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

儒家思想何时传入俄国，尚无确切的考证，但是无疑的，俄国自十八世纪开始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团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传教士一样，成为儒家思想传入俄国的重要媒介，而其中一些传教士进而成为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他们成为儒家经籍著作最初的俄文翻译者和向国内大规模的传播介绍者，如阿·列昂节夫、比丘林、克雷姆斯基、瓦西里耶夫等人，尽管他们的译著及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企图。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中俄两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俄强华弱的情况下，沙俄乘机而入，加紧了对华侵略，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活动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文化方面的侵略。不少沙俄侵华的外交官员、贵族及知识分子也同传教士一样地研究中国思想——儒家思想。曾任沙俄驻北京总领事的波波夫，1904年将《孟子》一书译成俄文并加以注释，以《中国哲学家孟子》为名在彼得堡出版。1910年又翻译了《论语》,附有注释、介绍，以《孔子及其弟子等人的箴言》为书名出版。他还著有《中国的宗教改革运动》等书，极力宣扬孔子及儒家思想。曾于二十世纪初期任沙俄旅顺司令官秘书长后又任驻华公使的库罗斯托维支1897年出版了《中国人及其文明》一书，对孔子其人及其思想作了多方面评介。瓦西里耶夫的高徒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该系于1855年始建，瓦西里耶夫是这个系第一任主任)教授格奥尔吉耶夫斯基(1851—1893)曾于1881至1882年间来到中国，著有《中国的生活原则》、《研究中国的重要性》等书，书中极力颂扬儒家思想。沙俄伯爵盖沙令(1880—1946)于辛亥革命后来到中国，发表《论孔教为中国之基础》的讲演，利用孔学鼓吹尊孔复古的思潮，而他1914年写成的《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记述了他在中国旅行的情况，书中也大肆宣扬尊孔思想，为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联盟制造舆论。除此之外，此时的俄国汉学研究也在发生着某种变化，从组织形式上看，汉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传教士团完全向大学教研究室过渡，从内容上说，汉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俄国官僚僧侣精神向沙俄资本主义学院精神过渡。这一过渡的过程可以说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这个全俄最大的汉学中心为标志。再前的还有1837年喀山大学成立的汉语教研室(1855年起并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以后，1865年在库伦和1884年在伊犁开设翻译学校，1898年在海参崴成立东方学院，乃至1900年成立皇家东方学学会(1909年改组的俄国东方学家协会),1903年由俄国科学院、大学及有关学会的东方学家组成俄国研究东亚和中亚委员会，1906到1909年创建实用东方研究院等。因为是过渡阶段，所以带有浓厚的官僚僧侣阶段的影响，汉学还没有完全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以瓦西里耶夫和卡法罗夫为例，他们始终没能脱离僧侣师门的窠臼，他们活跃的学术思想经常受到沙俄官僚政治的高等教育总政策的百般压制与取缔，他们的手稿堆积如山，而出版的数量却寥寥无几。而且他们对教学法的改进、课程的设置和参考书的选择都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其中的某些方面作为遗产也影响到苏联时期的汉学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沙俄汉学总的说来在客观上是为沙俄官僚政治向中国进行封建性资本主义侵略扩张服务的工具，特别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到二十世纪初期。但从俄国汉学家每个人的学术思想来看，也有同情中国和中国人民，并且按着科学要求如实地描述中国情况的人物和言论，如瓦西里耶夫晚年认为“五亿六千万人的民族，也就是人口最多、最勤劳、最细心的民族怎么不会强盛起来”,显示出俄国汉学的两重性。这种个人见解与官方政策的背离，科学精神与政治需要的矛盾，乃至个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始终贯穿于沙俄仍至世界各国中国学的发展史上。十月革命前俄国汉学家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和评介是多方面的，对沟通中俄文化交通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他们对儒家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孔子的伦理思想、儒家所提倡的一系列的道德规范、甚至对孔子的经济思想也作了研究，认为儒家经济思想中一个极大的特点是经济思想与伦理、政治思想的结合。沙俄汉学家在分析孔子的政治思想时高度评价了其大一统思想对国家统一所作的贡献。对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有很多论述。
十月革命以后，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苏联用马克思主义对俄国汉学传统进行革命性的改造，促使老一代汉学家B·阿历克谢耶夫、鄂登堡等人创建苏联汉学学派的工作，力图使汉学建立在革命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1920年据列宁指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学研究所、1921年成立了全俄东方学家学会。东方学刊物活跃起来，出版了《新东方》、《新远东》、《东方》等。1925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1928年以该校汉学教研室为基础成立了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1930年在列宁格勒成立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此外出版了《中国问题资料》、《中国问题》、《革命的东方》、《殖民地民族问题资料》等刊物。新一代的苏联汉学家们的中国近现代史回溯到中国的中古与远古史，以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为中心旁及其他科学领域，相当广泛地研究了中国革命和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组织了好几次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大规模讨论。与此同时，以B·阿历克谢耶夫为代表的跨时代的老中国学家们，一方面继续发扬俄国汉学传统，对中国进行综合研究，包括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语言等，另一方面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改造传统，使新旧汉学传统有机结合起来，他与杜曼、彼得罗夫主编的《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和争取氏族独立的英勇斗争》(1940)堪称一本马克思主义汉学各学科的百科全书式教科书，反映了苏联汉学的独特面貌和高水平的地位。与此同时，作为汉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的汉学史的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有《欧洲和俄国研究东方的历史》、《东方语言系史料》(四卷本)、《中国书目》出版，斯科奇科夫还着手《俄国汉学史略》的写作。虽然儒学没有单独列出并取得研究上的重大成果，但其研究方法的改造无疑具有全新的意义和独树一帜的特色。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很快培养出一大批研究中国问题的新生力量，虽然1950年以来苏联汉学研究的重心逐渐由占代转向现代，但并未放弃中国古代历史问题的研究，如尼·特·费德林1958年著有《<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1969年著有《评<书经>、<诗经>、<易经>》。这期间苏联出版的《世界通史》、《哲学史》、《苏联大百科全书》、《文学百科全书》、《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东亚民族》等都有不少关于中国及其儒家思想的评介。苏联科学院中国学图书馆中拥有藏书近十二万册，其中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及其他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均有收藏。苏联学者们依据这些资料对儒家学说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当然对其中若干问题的基本看法观点并不一致，如在孔子学说的性质和评价上有人坚持认为是宗教、有人认为应该历史地看、还有人认为是哲学思想体系。苏联学者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也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如社会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教育的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
七、八十年代苏联的儒学研究也表现得相当活跃，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召开的几次“中国社会和国家”的讨论会上，时有学者对儒学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如“个人崇拜”、“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孔斗争”、《易经》研究、关于朱熹和王阳明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汉学研究的主体，前苏联中的一些汉学家继续在从事自己的汉学研究，当然，中俄经贸往来的密切频繁、发展经济的迫切任务等因素，使得俄罗斯学术界更多地趋向于中国现当代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