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府的组织及其内部斗争

署名“鄂军都督黎”的布告是贴出去了，但是，这个都督却变成了“泥(黎)菩萨”,像木偶似的呆坐着，不言不语，甚至不吃不喝。一些革命党人看到黎元洪这样顽固，感到自己不能不将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任务挑起来，因此，由蔡济民提议组织谋略处，作为筹划和决定军政大事的机关。大家推选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邓玉麟、高尚志、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李作栋、黄元吉、吴兆麟、蔡大辅等任谋略。当时，胡瑛已被从武昌狱中接了出来，也参加了谋略处。谋略处在10月11日晚于谘议局开始办公，作出了如下一些重要决议：(一)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设于谘议局；(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三)以本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四)都督暂用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五)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等等。
建立谋略处表明了革命党人建立领导核心的企图，但是，这个领导核心一开始就具有临时的性质。革命党人仍在对黎元洪“劝驾”,准备随时把最高权力移交给他。同时，谋略处和军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很快，它的作用就被不断成立的其他机构挤掉了。
当晚十时，原三十标一营管带郜翔宸，啸聚旗兵多人，进攻谘议局。李作栋、邓玉麟等带着黎元洪到蛇山脚下躲避，黎要求回私宅一行。甘绩熙、李翊东指挥担任守卫的陆军中小学、测绘学堂学生反击，郜部被击败。李翊东又把黎元洪接了回来。第二天，黎元洪的态度仍然如前。有时，革命党人去看他，黎就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脑袋被你们这些人送掉了！”然后就一言不发，盘膝闭目^[1]。但是，由于武汉三镇全部克复，胜利消息不断传来，黎元洪的心眼终于活动起来。特别是有人用“黄袍加身”的故事来启示他，这就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极富于诱惑力的天地^[2]。于是，10月13日，沉默不语的“泥菩萨”忽然开口了，他同革命党人聊起天来。有人责问他为什么还留着辫子。黎元洪说：“你们说要去辫子，我也有此意。从前我在军中曾出过‘剪发听便’的通令。你们明天叫理发匠来，将我的剪去就是。”^[3]第二天，黎元洪果然把辫子剪掉了。天真的革命党人一个个因此而兴高采烈，他们哪里想到，不开口的都督开口之后，摆在自己面前的矛盾和难题更多。
和黎元洪不同，汤化龙、胡瑞霖等很忙了一阵子。他们胸前挂着标明职衔的白布条子，在军政府中进进出出，显出很热心的样子。但是，他们却日益对革命党人鄙视起来。军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加，忙乱现象也随着发展，出现了“人人都能作主，人人都不能作主”的现象^[4]。这自然是汤化龙等所看不惯的。13日，汤化龙留日时的同学黄中恺访问汤和胡瑞霖。汤唯唯诺诺地不表态。胡则谓“秩序棼乱，行同草寇，万非吾辈所能合作”^[5]。显然，胡的态度也就是汤的态度。黄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说是：“正赖我辈文人为之治理。”于是，汤、胡、黄、加上前候补知县舒礼鉴四人一起去见黎元洪。黎声色瘖暗，拱手低语说：“余以武人素不习民事，革命又起仓卒，其中多非余所素识，公等皆乡中优秀分子，务望出而相助。”^[6]14日，四人再次见黎。两次见面，汤化龙、黄中恺等发现了一个事实：“黎公之为都督，傀儡耳。一切大权，操之党人手中。”^[7]当夜，汤化龙约黄中恺在家起草《军政府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军政府设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各部均受命于都督。条例对军事方面的三部作了细致的规定。而政事部，则只笼统地说设内务、外务、财政、交通、司法、文书、编制七局，声明其细则另订。显然，这是一个军民分治，大权统于都督一人的方案。15日，汤化龙等四人兴冲冲地将《条例》献给黎元洪。黎连呼妙！妙！但是，这个条例却遭到了看守黎元洪的革命党人的冷落，被扔到了字纸篓里^[8]。汤化龙等正在意兴索然之际，碰上了新到武昌的居正。他也正为军政府的秩序“棼乱”叹息。经过商谈，居正同意出面劝说革命党人接受《条例》。当即在江汉书院谘议局临时会址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居正诡称，条例是孙中山在海外预订的，于是，一致通过。
条例通过了，迅速确定了各部职员，名单如下：
军令部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政事部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在上述四个部长中，革命党人只有孙武一个。政事部各局局氏名单为：
内务局局长：舒礼鉴(谘议局议员)
外务局局长：黄中恺(汤化龙同学)
财政局局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局局长：马中骥(商人，汉口宪政同志会成员)
司法局局长：徐声金(立宪派，汤化龙友人)
文书局局长：阮毓崧(谘议局议员)
编制局局长：张国溶(谘议局副议长)
在上述七个局长中，革命党人一个也没有。条例没有谋略处，自然被取消。刘公从12日进入武昌之后，一直主持谋略处。这时无法安排，被任命为总监察。
16日，胡瑞霖劝黎元洪登坛誓师，得到同意^[9]。17日，在阅马场的中央搭起一座高耸的帅台，四周军队林立。黎元洪全身军服，腰悬军刀，到台前下马，威武地被拥护登台。台上放着黄帝牌位，剑、旗分立两侧。由谭人凤授旗、授剑，居正宣讲革命意义，黎元洪宣誓。由舒礼鉴起草的《祭告天地文》公然说：“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能及哉！”^[10]就是说，黎元洪的权力，不是由革命人民流血奋斗得来的，而是由上天赐给他的。一个清朝的旧军官，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民国的“开国元勋”了。阅马场上，“欢声雷动”。“兵士对都督之爱戴，亦大有加”^[11]。慷慨激昂的誓师变成了对黎元洪个人的鼓吹。
立宪派所代表的是和封建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上层，他们和黎元洪这样的旧军官结合乃是必然的。
汤化龙等所拟订的《军政府暂行条例》和人事安排，虽然通过了，终因排斥革命党人的企图过于明显，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不少人声称：汤化龙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与革命主义不能相容。各种流言也出来了。善于观察时势的汤化龙也就迟迟不肯到职。10月25日，在孙武、刘公、张振武、居正等人提议下，军政府再次开会，改订了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增加了政治色彩和民主气氛。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公约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暂组织军政府，统辖政务。”第三条规定：“军政府都督代表军政府人民施行职务；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第五条、第七条和第十条规定，军政府设立稽查员，任务是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和各军队，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这显然是为了加强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监察^[12]。《改订暂行条例》的最重要之点是取消了包揽大权的政事部，所属各局都改称为部，直辖于都督。各部人事安排为：
军令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内务部长：冯开濬(留日学生)
外交部长：胡瑛(同盟会员)
理财部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部长：熊继贞(同盟会员)
司法部长：张知本(同盟会员)
编制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上述安排中，新增加的胡瑛、熊继贞、张知本等都是革命党人，编制部长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革命党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
在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上，革命党人注意保持对立宪派的优势，这是必要的。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在军政府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改订暂行条例》所规定的都督权力仍然很大，“军事参议会”虽具有限制都督个人专权的作用，但并没有组织起来。黎元洪是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军人，革命对他来说终究显得生疏而可怕，当他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几个革命党人部长就很难控制住局面了。
与湖北军政府同时建立的还有汉口军政分府。
汉口克复，詹大悲、何海鸣出了狱。他们立即渡江，和湖北军政府联络。军政府派蔡济民率兵二队随同他们返汉，驻扎四官殿。詹、何等对黎元洪、汤化龙身居高位、掌握大权不满，但是又觉得当时还不便公开反对，因此决定成立汉口军政分府。13日自外归来的蒋翊武也支持他们。军政府以詹大悲为主任，下设司令、参谋、军需、军政、军械、军法、交涉、稽查各处，由温楚珩、吴昆、何海鸣等负责。詹大悲等准备以此为基础，在局势稳定时对武昌军政府进行改组。汉口军政分府以文学社为主体，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在武汉保卫战中，它作出过贡献。但是，它有些自行其是的做法也加深了和武昌军政府之间的矛盾。
在汉阳，也建立了革命政权，由日知会员、系狱多年的李亚东任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