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蒋衡、蒋骥的书论

蒋衡(1672-1743),后改名振生，字湘帆，一字拙存，晚号拙老人、江南拙叟，又号函释老布衣。江苏金坛人。康熙贡生，善书法，尤工小楷。早岁遍临各地碑帖，汇成《拙存堂临古帖》,曾键户十二年，写《十三经》,凡八十余万言，乾隆时刻石太学，御制序文。《清史列传》评其书曰： “书师杨宾，复博涉晋、唐以来各家名迹，积学既久，名噪大江南北。生平论书，谓不能为人宗师，亦当与古人弟昆。”著有 《拙存堂诗文集》、《游艺秘录》等。
蒋骥，字赤霄，号勉斋。蒋衡子，善书，论书能克绍箕裘，恪守家学，著有 《续书法论》、《传神秘要》。
蒋衡与王澍同里而又生于同时，世称王、蒋，他们的论书宗旨也相近，蒋衡论书也欲上溯篆隶，以此为后世书体之本。其《拙存堂题跋·秦汉篆隶册》中曰： “六书递变而为真、行、草，古法澌灭，后之书家踵其弊，欹侧取媚，如圣经遭秦焚，几无遗种，大可悲也。有就余求讲执笔者，为畅厥宗旨，使悬笔中锋，臂指如铁石，尽一身之力作蝇头小楷，所谓芥子纳山河大地，非好为神奇，亦欲存竹简漆书之意于万一云耳。王吏部虚舟所摹秦汉篆、隶，老洁圆劲，初拟阳冰，既追斯、颉，余虽老，未能下手，其源流分合之故可知也，古学稍明，其在斯乎。”他以为真、行、草虽出自篆、隶，然欹侧取媚，古法不存，故他欲以蝇头小楷存古法，教人 “悬笔中锋，臂指如铁石”,取法篆隶的笔力刚劲挺拔；他极力称赞王澍的摹仿秦汉篆、隶，以为古法由此可明。蒋氏视篆、隶为真、行、草诸体之基础，他说： “真、行、草悉从篆出，习流忘源，师孙弃祖，恐为后人所笑。”(《拙存堂题跋·诅楚篆文》)“学书不法篆、隶，直不识字。” (《拙存堂题跋·石鼓文》)都以为篆、隶为各体书之根本，根本不固则枝叶难茂，故学书者无不宜研习篆、隶。
蒋骥的《续书法论》中也发挥了此种观点，其论“楷法”一条云：“先君子论作小楷必先凝注精神于法度森严中而出之以纵横奇宕。今解云：知篆、隶则楷法能工，篆法森严，隶书奇宕，运用篆法，参合隶书，可谓端庄杂流丽矣。乃于字势之长短小大又因其自然，则直于天地为消息，万物为情状，错综变化，意趣无穷。”他参合篆、隶来说明蒋衡 “法度森严”和 “纵横奇宕”相结合的主张，从而对苏轼 “端庄杂流丽”的书法审美要求作了新的解释，阐明了篆、隶为楷法之本的观点。
蒋衡与王澍一样，于唐人中也重欧、虞、褚之书，在当代尤以学欧闻名。稍后的王文治《快雨堂题跋·化度寺碑》中说： “近时善学欧书者，惟何义门先生，然蝇头书至妙，才过经寸，即未痴冻蝇。王蒋诸人继之，沿而益甚。”虽然此处对王澍、蒋骥等人之书颇有微辞，但已说明了他们学宗欧书的倾向。蒋氏论欧、褚曰： “唐人书如褚登善以姿态胜，故举笔辄变；欧阳信本以骨力胜，故变而不觉其变，所谓有完字具于胸中，若构凌云台，一一皆衡剂而成者也，褚因天姿，欧全学力。”他于欧书中最重 《醴泉铭》: “欧阳信本书直逼内史，《醴泉铭》尤其杰作，虽无善本，亦可想见其结构精严，纵横跌荡。” ( 《拙存堂题跋·醴泉铭碑》)他以为欧阳询之《九成宫醴泉铭》与虞世南的 《孔子庙堂碑》是真书中之集大成者。
蒋衡在书法审美上也提倡瘦硬圆劲。他说：“余不知篆，然观 《石鼓文》、《峄山碑》,皆圆劲而瘦，以此追原用笔之法，本自行简漆书，非中锋悬臂则点画不到，分隶行草迭变迭降，而偃笔偏锋，腕指杂用，遂有墨猪鼠尾之诮。”可见他之所以以篆为本即在于篆书“圆劲而瘦”,最得瘦硬通神之妙，其用笔自然中锋悬臂，宜为后世诸体所本。蒋氏之书甚至比王澍更为瘦劲。其《拙存堂跋·中兴颂》条云： “磨崖碑为鲁公正书绝作，泰华尊严，使人不敢仰视，余不自量，奋笔为之，恭寿连书五六册，余第一本少瘦，吏部以沉雄胜我，亦稍肥。后虚舟为秀挺，余亦加腴，乃觉肥瘦适中，两人相视而笑曰： ‘如此则飞燕玉环顿成宓妃姑射矣。’”蒋氏与王澍同临颜真卿《中兴颂》,王偏肥而蒋偏瘦，后两人各经调整始觉适中，由此可知蒋氏之书偏嗜瘦硬的特点。他重欧、虞之书也缘于欧、虞书以骨力劲健见长。其子蒋骥的《续书法论·用笔》中也说：“用笔以毫端分数辨肥瘦，今人误墨之轻重以为肉之肥瘦，致点画不能洁净精微，故学书当从颜、柳以立其体，参之以欧、虞以著其洁，参之以苏、米行书以畅其支，参之以董、赵以博其趣，然后临二王像赞、曹娥十三行诸帖以近其源。”蒋骥主张于用笔上辨肥瘦，使点画达到洁净精微的审美理想。所谓洁净精微，即要求笔画瘦劲有力，挺拔秀逸，他特别提出了 “参之以欧、虞以著其洁”,正说明他以欧、虞之书为洁净精微的楷模。
在学古问题上蒋氏父子也重有我。蒋衡《游艺秘录》中说： “临帖须运以我意，参昔人之各异，以求其同，如诸名家各临《兰亭》,绝无同者，其异处各由天性，其同处则传自右军，以此求之，思过半矣。”由天性而得异，由学习而求同，异同结合，方为有我之书。他论欧、褚所摹《兰亭》曰： “临两种 《兰亭》,乃悟欧、褚所摹则同，笔性各异，学欧须得其灵和，学褚当知其古劲，于彼所异，参透所同，从欧、褚得王，以王就我，直追原本，尽空法象，所谓割肉还母，析骨还父，无弦琴，没孔笛，心心相印，不落边际。岂仅登会稽门径，直可拉元常为等夷，非夸诞之浮谭，乃练要之微旨，此中三昧，会心人定当首肯。”(《拙存堂题跋·临兰亭》)故学书既求得其各自的特征，又须明异中之同，然后可追溯本原，得古法真谛，因而蒋氏主张于欧、褚临摹《兰亭》的异同中参透王羲之书法的庐山真面目。在这里他又提出临帖须“尽空法象”,即不求其规矩法式，不断断于貌同形似而主张 “割肉还母，折骨还父”,超逸于形迹之上，力求精神的感通与领悟。
总之，蒋氏父子的书论与王澍十分接近，体现了康熙朝后期书坛的风气，王、蒋都以篆、隶为本而取法唐碑，犹重欧书，表现了复古重碑的倾向在康熙时已渐萌端倪，他们同时开启了乾、嘉欧书大盛的风气，故王、蒋诸人在书法史与书论史上具有相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