过程正是科学存在的基础。因此，后现代科学实际上就是寻求和研究不确定性，其合法性永远存在于谬论之中。
以后现代知识观为理论前提，利奥塔提出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理论。利奥塔认为西方的现代知识分子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普遍的主体。整体性的元叙事为普遍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依据。伴随整体性的解构，这样的社会主体也消融在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当中，由此，那种能够超越自身局限，以获得普遍视角为特征的知识分子面临着退场的命运。在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下，知识分子将演变为具体的职能角色，而且他们的责任是把真正的智识活动与导致现代性的那种妄想狂区别开来，正是这种妄想狂导致人们对普遍性的欲求。
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还包括他对康德美学的重读以及对后现代美学与艺术的分析和阐述。利奥塔从康德美学对崇高的论述，引出了不可表现性（unrepresentable）之说，认为现代艺术就是通过一定技巧表现出不可表现性的存在，而康德所说的“无形式，形式的缺失”就成为表现不可表现性的途径。因此，在利奥塔看来，现代美学不再是关于美的科学，而是通过形式的探索、实验对无限性的追求。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是现代性的一部分。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在于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就像是音乐中的两种调式，前者着眼于表现能力的衰微和人类主体对可表现的怀恋，具有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意味；后者则把重点放在感知能力本身，它不关心人类是否具有相应的感觉能力或想像力来表达所感知到的东西，它只关注不断发明新的游戏规则，即新的表现形式，并从中得到快乐。
后现代艺术通过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力图用表现过程来提出不可表现性这一问题，与现代艺术不同，它并不追求好的形式的抚慰，也不追求趣味的一致以表达对不可求之物的怀恋，它只是要在追求新的表现形式中寻求强烈的不可表现之感。在这个意义上，利奥塔认为，后现代艺术家或作家处在哲学家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们是在无规则的状态下进行创作，他们的创作正是为未来建立规则或范畴。后现代艺术家或作家实际上走在时代的前面，因此，利奥塔指出，后现代不是现代性的结束状态，而是它的萌芽。
利奥塔的重要著作有：《话语，形象》（Discours/Figure，1971年）；《力比多经济学》（EconomicLibidinal，1974年）；《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ThePostmodernCondition：AReportonKnowledge1979年）；《公正游戏》（AuJuste，1979年）；《漫游：律令、形式、事件》（Peregrinations：Law，Form，Event1987年）；《非人：对时间的反思》（Inhuman：ReflectionsonTime1988年）；
参见《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