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的衰败

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农村的繁荣。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列强的经济侵略所促成的，因此，中国农村越是被深入地卷入国际市场，列强对中国农村的控制和剥削也越加深重。而且，列强对中国农村的掠夺，是通过买办资本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同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来实现的，这种格局严重地阻抑着民族资本的发展，即使在欧战时期，也只是有所放松而无可避免。由于封建的土地关系在辛亥革命后没有得到改革，农村的生产关系继续恶化。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的趋势在加剧，农村经济由于缺少活力而日趋衰败。
民国成立以后，前清贵族的土地占有制趋于衰落，但民国的新贵们却在贪婪地掠夺土地。例如江苏督军李纯，“先后在天津周围的魏庄子买地二十四顷，价八万元；东局子地六顷，价五万元；芦新河地十八顷，价四万元；军粮城地四十六顷，价五万元。还有大毕庄三顷，李家祠堂西苇地八十亩，以及窑地七十亩，共价六万余元。大城县吕召庄有地一顷三十亩，武清县有地五顷，共价七万余元。一九一八年准备修建浦口商埠时，曾在其附近九袱洲以两万元买地两顷。在新河附近买了有三个熬盐池的盐滩，价三万元；在运河裁弯取直时，出现了很多废河地，经警察厅长杨以德手买到西自西大弯子至单街子北，东自狮子林南一直到水梯子大街两大段废河地，长三里左右，宽约五十米，亩数和买价不详。”^[1]
土地的兼并，在放荒地区显得格外严重。当时，“当放荒之际，有势力(行政官及巨绅)、有关系者(知事、放荒员及其戚友),择地之肥美而交通便利者，若者数百方，若者数十方”^[2]。张作霖在1916年曾强迫开放达尔汉亲王旗辽河南北沃土四千多方(每方四十五垧),“张作霖及其岳母王老太太、鲍贵卿、冯麟阁等分割了千余方”^[3]。那时南北著名的军阀、官僚，无不广占土地。
就是商人在积累资本的同时，也广买土地。甚至华侨商人，也回乡购置地产。东北有一人以经营小铺起家，至1915年时，发展成杂货杂粮商人，而出租土地已达一千八百一十六点七亩。商人“认为把赚来的钱用于土地投资比较安全”^[4]。在动乱比较厉害的地区，这种情况更甚。如安徽涡阳，“辛亥以前，拥资者醉心商业，视置产为迂图。是年(1911)冬，王士秀屯军县垣，沿门索饷，继以威逼，窖镪发掘靡遗。县人知动产之不足恃也，负郭土田，逐渐腾贵，不十年且倍蓰”^[5]。这样便形成了工商资本转移为封建地产的逆流，从总体看来，商人占有土地的情况很普遍。
此外，列强在华势力也广占土地，尤其是俄、日在东北铁路沿线占有大批土地，而日本更蓄意向东北殖民。1914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主办“除队兵移民”,从南满洲铁道守备队的退伍兵中，选定三十四户在“满铁”属地内务农。1915年，日本关东厅预先在辽东半岛的金州附近收买了一批水田，实施“爱川村移民”,把土地分给十九户日本移民耕种。虽然上述移民规模很小，成效不大，却是后来日本向东北大举移民的滥觞。1914年间，日本利用奉天谋求向日本借款的机会，要求中日合办农业，以遂其向东北殖民的图谋，因遭到袁世凯政府的拒绝，没有成功。日军占领青岛之后，日本拓殖株式会社也在胶济铁路沿线收买地产。此外，列强在华教会也广置地产，列强在华企业更违背条约，通过买办来购买土地，侵我主权。如江苏南通，“比年盗卖与私垦，不一而足，且有多数为教会购置者”^[6]。又如英美烟公司，于1915年通过买办任伯言在许昌用永安堂名义，替公司半霸占、半收买占去了数百亩土地。日本人在东北通辽县收买土地，也是如此，“一向是用自己所雇用的中国人的名义买入，或者利用堂号，向例并不表明资本主为日本人”^[7]。
土地的兼并和集中，使农民失去土地，生计艰难，而北洋政府的横征暴敛，封建剥削的苛重残酷，又导致无数农民趋于破产。
民国时期的征收制度是从前清继承下来的，弊病很多。各地没有确切的田赋征收图册，全凭地方经征人员——粮柜、社书、地保等的操纵。土豪劣绅又向农民转嫁田赋负担，加上经征人员贪污舞弊，敲诈勒索，使普通农民的实际负担，远远超过上交给国库的面额。据《神州日报》1916年9月估计，农民每岁增加的额外附加和额外暗索，达银元一亿三四千万元之多^[8]。此外，农民还要承担公债和纸币贬值的巨大损失。
由于田赋及各种负担增加，地主遂纷纷提高田租率，以致租佃矛盾日趋严重。如浙江嘉兴地区，“嘉兴之田，业户不恤佃，佃户不顾业。束于重赋之下，业以定课之故，租不得轻；佃以完租之故，力不能胜。业则味同嚼蜡，舍田而他图；佃则终岁勤勤，无斗粟之储，遂至于抗租终讼，业、佃两困”^[9]。
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农民趋于破产，因而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立日益尖锐。民国以来，江苏一些地区的地主纷纷成立田业会，与佃户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使阶级斗争日趋表面化。如苏州地区，“其专司拘押笞扑农民之责者，在前清时有巡检司。民国成立，巡检司裁，诸田主惧无威吓农民之具也，乃结一会，名曰田业公会，并辟一陋室，围以栅栏，名曰押田公所，农民有不如意者则押之，室小而押者众，有时之骈足立，身不得曲，粪秽狼藉，虮虱丛生，毙者时有所闻焉”^[10]。因此，农民的抗租斗争层出不穷。农村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的附庸。随着列强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扩大，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残酷剥削中国人民。列强历年通过赔款、借款，尤其是善后大借款对关盐两税的控制，使北洋财政不能不依靠增加田赋来弥补财政亏空。列强对华的政治贷款，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一副重担。在民国初年，列强对华商品输出继续扩大，洋货更为深入内地。如云南，“自数年以来，盖趋于滥用洋货之陋习，自光复以来，此风尤有一日千里之势”^[11]。不过，由于欧战的爆发，列强对华输出一时趋于停滞和下降，相应地也就减弱了掠夺中国农产品的能力(参第五章第一节)。
但是，由于列强把中国农村卷入了国际市场，欧战的爆发和结束，都使中国的农村经济受到强烈的冲击。如杭州，自欧战爆发，“出口货受损失更甚，洋丝一项日来毫无交易，从前每两售一角，今则即减百分之二十尚无人问津。其余若茶叶、羊毛、骨头、旧絮、破布、杂粮等等，皆因之而停止交易矣”^[12]。一年之后，汉口市场仍然“土货滞销，价值大跌(牛皮、芝麻、油类、布匹各货皆因出口稀少，顿减其值)”^[13]。中国交通运输业不发达，也使中国的出口产品遭到重大损失。朱执信说：“自开战以来，上海常积三万吨之货物……则各原产地之货亦无从运出，坐待腐败。此其损失，不仅在息，乃在于本。此非每年数万万之损失乎？”^[14]欧战期间，茶叶、芝麻等农产品，以及草帽辫、花边等副业产品，受到沉重的打击。欧战结束后，欧洲严重缺粮，日本也因乘欧战之际发展工业，导致粮食危机。于是，1919年—1920年间，各国从历来缺粮的中国大批收购粮食出口。北洋政府和军阀、奸商，惑于小利，也不顾民食，大量运米出口。而恰在1919年，江南发生水灾，1920年春，北五省又遇大旱，造成全国严重缺粮，饥馑遍地。上海米价在夏秋之际，从每石七元暴涨至十六元以上。粮价上涨使囤粮的地主商人获得了收益，而粮农并未受益，缺粮的贫苦农民还不能不陷于挨饿的境地。
虽然欧洲列强卷入战争，削弱了对华的经济侵略，但日本却进一步崛起，利用它在华的特权和雄厚的资金操纵物价，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的掠夺。
在1900年—1910年间，东北大连输往日本的大豆及豆制品，占全部输出量(包括本国其他地区)的43%,而到1919年—1920年间竟增加到80.9%^[15]。同时，日本对华棉的收购，也因日本本土及在华纺织业的扩展而急剧增加。当时“日本人在夏季，往往深入腹地，直接贷资于农人，每亩自二三元至七八元不等。农人受此定银，所产棉花概须由日人收买，已完全失却自由脱售之权。因其曾受定洋，致受压迫，货主买客，何方得利，不烦言而自见。以故腹地棉业，往往受日人之控制，𫐖轕日多，人民不堪其状。官吏、绅士、棉商均畏惧之，噤不敢声”^[16]。这种情况不仅使棉农深受其害，也使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在收购原料上十分困难。
列强通过对华资本输出，直接在原料产地设厂，剥削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低价掠夺农产品，更加剧了中国农村的衰败。如英美烟公司1902年在华设厂，1913年起在湖北光化、老河口和山东潍县、坊子设立美种烟草试验所，向农民推广美种烟草。由于种烟需要较多的资本和集约程度更高的劳动，公司通过买办和当地的士绅结合，向农民发放贷款和烟种，垄断烤烟的收购，并利用买办在非条约口岸收购土地，开设烤烟厂，在当地封建势力的保护下压价剥削农民。如1919年，收购商所定平均价格为20元，而农民所得平均价格仅9元，只有实际价格的45%。农民的收入甚至不够偿还生产费用。正是在残酷剥削农民的基础上，英美烟公司发展成为在华的“烟草王国”。
由于政治腐败，兵祸连绵，致使水利失修，天灾频仍。1912年湘、赣、闽、粤大水。1913年，直隶永定河决口，江淮泛滥，赣、豫、皖大旱。1914年，粤、桂、湘、赣等省水灾，濮阳黄河决口，川、湘、鄂大旱，苏、皖两省虫害。是年受灾农田几乎占全国农田的一半左右。1915年5月，濮阳河工决口，8月黄河决口，浙、赣、鄂、湘、鲁、粤、辽、黑大水。1916年8月江苏水灾，江北淮河、运河一带大水，灾区达三万四千方里。而尤以1920年陕、豫、冀、鲁、晋五省大旱为最甚，灾民二千万，死亡达五十万人。
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败，破产农民日渐增多。各地农民离乡背井，四出谋生。如福建厦门一带，“人们相信这十年(1912—1921)中，耕地面积已经缩小了一些，各种作物产量也减少了。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身体强壮的劳动者已经放弃了田间工作，流亡到海峡殖民地、爪哇等地”^[17]。在欧战期间，山东省有十五万工人作为劳工移往英国和法国。河北、山东的农民还大批向东三省移民。1912年—1920年期间大约移民二十九万人。总之，这时从全国来看，农民的处境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