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放歌行·南朝宋·鲍照

南朝宋·鲍照

蓼虫避葵堇， 习苦不言非。

小人自龌龊， 安知旷士怀。

鸡鸣洛城里， 禁门平旦开。

冠盖纵横至， 车骑四方来。

素带曳长飚， 华缨结远埃。

日中安能止， 钟鸣犹未归。

夷世不可逢， 贤君信爱才。

明虑自天断， 不受外嫌猜。

一言分珪爵， 片善辞草莱。

岂伊白璧赐， 将起黄金台。

今君有何疾， 临路独迟回？

鲍照出身贫寒，虽然也曾步入仕途，但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南朝宋代，却一生郁郁不得志。这种境遇使他对丑恶的社会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他的作品中往往表现出愤世疾俗的强烈情绪，抒发怀才不遇、备受压抑的身世之感。这首《代放歌行》是一篇拟乐府旧题的作品，所谓“代”，就是“拟”的意思。诗人以辛辣的语言对世俗小人为利禄营钻奔竞而又得意忘形的丑态冷嘲热讽，揭露了当时才志之士并无出路的病态社会现象。

开头四句，诗人以巧妙的比喻讥讽利禄小人说：“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葵堇都是味道甘甜的菜，但是靠吃辛辣苦涩的水蓼生长的蓼虫却怕吃甘甜的葵堇；而世俗小人心胸狭隘龌龊，当然也不可能理解旷达之士的高尚情怀。据《尔雅翼·释草》说：“《楚辞》曰：‘蓼虫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辛葵甘，虫各安其故，不知迁也。”诗人化用这个典故，以蓼虫比喻龌龊小人，实在再恰切不过。其中“习苦不言非”一句特别值得注意，可以说以下所写全是由此生发开来的。

“鸡鸣洛城里”以下八句，写奔竞仕途的利禄小人从早到晚，风尘仆仆，到处钻营。他们鸡鸣时分已驾着车马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聚集在宫门外等候朝拜。他们的衣带被郊野的狂风飘曳得纷乱不齐，帽缨上结满了远方的尘埃，中午也不可能稍微休息一会儿，甚至直到深夜鸣钟戒严之后还没能回家。说起来，这种日子的确太辛苦了，但是他们正象蓼虫一样，早已习惯了这种“苦味”。对于他们来说，终日劳碌地钻营就是生命、就是一切。倘若让他们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象旷达之士那样任情适性地生活，大概会象失去了水蓼的蓼虫那样惶惑不安，无以为生。他们以苦为甘，以丑为美，一切是非曲直、黑白清浊都被颠倒混淆了。他们不仅不能理解旷达之士的超然情操，反倒竭力劝说旷达之士也与自己一起奔波于仕途、同流合污。“夷世不可逢”以下十句皆为劝谏之词。

当时虽然明明是政治黑暗、君主昏庸的乱世，这些世俗小人却为之高唱起“夷世不可逢，贤君信爱才。明虑自天断，不受外嫌猜”的赞美歌。看来这劝谏者正是位经过一番钻营已经功成名就的过来人，因而在这赞美声中不仅充满了“习苦不言非”的倒错意识，而且隐含着阿谀奉承的卑劣心理。“一言分珪爵，片善辞草莱”二句可以说是他们洋洋得意的自夸自赞之辞。其实这类猥琐小人和昏暗的社会现实，恰如蓼虫和苦蓼相安相得、共存共荣一样，他们仅凭着逢迎拍马、矫饰造作的“一言”“片善”，便赢取了当权者的青睐。于是这伙蝇营狗苟之徒从此离弃乡野草莱，封爵赐珪，青云直上。不难想见，这类庸碌谀颂之辈攀附到统治集团之中，只能使官风更加腐败，社会更加黑暗。然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昏昧的当政者恰如逐臭之夫，与欺世盗名的阿谀之徒气味相投，一拍即合，不仅把他们视为世罕其匹的栋梁之才，而且重颁赏赐，广招其类。“岂伊白璧赐，将起黄金台”二句，既有龌龊小人垂涎欲滴的企慕之情，更有对旷达高士的诱惑之意，同时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志得意满的骄傲神态。他们永远也不会懂得，那样的世道只容许阿谀奉承的小人升官发财，却并无才智之士的真正出路。因而，他们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惑不解地诘问旷达之士：“今君有何疾，临路独迟回？”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已完美无缺，还有什么值得忧患遗憾、不能满足的呢！ 既然时值太平盛世，而且君主英明，思贤若渴，为何还要临路迟疑徘徊，不肯追求仕进呢？

这首诗在嘲讽之中深藏着浓烈的愤激之情，造成意味深远的艺术效果。结构上，全诗意脉贯通，浑然一体，前呼后应，独得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