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地域特征

西周末年春秋初年长江中游地区楚文化的勃兴，有很多政治的、民族的因素，但不可忽略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这一地区原有的丰厚的经济基础和适宜的地域条件，使楚人在从北方南下后，找到了一块发展自己的得天独厚的宝地。在这块土地上，楚人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使经济上得到大的腾飞，因此，才有了创造深厚文化的本钱，得以大展宏图。
长江中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经济就有超前发展的趋势。在湖南的彭头山遗址，考古工作者在1989年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最初阶段的稻谷遗存，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原始农业遗存，时间大约是公元前七千年。稻谷壳被掺合在陶器内，颗粒较大，形状也接近现代栽培的稻谷。据专家分析，这可能就是人工栽培的稻谷。(参看严文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到大溪和屈家岭文化时期，除了出土含有稻谷壳的红烧土、陶器以外，还发现有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石铲、石镰和双肩石锄等。稻谷壳经鉴定；证明是粳稻。这些工具和稻谷的发现，说明这一时期已经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兼营狩猎、捕鱼等副业的经济了。根据文献上的记载，水稻栽培的方式这时还是采用“火耕水耨”,“火耕”就是在种稻之前，将田里的草和稻谷茬烧成灰，用作肥料；“水耨”即在水田中用镰或手将杂草埋入水底，沤烂作绿肥。这种耕作方法在古代土地较多、肥料又不足的情况下，是比较适宜的，同时这也是农业工具技术水平十分低下时采用的方法。到春秋时期，楚国已到了使用青铜作农业工具的阶段，这种方法就被逐步的精耕细作所取代。春秋时期的青铜农业工具已经见到的有用于破土取土的䦆,用于砍伐的斧，它可以使林地变为农用，用于收割的镰等等。到春秋中晚期，长沙等地还出现了铁制工具，有臿 、耙、锄、䦆、铲、镰等等，同时楚地还发现了使用牛耕地的痕迹。青铜和铁农具的大量使用，证明楚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耕作方式发明了畦种法，“圃畦”就是畦种法种植的蔬菜的园圃。(参看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楚人在实践中对土地的认识不断加深，到春秋中后期，他们已经会按照不同性质，把土地分为九种，由于这九种土地要运用不同的耕作方式和获得不同的收获，因此规定了不同的收赋标准。
楚人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到战国时期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耕作制度，讲究深耕，多施肥料。田间管理上注重通风间苗和防治病虫害。耕作方法上除了实行传统休耕制以外，还创造了调茬轮作的方法，即用变换作物品种来调整土壤的利用率。
由于水稻栽培的需要，楚人特别重视水利工程的兴建。春秋中期，楚国的孙叔敖主持修建了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期思陂。孙叔敖筑陂的特点是截引河水，而后蓄水灌田。它是楚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一家一户小圈子水利灌溉方式的一种社会性的农田水利工程，它比当时魏国的西门渠、秦国的都江堰、郑国渠要早二百到三百年。在这之前，楚国的水利灌溉可能大多是使用井水，因为考古发现楚国的水井特别多。战国时期，楚国的子思又主持修建了更大的水利工程芍陂。芍陂的范围达一百二十多里，陂有五个门，可以吐纳川流，农田灌溉面积达到上万顷。此外，楚国疆域内还有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多处，可以说大致上形成了一个灌溉网。后世的人在评价楚国的灌溉系统时说：“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饷其利。”(《汉书·沟洫志》)除沟渠灌溉农业外，利用井水灌溉的技术也有了新的进步，将原来完全靠手提井水改为用桔槔提水。桔槔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提水机械，由两根木料组成，先立一直木于井边或河边，再在直木上系一根横木，横木一端绑上大石块，一端用长绳系上水桶，利用杠杆的力量来汲水，节省了劳力、提高了效率。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长江中游粮食和经济作物、果木的品种十分丰富。粮食作物有稻、稷、麦、豆、麻，合称为五谷；经济作物和果类有山茶、板栗、樱桃、梅、枣、柑桔、甜瓜、杏、生姜、花椒、藕、小茴香等等。这些品种基本上在考古遗存中都有发现。楚国灭亡五十年后下葬的汉代马王堆墓葬中，竹简所记载的粮食作物和瓜果蔬菜、经济作物等，已基本具备了古代作物的全部品种，由此说明，属于楚文化同一地区同一文化系列的西汉马王堆墓葬中的记载，是可以反证两湖地区当时的农作物与西汉所列品种是不相上下的。
秦朝两湖地区仍然以种植稻谷为主，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已出有稻谷壳和粟谷，以及麻制品。这时候，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牛耕已经成为重要的农耕方式，睡虎地秦墓11号墓椁盖板上放有一头完整的牛骨，出土的器物上也绘有牛的形状，秦墓中出土的竹简上明确反映出稻、麻、麦、菽已是这一地区普遍种植的农作物。汉代的水稻生产较之以前有了更大的进步，经农学家们对江陵凤凰山167号墓中出土的粳稻测定，认定它与本世纪50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粳稻粮种基本相似。据考古中发掘已开始出土陶制粮仓来看，粮食的产量应该已大大丰富起来。东汉年间，墓葬中普遍出现用陶仓随葬，有些仓中还放有粮食，足见粮食的丰足和人们对粮食的看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两湖地区耕地和种植面积大大扩展，各国都推广屯田。这一时期墓葬中出土了较多的粮食加工工具和储备工具的模型，这反映出当时粮食的丰收和加工的繁荣。(参看贺中香《湖北三世纪考古与社会经济试探》,载《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大学出版社)。同时这一时期水利事业也开始大大发展起来，东晋时期荆州刺史桓温在长江筑堤，东晋末年荆州刺史朱龄石在上明(今松滋)开渠引江水灌溉稻田。还有丹阳内史张闿，修筑新丰湖，使农田得到灌溉。到南朝刘宋时荆州刺史沈攸之，引通江水，使田地得到灌溉，被人们称为“获湖”。由于水利兴修的结果，使长江流域的农业耕作得到调节，农田肥美，农业产量大大提高。陂塘建设成为当时稻作农业的生命线，这一时期陂塘的发展和对南方水利资源优势的利用在南方是前所未有的。(参看牟发松《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大学出版社)六朝时期长江流域水稻的耕作方式也有较大的进步，在中耕、除草、施肥、绿肥等方面有了多种技术，有的地方还实行了复种式即双季稻。(参看盛弘之《荆州记》)
隋唐时期，水稻耕作技术进一步得到完善，突出的表现就是北方旱地农业的全部生产工具和技术在长江中游地区都得到利用，而且是进行了创造性的改进后加以推广的。在排灌技术上，唐代中叶汉南一带已开始大量使用龙骨水车。龙骨水车又名踏车，即将木桶连接起来，放到井中汲水，然后用脚踏的方式把水提出来。龙骨车是近代扬水机问世之前效用最高的排灌工具。耕作技术的进步和水利排灌工具的改进，使唐代南方的农业经济得到大的发展，唐代中叶以后，两湖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地区。
这一时期的经济作物也有了新的品种，其中最重要的是茶叶的种植，陆羽在《茶经》中列举茶叶产地，首先推举的就是两湖地区。
唐代以后处于分裂状态，尽管处于南方的政权尚能苟安于一时，经济相对北方发展得比较迅速，但是，由于南方政权的卑事北方、政治腐败，因而影响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北宋统一后，两湖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这时农业工具上有了一项重要的发明，即湖北鄂州人发明的秧马，这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劳动强度都有较大的作用。
元朝初年，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因战乱遭到很大破坏，到元朝统治者站稳脚跟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情况是，棉花在这一地区开始种植。但是，经济的发展很短暂，在元朝统治者过度的经济剥削下，很快就又陷入停滞和衰败的景况。
明朝建立后，两湖地区的经济开始逐步复苏，明朝统治者鼓励农民归田垦荒，并大兴屯田，因此战乱期间荒芜的土地被大量开垦，两湖地区的农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明代流行的谚语“湖广熟，天下足”,代替了宋代流行的“苏湖熟，天下足”。双季稻在这时已得到广泛的推广，另外，还有水稻和小麦(或油菜)的两熟制，充分地利用地力，使两湖的农业在明代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朝年间，两湖地区进一步发挥了农业的优势，并且在明朝的基础上生产技术有了大的提高，双季稻的栽培方法有了改进，水稻品种增加，改良土壤保持肥力有了新的方法，粮食每亩单产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这时，其他粮食作物品种日益多样化，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清朝末年，由于近代洋务运动的兴起，传统的农业也受到了冲击，开始逐步走上向近代农业转变的道路，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推广良种，并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著名洋务派人士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期间就大力提倡改良两湖的农业，他不惜重金从美国购回棉花良种，推广试种，并聘请外国农业技师来两湖传授先进技术，这对两湖地区千百年来的传统农业无疑是一次大的冲击，对两湖地区的农业应该说是一次现代化的启蒙教育。
在进入现代工业之前，手工业是除农业之外的国家支柱产业。两湖地区的手工业的发展从上古时期起就有了许许多多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手工业主要的种类大致包括陶瓷业、纺织业、漆木业、冶铸业等等。
两湖地区的陶瓷业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彭头山文化的第一件最粗糙、最不规整的陶器出现时起，就标志着两湖地区的制陶手工业的开端。新石器时代是伴随着制陶业一道走过来的，那时的陶器都是以手工制作为主，小型的用手捏，大型的用泥条分层盘筑。然后慢慢开始出现轮制，又渐渐地开始在陶器上刻上花纹，涂上色彩，到新石器中期的大溪文化时期，有了很薄的蛋壳似的细泥黑陶出现，标明制陶手工业有了一个新的进步。这时陶器的种类除了炊饮器外，还有一些用陶制作的生产工具，如陶纺轮、网坠等等。到西周春秋时期，制陶工艺有了较大提高，方式开始采用以轮制为主，手制和模制为辅了。这就使陶器的外表看上去光滑一些，形制也规整一些，同时器体也容易制得薄一些。陶器的种类开始由炊饮器、工具发展到生产大量的建筑材料，如陶瓦、陶井圈、空心砖和下水管道等等，生活用品的陶器用途细分，可分为炊器、盛食器、水器和储藏器等。生产工具也增加了陶拍、陶垫、陶刷等等。这个时期两湖地区制陶工艺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创造了最早的瓷器——印纹硬陶，它大多流行于楚越之地。同时，它还促生了琉璃工艺，战国时期的湖南楚墓中大量的出土琉璃珠和琉璃瓦、料器等就是明证。楚国的制陶业有个体生产者，但大多数是由官府管辖的，官府设立手工作坊成批生产陶器，由专门的制陶工匠生产。楚国郢都纪南城内发现有不少成群的陶窑和作坊遗址，包括大量的水井，足以说明这一点。已经发现的楚国的陶窑，结构形制已接近于至今尚存于民间的小型陶窑。
西汉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陶器上开始上釉，陶器质地坚硬，火候高，应是相当接近瓷器的陶器。东汉中期，湖南长沙和衡阳两地的墓中都发现了青瓷罐和绿釉陶器，长沙的东汉墓中还出土了白釉瓷碗、白釉缶和白瓷珠，这是两湖地区最早出现的瓷器。湖北宜都也发现了青瓷器和釉陶器，这是陶瓷业的一大进步。
在魏晋时期，湖南出现最早的青瓷窑——湘阴窑。湘阴窑属于青瓷系统，瓷胎为灰白色，瓷面施豆青色釉，呈透明或半透明状。湘阴窑发展到唐代，出现鼎盛景象，这时湘阴窑更名为岳州窑，成为唐代的名窑之一。1976年在长沙发现的一座初唐墓中，出土了大批青瓷器和青瓷俑，瓷器胎质坚硬，釉色晶莹，呈黄绿色或黄绿中泛青。器物种类多，造型丰富多彩，据考古学家们分析，这些瓷器就类似于湘阴窑的风格。继岳州窑之后在湖南占有重要地位的是长沙窑，它起始于唐代中期，兴盛于唐朝末期和五代时期。它是在湘阴窑的基础上开创的，但产品的精美程度却远远超过了湘阴窑和岳州窑。唐朝时瓷器的格局是“南青北白”,大多数窑瓷都按这个路子发展，但长沙窑却大胆创新，在青瓷的基础上发明了青瓷釉下彩，白瓷釉中彩的新工艺，装饰上有彩绘、印花、贴花、堆花、刻花多种，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盛唐以后，各地的窑瓷业也渐渐地不景气；但是，长沙窑却能保持其兴盛直到五代时期。长沙窑生产的瓷器种类繁多，除了食用器皿和日常生活用具之外，还生产不少的玩具和小动物模型，其中尤以壶的种类为最多。各类瓷器都具有鲜明的特点，食用器和生活用具讲究实用，高档的用具具有金属制品的特点，玩具和装饰品类讲究简炼活泼。瓷器纹饰上多绘花鸟画或以建筑为题材，有的还在上面书写诗歌警句。长沙窑的产品生产数量相当大，不仅行销全国各地，在当时还大批地远销国外，朝鲜、伊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伊拉克、埃及等国都发现过长沙窑的制品，尤其是日本，受长沙窑的影响最大，在他们出土的墓葬中还发现有类似长沙窑风格的瓷器，只是质量上略逊一筹。
自唐代湖南瓷窑大大发展之后，余风一直延续，继长沙窑之后，湖南的衡阳窑和衡山窑生产的瓷器在五代和北宋时期也十分流行，其中衡山窑是继长沙窑之后唯一的彩瓷。在大型瓷窑兴起的同时，民间窑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湖南各地出现，宋元时期湘江中下游发现布满窑址的地区不止一处。元代的青瓷技术又有了大的提高，1956年常德出土了三件青花瓷器，两件大盘上各绘有双鱼、海水、花卉和许多人物，以及山水花草的故事图，这两种绘画内容都是古代很少见到的。在衡山窑之后，比较著名的窑有衡南青冲窑和邵阳瓦子窑，这时它的年代已经到了元明时期了。
湖北的瓷器业在后世虽不如湖南发达，但是，据考古发现，也在东汉时期就有了青瓷器和釉陶器，在汉魏六朝时，湖北地区应该已有了自己的烧瓷业，在鄂城的三百多座六朝墓中出土了近千件青瓷器。1989年，湖北省考古人员在武昌县土地堂梁子湖发现了两座烧造影青瓷的窑炉，窑炉建筑宏大，在国内罕见，产品以影青瓷白瓷为主，质地细腻，工艺精良，品种繁多，烧造技术采用的有单烧和叠烧两种。影青瓷在历史上被称为假玉瓷，在当时是颇受欢迎的产品。梁子湖的这一发现，填补了湖北陶瓷业的空白，也证明了湖北地区在一千多年前陶瓷业的水平不亚于其他地区。
两湖地区的纺织业自古以来都是十分发达的。在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第一件陶纺轮，到屈家岭文化时期陶制纺轮日益小巧精致，尽管我们无法看到当时的纺织品，但可以想见原始的纺织技术正在由粗到细向前发展。到春秋时期，楚国的纺织业开始兴起，湖南省博物馆内有一件春秋时期的铜器——桑蚕纹尊，就是以饲养桑蚕为主题装饰纹样，表现了两湖地区养蚕的景象。战国时期，楚国的丝织业发展达到鼎盛，从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中可以见到很多有关这一时期丝织品的材料，如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一件，长沙五里牌406号墓出土的绣花残绢、褐紫色菱形花纹绮、丝织网罗和丝棉被残片等，长沙左家塘44号墓出土的一批保存残好的丝织物，有各种花纹的锦和绢，长沙烈士公园3号墓出土的精美的丝织刺锈品等等，其中最能代表楚国丝织业发展水平的是1982年在江陵马山1号墓中发现的大批丝织物，在出土保存完整的女尸上层层叠叠地裹了十三件衣衾，此外，还有其他丝织品。按织造方法和组织结构，这些丝织衣物可分为八大类：绢，罗，锦，纱，绨，组，绦，绮。其中绢是较细薄的平纹织物，它的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122×64根，厚0.13毫米。出土的绢中有将近百分之十五是经过捶砑的，捶砑后丝线的毛绒使绢的空隙缩小，提高了绢的密度。个别的绢还经过压光处理，具有良好的光泽。纱的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25×16根，从外观看有稀疏的纱孔，相当轻薄，有的纱上还涂着一层半透明的胶状物，使方纱孔变为圆纱孔。罗的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6×42根，经纬线每米都加S捻三千至三千五百次，丝线纺得结实牢固。锦是一种组织结构复杂而又精美的织物，它代表了战国时代丝织品的最高水平，它的突出特征是，用提花织成大花纹。锦依照经纬的搭配不同，有时可织成双色锦或三色锦。绮为平地斜纹起花织物。楚国的丝织品按组织结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较简单的常见的平纹组织物和平纹变化组织物，如绢、纱、纨、缟、绨等，都属于这一种，它的特点是结构紧密，坚牢平整；一类是斜纹组织，斜纹变化组织以及斜纹和平纹联合的组织，如绮、锦等。此外，还出现了平纹和斜纹的绞纱组织织物罗。这些种类说明楚国的丝织品的组织结构已相当完备。能够织出这么多种结构复杂的丝绸，除了织造技术外，首先应该是纺出的丝能够承受这么复杂的工艺，织出这么多精细的种类，经过专家们的分析和对丝织物鉴定，找出了楚国丝织品纺织水平高的原因，那就是缫丝技术已达到相当高度，长沙出土的丝织物其经纬丝的缫丝茧粒数平均为七到十粒，因此，纺出的丝缕光滑均匀。丝织物的颜色丰富多彩，有红、黄、绿、蓝、紫、棕、褐、黑等。每一种颜色又可分为多种色彩，如深红、朱红、桔红等等。丝帛要经过精练后，才可以染上鲜艳的色泽。据研究，楚国已掌握了控制精练深度的技巧。染色技巧有石染和草染两种，石染以矿物质作原料，方法是涂染；草染以植物为原料，方法是揉染和浸染。
楚国丝织物上不少绣有精美的花纹图案，当时人采用的针法为锁锈，绣线为双股。刺绣的方法是先在绣地上用淡墨或朱红绘出图案，然后用多种丝线绣出花纹。一般花纹的主体部分采用多行锁绣绣出轮廓，然后以密集的满绣填满空白，或虚出绣纹轮廓内的局部块面，使花纹富有立体感。刺绣的花纹颜色丰富多彩，题材异彩纷呈，有珍禽异兽，奇花佳卉、人物田猎等等。马山楚墓出土的丝织品中有二十一件有刺绣物，花纹无一雷同，其中主要的花纹是龙凤纹。
西汉时期马王堆一号墓也出土了丝织品，据考古学家们研究，这些丝织品基本上承袭了楚国的技术和风格，但是，在品种、织造技术、和刺绣水平上比先秦时期的楚国都有所进步。丝绸种类除了有马山墓出土的品种外，又新添了一种起绒锦，或叫起毛锦。它的织造方法是利用较粗的经线在应该提花显纹的地方织成绒圈，使花纹高出织物，从而有明显的立体感。它的织造要在通常的提花装置外，还得有能够织入起绒的装置，那就是必须使用双经轴机构和“假织纬”的方法。这种技术是我国后来的起绒织物(如平绒、天鹅绒)的先声。除此种汉代最先进的技术外，在麻布的纺织上，也提高了技术，可以纺出最精细的麻布，经密每平方厘米32根至38根，约合21至23升麻布，相当于现在的32×32细布。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上，可以见到多种纹样的刺绣，其中最多的是“信期绣”、“长寿绣”和“乘云绣”。“信期绣”线条细密，做工精巧，是当时刺绣中的上佳珍品。马王堆中精湛的刺绣工艺应是后世湘绣的渊源。
两湖地区的丝织品还远销外埠。在原苏联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的古墓中，发现一块作鞍褥面的绸，上面饰以刺绣，采用的方法是战国、汉代以来通行的辫绣即锁绣，图案为凤鸟栖树纹。这种丝绸的刺绣与长沙楚墓丝绸刺绣基本类似。
南朝时，两湖地区的丝织业继续向前发展。当时齐国在荆州、郢州、雍州一带收购大量的丝绵绫绢布。当时南方有名的丝织品除四川蜀锦和扬州的丝绸外，荆州也是重要的丝绸产区。史书上说这个地方“丝绵布帛之饶，复衣天下”。
宋代，麻纺织生产相当发达，苎麻布生产不仅数量大，而且花色品种较多。两湖地区的江陵、郢州、房州、常德、岳州等地对宋代朝廷上贡的纺织品，主要就是苎麻纺成的布，据统计，当时南方上贡的布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处于南方大块区域的两湖地区，可想而知上贡量也是相当可观的。由此可以知道，到宋代两湖地区除了丝织品外，麻布的纺织也得到大的发展。明朝年间，荆州地区棉纺织业发达，在当地历史久远的棉布被称为“荆庄大布”。这种布质量优良，工艺精美，纹路细密、平匀，而且不易褪色，又耐磨结实，因此，历明清两代直到民国，经久不衰。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湘绣，到清代又闪现出耀眼的光泽。到明清后期，湘绣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刺绣体系，湘绣的艺术特点是注重现实，形象逼真，反映出浓厚的生活气息。湘绣采用参针为主的刺绣方法，俗话叫做“乱插针”,这种针法适宜表现物象的立体形态和渐变的色彩效果。湘绣采用细如毛发的丝线刺绣，这种绣法被人称为“羊毛细绣”。丝线是经过处理的，容易操作，也使绣品的表现更为细腻。湘绣不仅仅停留在装饰品和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高层阶段，而是面向城市居民和农村市场，其制品波及多种日用品，因此，拥有广大的市场，得到迅猛发展，一直到进入民国仍兴盛不衰。湘绣的刺绣名家胡莲仙于清朝晚期在长沙司门口开设“吴彩霞绣坊”,广为销售和推广湘绣，为湘绣这一刺绣流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楚国的漆木制品是与丝织品一道同领楚文化风骚的手工业制品。首先是木工技术。楚墓中出土的木制品，其代表作首推木制精品虎座鸟架鼓、虎座飞鸟、龙座鸟架鼓、木雕小座屏等。还有生活用具，如木制笭床、饮食器具、木几、木俎等等。器物的制作之精巧、造型之优美，可谓巧夺天工。这些器物就是用当时的木工工具来完成的。据出土的器物看，当时的木工工具基本完备，有铜工具和铁工具两种，其中有断截木料的工具，如铜锯可以将大块木料改小，砍制木料的工具有斧和锛，用以采伐木料和使木料表面平整光滑。楚墓中出土的木几、木俎、耳杯、木盒和乐器瑟都是砍制而成的，凿木工具用凿在木料上打眼、凿榫和镂空等；旋制工具削刀等可以将木料旋制成所需要的形状，精美的圆盒卮、樽等器具外表就是旋制而成。此外，还有雕刻工具弧形削刀和锥状刻刀两种，可以在木料上进行透雕和浮雕。
木器一般都和漆器相联系，楚国的木器类基本上都是漆器。楚国漆器的胎有木胎、竹胎、夹纻胎、积竹胎、革胎和藤胎，此外，有的还在铜和陶器上髹漆，但这一类我们已不将它们称作漆器了。楚墓中出土的漆器在先秦时期出土的漆器中所占份量最大，在江陵望山一次发掘中就出土了二百多件。这么多的漆器形制却不单调，而是类别繁多，用途颇广。若按用途分类可以分为这么几种：生活用品、工艺制品、娱乐用品、丧葬用品等。木制漆器制胎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斫木成器形后，再在上面涂漆。所谓斫也包括削和挖，一般的木器都采用这种方法。另一种是卷木成形，主要是用于一些胎薄、轻巧的器物。方法是先将长条形木板的两端削成斜面状，弯曲后卷成圆筒形，粘牢，再拼上底板。长沙出土的漆奁就是用这种方法制成。竹胎的制作方法与木胎有所不同，具体有三种：第一种是将竹筒竹片加工成形后拼接，如漆勺就是这种方法；第二种是把竹子破成篾片编织成形后再涂漆，如漆盾之类；第三种是将竹条用丝带等物捆扎成形后再涂漆(也称积竹胎),如武器中的弓、戈、矛的柄就是这一类。夹纻胎的制法是先在泥或木的模具上刮漆灰，再在漆灰上贴麻布，如此反复几次，然后脱去模具，磨光表面，再涂漆。这种漆胎的用途很广，它的好处是可以自由造型。革胎是将动物皮加工整形后，直接涂漆，这一类主要用于漆甲，漆盾等兵器，也有少量的漆盒也是革胎。
漆器上涂的颜色大多数彩绘。颜色鲜艳，色彩丰富，有的器具上还涂上金粉和银粉，使漆器显得更为华贵和耀眼，这是当时的先进水平。髹漆有三道工序，首先是打底，然后上漆，再彩绘或装饰。装饰的方法通常为彩绘，在楚国漆器中有几种很精巧的工艺，如针刻、镶嵌，描金和贴金。针刻的方法是在已髹好的漆面上用针或其他尖厉的工具刻画出细如发丝的阴纹花纹，有的也填上不同的颜色来显示出花纹，湖南有一件出土的漆奁就是用这种工艺装饰的。汉代马王堆墓葬出土的漆器也运用了这一工艺。楚国的漆器工艺是先秦时期居领先地位的手工业，它使我国漆器工业达到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在原楚国的疆域内出土的秦代漆器，器物造型和纹饰方面都不同于楚国，但是，在制作工艺上却完全是仿造楚国的。这说明秦人虽然取代了楚文化的外在形式和包装，但是，在工艺上却不得不效仿高于其自身水平的楚国。汉代马王堆墓中出土的漆器在器物造型，髹漆方法和纹样装饰等方面都与楚文化极为相似，有些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可见汉代对楚国工艺技术的继承和汉文化对楚文化的延伸是多么深广。
到唐代，襄州(即襄阳)地区的漆器再领风骚，居全国之首，有漆器“库露真”最为名贵，一直成为向朝廷进奉的贡品。
楚国的采矿业始于春秋之际，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一座矿冶遗址，为人们提供了当时楚人开采铜矿、冶炼青铜的较详细资料。古人发现铜矿的方式是根据地表的孔雀石来确定，在铜绿山遗址的地表就暴露出不少这样闪着莹莹绿光的石头，在这样的地方，他们开始开凿竖井、斜井或盲井、平巷追踪矿脉，然后选中富矿来开采。在井坑内他们用方㭱形的支架支撑着巷道四周压力，用以保护人身安全和便于开采；通风的方式是利用井口高低不同产生的气压，形成自然流风。采矿时使用青铜工具，在遗址上发现有斧、锛、䦆、凿等，战国时期还使用铁制工具钻、锄、耙、斧等。采出来的矿石靠人力向上提升，到战国时期人们已学会用木制的机械法提升；矿井里还设有排水道，用来排地下水。在这座矿冶遗址上，人们还发现了冶炼铜的炼炉，是竖型的，由炉基、炉缸、炉身三部分组成，并有风口、风沟和金门，与近代的鼓风炉相似。经过一些专家模拟古人炼铜得知，那时的冶炼工艺是用氧化还原法，并且可以连续投料，持续冶炼，具有较高的冶炼能力。铜绿山铜矿遗址的资料表明，楚国的采冶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楚人在春秋中期以后占据了铜绿山这座富有的铜矿资源，因而青铜业十分发达。已发掘的楚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技术之高，位居各国之首。楚国青铜器的种类有礼器、兵器、乐器、车马器和青铜工具等，青铜制品已经运用于生产生活、军事、交通和文化娱乐等各个方面。楚国铸造青铜器的技术主要有浑铸、分铸、锡焊、铜焊、雕刻、镶嵌、铆接和熔模铸造等等。浑铸工艺和分铸工艺完满结合的杰出产品是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楚式编钟，它采用了复合陶范铸造的方法，先铸甬，然后再铸大型的钟体，将铸钟体的一百零六块陶范和甬联结在一起进行浇铸，造出了音律准确，形制文饰繁复的精品；而立体镂空蟠虺纹铜尊则代表了熔模铸造青铜器的最高成就。熔模铸造法也叫失蜡法，它是用蜡料做模，然后直接敷范，利用蜡的低熔点使青铜液进入成器，不需揭模，也就可以铸造精细复杂的铜器的方法，一次浇灌成形。这件镂蟠虺纹铜尊，在所有出土的青铜器中属于最上乘的精品，表明楚国的铸造技术已远远高出其他地区。
楚国的青铜器在铸造兵器、铜镜和货币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出土了大量兵器，尤其是青铜剑的随葬，几乎成为成年男子墓葬的标志。铜镜是湖南地区楚墓的一大特色，出土数量之多，花纹之精致都冠盖当时。这个时期楚国的铜币也大大发展起来，种类有铜布、铜贝(又称蚁鼻钱、鬼脸钱)、圜形铜币、方形铜币等等，其中铜贝已在全国八个省都有发现，这些货币当属流通货币。从楚国墓葬中大量随葬铜器来看，楚人的铜矿资源十分丰富，而且制造技术先进，工艺精良，也是楚文化中的一绝。春秋晚期，楚国出现了铁器，经鉴定证明，这些铁器是块炼铁和白口生铁。战国时期，铁器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加，铸造技术已采用块炼渗碳钢和韧性铸铁，种类有兵器，工具和其他器物，楚国是当时最早冶铁和使用铁器的国家。
三国时期，两湖地区的冶铸业也十分发达，冶铸中心在鄂州和黄石一带。孙吴时期，武昌成为铜镜铸造中心，直到宋朝时期仍在黄石大冶的铜绿山设有炼炉，已发现的有十七座，规模也是较大的。
清朝乾隆年间湖南湘潭等地用土法炼钢，质量和数量都比较好，行销全国各地；光绪年间由于受进口外国钢条的冲击，钢坊大部分倒闭。到清朝末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际，两湖地区的冶铸业又有过一次短暂的兴盛和繁荣。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汉阳龟山脚下兴建铁厂，这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钢铁企业，它是包括采矿、炼铁、炼钢三项生产在内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日产铁五十余吨。1908年并入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清朝末年是汉阳铁厂从手工业转向现代意义上的大工业的第一步。
在手工业发达的同时，楚国的商业贸易也出现繁荣的景象。长江中游地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蕴藏着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古人称楚国的郢都江陵这一都市中心是“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的宝地(《史记·货殖列传》),这使楚国在当时的国际商业活动中处于有利地位。这一优势又促使楚国统治者奉行一条鼓励农民发展副业，便利商人开拓贸易领域的政策，因而使楚国的商业贸易在当时各国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市场上，有多种商品出现大宗交易，主要有粮食、食盐、布帛、丝絮、麻缕、冠履、衣袍、竹木、漆器、陶器、铜器、铁器、牲畜、皮革、水产品、果木、山货等等。贵重物品也有少量交易，它们是黄金、珠玑、象牙、犀角、丹砂等等。楚国的货物中除了用来制作兵器的铜和箭杆被禁止进入国际市场外，其余的都可以随意交易。最初的交换方式是以物易物，只在大宗贸易时采用货币，到后来，楚国的货币使用范围日益扩大。考古工作者在我国十一个省市都发现有楚国的黄金和铜币出土，而且出土数量大，品种全。可以推测，楚人在战国时期对货币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楚国政府为鼓励商人贸易，对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发给准予通行关卡和获准免税的金节，大商人鄂君启手持楚国颁发的金节，长途贩运行商地区南到湖南南部，东到安徽西部，北到河南南部，几乎囊括了战国时期楚国的绝大部分国土。楚国的国际贸易也开展得十分活跃，与中原的齐、鲁、晋、陈、郑等国从日常物品到楚地特产，以及贵重物品都有频繁的交易，楚国的郢都成为当时的大都市。
据当时史书记载，郢都这一大都市“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蔽也。”(桓谭《新论》)集市上有行商，也有坐贾，交换的商品应有尽有，有时楚王也到集市上逛逛，碰到宫中没有的稀罕之物也要买下来玩个新鲜。楚国的集市比较发达，为了管理好贸易，楚国专门设有管理集市的官员称市令，负责收税，了解市场情况，如遇到有货币流通不畅等情况，可以及时向官府报告，起到及时调节的作用。据考古工作者对纪南城的调查发现，在纪南城龙桥河古河道两岸有较厚的文化堆积层，专家们认为，可能是当时的商业集市的繁华区。
除郢都外，在各城市或地区都设有集市，有考古发现表明，湖南的长沙在战国时期也曾经有这一段相当繁荣的时期。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长沙城内发掘出有丰厚堆积的文化遗址，在三百平方米的古遗址上发现古代水井十六个，还有作坊遗址。密集的水井和丰富的文化遗存表明，这里曾是人群聚居的地方，无疑也应是商业贸易中心。
西汉时期，长江的航运事业大大发展，中游地区的几个主要城市不仅成为航运基地，也发展为繁华的工商业市区。江陵凤凰山10号墓出土的器物中有一方木牍，上面记载的是一个十人团伙联合经营水上运输的契约，这种水上贩运团伙的出现表明了长江大规模航运的兴起和商业的繁荣。同时，江陵仍然是荆州的政治经济中心，直到南北朝时，江陵都保持着这一地区中心的地位。当时史书记载，江陵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是商业贸易的集散地，城中有交易场所，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前来交易，远在广州和天竺的客商也来这里进行贸易。
当时的荆州与长沙有水陆两条交通可以来往，长沙是湖南地区的主要城市，汉代在荆州之下除六郡外，单设一长沙国，以后两湖时分时合，分时，长沙就成为湖南地区的中心。由于大量的南粮北调和其他贸易的需要，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从唐代开始即成为转运粮食贡品的重要漕运线，长沙江陵作为商业都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荆州城成为规模仅次于长安、洛阳的南方大城市。
明朝年间，由于汉水改道，汉口因其地势可利用长江贯通长江上中下游，还可利用汉水贯通南北，因而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到明朝后期遂成为九省通衢的“九州名镇”。明朝末年，汉口一度衰落，到清朝前期，汉口又一次迅速发展，商业体系基本形成。据当时人称，汉口的商业有八大行，大致是指盐、米、布、药、木、当、油、杂等。这八大行囊括了汉口商业的重要部分，是汉口成为商业中心的支柱贸易行业。湖南长沙的商业贸易这时也发展得十分迅速，汉口和长沙在水陆交通上联成一气，相互交流和沟通，带动了两湖地区的经济迅速向前发展，同时引起这一地区在近古和近世社会中一系列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