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梁惠王上》)

鉴　赏

义利之辩，孔子早有见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可见，义是孔子心中理想君子必备的品格。梁惠王向孟子请教治国策略，一开口便问利，这当然与孟子的仁义思想违背。因此孟子向梁惠王说明了只追求利的弊端，希望君王能够秉持重义轻利的原则治理国家。孟子继承了孔子重义轻利的观点，不仅将义与仁、礼、智看作是人心固有的品质，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而且，作为羞恶之心扩充的结果，他还将其从个人道德层面提升到政治社会层面，作为一种君民必须遵守的社会最高规范，必要时甚至可以舍生取义。在孟子看来，一个国家，如果从君王到老百姓都只盲目地追逐私利而不顾及仁义道德，那么就有灭亡的危险。所以他又说：“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告子下》)

但是，孟子并非完全否定获利，他反对的只是一味求利，“后义而先利”的行为。孟子所主张的王道仁政，其中就包含了制民以恒产。他认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放辟邪侈”，因此要求“明君制民之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利应建立在促进社会整体和谐稳定、德行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上，而仁义则是辨别利是否合理的最高准则，即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

义利之辨一直是先秦诸子谈论的热门话题。墨家提倡兼爱，认为爱人和利人是统一的，要爱人只需利人就可以了，然而墨家并没有完全滑入功利主义，墨家所强调的利更多是指群体之利，在调节个人与集体利益时依旧以集体利益为主。走在儒家、墨家对立面的杨朱则主张极端的利己主义。孟子对二者的观点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尽心上》)，“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战国之世，群雄纷争，追名逐利，义早已被束之高阁。孟子正是看到重利轻义的观点对社会造成的危难，因而才以复兴孔子仁义思想为己任，宣扬义的重要性，指出利的弊端，努力劝说君王和卿大夫弃利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