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之相异

儒本是中国古代从巫、祝、卜、史中分化出来的，以道德和六艺(中国古代的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才能和技艺)教民的学术之士，后递嬗演变出以“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为特征的，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孔子儒家学派。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中的正统学派。凡是信奉孔孟之道的人，都被称之为“儒道”。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高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旗，自始至终表现出一种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文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既浸透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又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它既有宗教信仰，又有为信仰作论证的神学理论，还有表达信徒宗教感情的礼仪活动和规范信徒生活的组织与制度等等，诸要素彼此联系，使佛教呈现出立体化的层次结构。佛教的神学理论是建立在现实人生“一切皆苦”的基础上的。它的最高理想是要人通过证悟佛法而达到涅槃境界，从生死轮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基于此，佛教始终表现出一种出世精神，它与儒学积极入世的人文主义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直接的对立。追求出世的佛教和积极入世的儒家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们在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理想、目标以及实现的途径、方法等也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宇宙观上，儒学立足于现实世界，认为现实的一切——从宇宙自然乃至于人——都是真实的存在，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人生活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就不能不重视人与天(宇宙自然)的关系。儒家自荀子始，就极力探讨人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起源与存在的奥秘，并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出发，以天道来规定人道，以人道来体认天道，从而将天地万物和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佛教则从“缘起论”出发，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因缘，即关系与条件。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或现象的生起都是一种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关系。佛陀形象地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宇宙万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佛教史上这首著名的“三是偈”深刻地揭示了佛教对宇宙世界的根本看法，万事万物由因缘而生，依空而住，本无自性。正因为性空，所以由因缘和合而生的天地万物都是虚假不实的幻象、假象。人无需去认识这貌似热闹，实际上本性空无的大千世界。
在人生观上，儒学认为，人生是真实的生命流程，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应该珍惜生命，充实自己，完善人生，有利社会。具体说来，就应当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使有限的人生通过“立德”、“立功”、“立言”而放射出无限的光芒。佛教则认为，从人的生命构成看，人本身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和合的结果，因此，人生从根本上说也是“空”,是假而非真，生命无意义。从生命的流程看，人生又是一个念念无住的运转过程，具体表现为十二因缘所构成的三世二重因果。十二因缘包括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十二个部分，称为“十二支”或“十二有支”。十二因缘的具体内容与关系是：无明，即愚昧无知，指对佛理的无知。佛教认为这是原始以来就有的，是一切痛苦的总根源。行，指由于无明而引起的各种行为。无明与行是过去世的二因，导致了现在世的识、名色、六处、触、受五果。识，为托胎时的心识。名色，名指心，即精神；色指形体、肉体，名色就是指胎儿已具身心的生命体。六处，又名六根或六入，指眼、耳、鼻、舌、身，意，即五种感觉器官再加思维器官(心)。这里是指具备了身心的胎儿进一步发育出各种认识器官，处于即将诞生的阶段。触，即接触，指胎儿出生后六种认识器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相当于幼儿阶段。受，感受，指六种认识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而获得爱、取、有等感爱，相当于童年阶段。爱，即贪爱，主要指由感受而引起的物质贪欲与男女情爱等，相当于青年阶段。取，指追求执取，即贪爱而引起的对可供享受之物的追求执取，相当于成年阶段。有，指思想和行为的实有。佛教认为，贪爱与执取，即身、口、意所造之业，必然会招致相应的果报，就其能招致果报而言，名之为“有”。爱、取、有是现在世三因，导致了未来世生、老死二果。生，即诞生，指由爱、取、有而产生的果报，即导致了末世的再生。老死，有生即有死，来世之生仍将趋于老死。佛教认为，人生就是由上述十二个环节所构成的流转过程。人要摆脱生死轮回之苦，就要皈依佛教，出家修行，消除无明，就能依次消灭行、识……乃至生和老死，从而达到涅槃境界，获得解脱。因此，佛教从十二因缘出发，在人生观上，以否定现实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重要特征。
从社会观上看，儒学重人伦、重群体。孔子创立的儒学从一开始就强调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人的必要性。由于家庭是人类最初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宗法社会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因此，孝悌便成为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以实现人的根本条件，由家庭扩大到国家，孝也就发展为忠。秦汉时，随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协调社会上下左右各种人际关系的伦理规范也就被强化为三纲五常的道德戒条而与统治集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儒学不仅强调伦理规范，而且强调王道政治，孔孟“仁政”、“德治”的治国之方，为后世儒家所遵从。佛教则强调出世，以出家修行为高尚，以“远离世俗”、“不问世事”相标榜，特别是印度佛教视人世如火宅，要人抛弃一切世俗的利益，不关心社会事务，只追求个人的涅槃解脱。
基于宇宙观、社会观以及人生观上的差异，佛教与儒学在理想目标及其实现的途径、方法上也存在着鲜明的反差。
儒学以成贤成圣为理想目标，佛教则以解脱成佛为人生目的。如何实现理想目标？ 儒学强调要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修身，在自我道德完善的基础上来积极入世，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圣贤具有双重品格，既是道德高尚的完人，又是治理天下的高手。佛教则认为，个人在心中证得菩提是成佛的必要条件，佛教的崇拜对象佛陀，从本义上讲就是觉悟了宇宙人生真谛的智者。后来，到大乘佛教时，佛陀又被神话而成为全智全能、神通广大、威力无比而又大慈大悲的至上神。目标不同，途径和方法也不同。儒学认为，要成贤成圣，须从修心养性开始，以培养人的善端着手，学以成性，习以成性，存心养性，最终变化气质。佛教则认为成佛之道在于慧解脱，而慧解脱则体现在八正道、三学和六度之中。八正道是指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可以归结为“三学”。三学指戒、定、慧。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三学又进一步扩展为“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前四度为戒，禅定为定，智慧为慧。六度为大乘佛教的主要的成佛方法，而智慧尤为大乘佛教所重视。相传，释迦牟尼出家修行，经六年苦行，身体消瘦，形同朽木，但仍没有得道的迹象，他认识到苦行的无益，遂改修静坐冥想，既不靠苦行，也不靠信仰，而是靠智慧、觉悟来把握人生的真谛，最终在菩提伽耶的毕钵罗树下证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获得了解脱。从此，人们称他为佛陀，简称为佛。佛陀，是梵文Buddha的音译，可以意译为觉或觉者。觉有三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项俱全者方名为佛。因此，佛教往往把智慧解脱作为一种最根本的修行方法。
儒佛的鲜明反差反映了学术与宗教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是不可逾越的。儒佛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它们一旦相遇，必然会在冲突中相互排斥，但在排斥中它们又是相互融合与相互吸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