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

现在有许多人提倡共产，也有许多人反对共产。反共产的人的最大的理由是中国与共产制度不相宜，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于中国。我也偏向反共产，可是我的理由是与他们相反的，我却正是为了共产制度已经在中国实行了。
别的也许说不上，在实行共产制度方面中国是很有成绩的。苏俄以外，中国可以算第一共产的大国了。自然，中国有中国的民族性，中国的共产制度也与苏俄或世界其余各国的不一样。世界各国所说的共产，现在无非是劳动者去共资本家的产，平民去共贵族的产，穷人去共富人的产。中国的共产就大不相同了。中国是富人去共穷人的产，官僚去共平民的产。
我们拿一件最容易看见的事来做例。中央公园进门是要门票的。这门票的收入就是维持中央公园的经费，至少是一部分的经费。我们平民，除了穷到出不起十六个铜子而不敢去的人，都负这维持的义务。可是，要是你是一个什么部的官，什么会的委员，胸口挂上一块牌，你就可以摇摇摆摆的进门，不用买门票。一个人要装一个电话，写了信去也许个把月不得复。装了之后，平日叫号数常常叫不来，两三个月不出钱就得出乱子。可是要是你是总长、议员，尤其是什么军办公处的人，一句话去即刻就来同你装电话，以后非但一点都没毛病，并且不用你出半个钱。
同样，只要你是个阔人，你点的电灯不用你花钱，你打的电报不用你花钱，你坐的轮船火车不用你花钱。你愈阔，你花钱的地方也愈少。你做了顶阔的人，你就不用花一个钱。
还有那国家征收的税。你愈穷，你出税的机会也愈多，除非你是不名一文的叫花子。要是你是个阔人，那么什么税也不用你出了。
在这一点，共产制度的中国实在与资本制度的英美恰恰的相反。他们收税的原则，非但收入多的人同收入少的人一样的抽几分之几的税，还要收入愈多的人出税也愈多。例如一月只有十元的人可以不出税，一月百元的人抽百分之二，一月十万元的人，得出百分之三十。好象欧战的时候，美国的几个富豪还抽了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所以中国是共产的国家，官僚共平民的产的国家。既然中国的官僚没有一个不有钱——他怎样能不富？——富人没有一个不做官，所以也是富人共穷人的产的国家。
至于共产制度的积极方面，怎样的刮地皮，怎样的取回扣，怎样的收贿赂，怎样的侵吞公款，总而言之，怎样的剥削平民去饱自己的私囊，那虽然是大家看惯说惯的事实，也许不见得所有的官全那样，所以不拿来做例。
在这种共产制度底下少不得发生那当然的结果。做事的拿不到钱，拿钱的不做事。拿钱愈少的做事愈多，拿钱愈多的也做事愈少。你看各衙门里的几十块钱一月的录事，一天都不得空，大一些的官就一月不用到几次。可是把衙门的录事先生来同铺子里的掌柜打一个比，还是谁做的事多，谁拿的钱少？
很少人觉得不做事过不得。就是欢喜做事的人也只喜欢做那自己情愿干的事，至于为了吃饭养家才做的事，做久了也就生厌了。有了那样不做事可以拿钱的榜样在眼前，一个人孜孜矻矻的一天工作了十二点钟还衣不蔽体，食不饱腹，妻子蓬头垢面，儿女呼号啜泣，自然不免 “有动于中” 了。这样的制度不扫除，怎样能叫中国人不想做官？

(1928年6月新月书店版《西滢闲话》)

赏析 20年代，不管从哪一层意义上讲，“共产”一词都是颇为时髦的，有人提倡，有人反对。但不管提倡或反对都是着眼于将来。然而作者的偏于“反共产”,却在于它已经在中国实行了，而且很有成绩，只不过它与苏俄及世界各国的意义不同，不是“劳动者去共资本家的产，平民去共贵族的产，穷人去共富人的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富人去共穷人的产，官僚去共平民的产”。这一层作者立意不凡，从一般意义上的提倡与反对之外，另辟蹊径，提出第三种理解，给读者造成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差，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同时语多讥刺，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的中国社会和腐败的特权阶级的强烈愤懑和不满。
接着，承题而来，作者以普遍的事实证实自己的立论。从中央公园的门票，说到电话的安装与维修，从居家使用的电灯，到出外乘坐的轮船火车，乃至国家赋税的征收，总之，无往而不实行 “共产制度”。其外在特征是愈阔便愈不花钱，愈穷愈要往外掏钱，也就是“官僚共平民的产”、“富人共穷人的产”。这一层虽多是事实的叙述，然而随处流露出作者对这种不合理现实的愤激之情。
最后一层，作者交代了这种“共产制度”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那就是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人都想只拿钱不做事。于是作者慨然有云：“这样的制度不扫除，怎样能叫中国人不想做官？”
这一篇对于时弊的抨击，在《西滢闲话》中，也许要算是较为激切的。它不仅暴露了旧官僚体制的罪恶，社会的不公正不合理，而且表现出改造这社会、铲除这制度的愿望。文章立论鲜明，而且多采用对比说明。既有中国和苏俄的对比，又有中国和欧美的对比，于对比中揭示中国社会生活的独特和奇异。而这独特和奇异恰恰证明中国的黑暗和腐败。文章感情充沛，运笔娴熟，平淡中有深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