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 “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①。”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②孔融文举，广陵^③陈琳孔璋，山阳^④王粲仲宣，北海^⑤徐幹伟长，陈留^⑥阮瑀元瑜，汝南^⑦应玚德琏，东平^⑧刘桢公幹： 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𫙫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⑨。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⑩，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⑪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⑫，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⑬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⑭;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⑮，周旦显而制《礼》^⑯，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⑰ 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论》^⑱ ，成一家言。

〔注〕　① 下笔不能自休： 下笔没完没了。这是笑其为文冗长，缺少剪裁。　② 鲁国： 在今山东西南部。　③ 广陵： 今江苏省江都县。　④ 山阳： 今山东省邹县。　⑤ 北海： 今山东省寿光县。　⑥ 陈留： 今河南省开封县。　⑦ 汝南： 今河南省汝南县。⑧ 东平： 今山东省原东平县。　⑨ “咸以”二句： 意即谓他们都能各逞其才，各不相让。⑩ 齐气： 古代齐国其俗文体舒缓，言徐幹为文亦染有这种地方习气。　⑪ 张、蔡： 东汉张衡、蔡邕。　⑫ 理不胜辞： 指词美而理不足。　⑬ 扬、班： 汉代扬雄、班固。　⑭ 检： 法度。　⑮ 西伯幽而演《易》： 相传周文王姬昌被纣拘于羑里，因推演《易》象而成书。西伯，谓西方诸侯之长。纣尝赐文王弓矢斧钺，使得专征伐，为西伯。　⑯ 周旦显而制《礼》： 姬诵即位为周成王，年幼而由叔父周公姬旦摄政。相传周公曾依据周的官制而作《周礼》。但据后人考证，《周易》与《周礼》的成书，大致都要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年间。　⑰ 加： 转移。　⑱ 著《论》： 徐幹有《中论》二十二篇，今存二十篇。

《典论·论文》是曹丕的专著《典论》中的一篇。《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魏志》载明帝太和四年(230)二月戊子，曾将它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和太学，凡六碑。清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 “唐时石本亡，至宋而写本亦亡。”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之注，《论文》见收于《文选》而能完好无缺。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为太子时。又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见成书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然而这时事实上曹丕的文学时代已经开始了。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曹丕写的《典论·论文》，可以说是文学自觉时代中文学批评的自觉表现了。

在这以前的文学批评，最早的只有片言只语，如《论语》中孔子的论诗。稍后，或则裒辑成篇，如卫宏的《毛诗序》;或则限于一篇一书，如班固的《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诸序等。而能较广泛地对当时的作家做出比较评论的，不能不推曹丕这一篇为最早了。

这篇“自觉的”批评中涉及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大都是“自觉”而得的，如文人相轻、贵远贱近、审己度人、体裁不能兼善、七子评价、文章本末、文章功用以及怎样来完成千载之功等问题。文章不长，但涉及的问题却很广泛。那么，其中究竟哪个问题才是主要的呢？

对此，古往今来，论者往往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其中最能一语破的的莫过于五臣中的吕向了，他说： “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

什么才是文章之体呢？按照曹丕的看法，这“体”字似乎包含有本末两层意思。他以为： “夫文本同而末异”。“本”即是指“体气”。他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是分而言之，为“主”即是为“本”。又说： “孔融体气高妙”。这是合而言之。以气和体气论文，即创于曹丕，指的当是作家特有的风格表现。这种风格表现，于社会习尚、师承关系及作家的个人素质都有一定的关系。从他所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来，则似以素质为其主要一面。

“末”即是指体裁。体裁之异即在：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曾说：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这些不同的体裁，经过两汉的繁荣与发展，经曹丕提供了大量观摩比较的实例，使他对它们各自的规律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体会，为他的“四科八体”说的提出创造了条件。就当时的时代水平来说，在体裁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曹丕的这篇文章，已可说是独具只眼的概括总结了。

在曹丕看来，知道了“本”和“末”的异同，自然就能审己度人，可以克服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恶习，也自然能对当代作家的长短作出恰当和公正的评论了。他所评论的与他同时的“建安七子”，总的来说，是“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的。这就是说，他们都同样有学问，有创造才能。而且“咸以自骋骥𫙫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但这是不是说他们之间只是各有短长，不能轩轾呢？表面上看来，好像的确是如此，可是如果我们稍稍用心推敲一番，就会觉得这里面大有玩味之处了。

有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说曹丕独重徐幹之文，对孔融则说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不免有些微词了”，似乎把孔融贬得最低。是不是如此呢？细按一番，恰好与此相反： 在七子中，他对孔融的评价最高；其器重徐幹，却有着另外的原因。

先说孔融。要知道曹丕是主张“文以气为主”的。在论气中，徐幹则“时有齐气”;应玚则“和而不壮”，刘桢则“壮而不密”;《与吴质书》中又说： “公幹时有逸气，但未遒耳。”王粲呢？同书中曾“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论这些人的体气，都有不足之处；而唯独对于孔融，说他“体气高妙”。试问还有哪个褒词的分量能及得上“高妙”这个词！何况曹丕在将七子中的一些人与古人相比时，于王粲和徐幹，只说他们写得好的辞赋“虽张、蔡不过也”;而于孔融，则称他“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我们知道，在古人的心目中，张衡和蔡邕，在文学史的地位上，一般是及不上扬雄和班固的。从曹丕的比拟里，我们就很清楚他的尺度了。再从《后汉书·孔融传》中“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等语，更可得一佐证。由此可见，曹丕说孔融“不能持论”，不过是指其于“末”之不能兼善，而比之王粲、徐幹之只擅词赋，“然于他文，未能称是”;比之陈琳、阮瑀之只有章表书记为隽；则孔融之兼善者还是较多的。这样看来，怎能说曹丕对孔融独有“微词”呢！

再说徐幹。《典论·论文》末尾特别提了他一句，在《与吴质书》中，议论得尤多：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此子为不朽矣。”由此则可以看出，曹丕对当时一般的“文人无行”颇感不满(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审己度人”)，而认为徐幹的人品却是值得赞美的。对于他的立言有所成就尤为敬慕。我们知道，处于社会动乱，经学衰微的魏晋之际，要想立言以成一家之说的风气是非常盛行的。曹丕于此一直心向往之，故于徐幹的《中论》，一提再提。也正是这种心情，促成了他自己的《典论》之作，而这与他从“文以气为主”的艺术角度来评价徐幹的文章是不相干的。有些人把这两相混淆起来，于是产生了以为曹丕对徐幹艺术评价最高的错觉，而忘记了《典论·论文》早就说徐幹和王粲于词赋外，他文皆“未能称是”这一主要的论断了。

从曹丕的论“体”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他所说的雅、理、实、丽等，都是体裁的特定要求；他所说的清、浊、和、壮、密和高妙等，都是指的体气之性。其中，清和浊是先天素质所形成；和与壮，则既有先天又有后天的成分在。齐气和不密、未遒等，则又后天重于先天，即可以通过努力逐步加以克服的。正因如此，壮而不密的刘桢要比和而不壮的应玚为优；具有齐气的徐幹亦得与体弱的王粲相匹。正是这种先天和后天，体气和体裁的彼此交相影响，就形成了文人创作的各有偏至的特色。

《典论·论文》之论，由人及文，因为文是人的创作；由末及本，因为本唯由末以得见。由此再及于文之用。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不少人说，曹丕论文章之用，也不过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引申来的，其中并没有多大新意，这大概算不了什么“自觉”吧？诚然，在春秋以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也提到“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思垂空文以自见”，但都没有像曹丕那样把被扬雄说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词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这难道不算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吗？

近代章炳麟《国故论衡》中有一篇《论式》，谓魏、晋之文： “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采色)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从《典论·论文》的结构、层次和表现艺术来看，它既不晦涩难明，又不浮泛词费，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而且又能说得很有分寸，说得美好，诚有如章氏之所言。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 知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道理后，是否“文人相轻”的习气，就可完全改变过来了呢？那又未免把这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在曹丕那个时代，也许可以这么说，可是后来当知这里面还有许多曲折和复杂的因素，诸如社会方面的派别问题、文艺思潮、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个人爱好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知人论世者不能不加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