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经到十三经

西汉至清的两千年间，经学与经走了一条丰富多彩的道路，反映出传统文化勃勃不息的生命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云：
“自汉京以后，垂两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传授，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
洛闽即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事非，及其弊也悍。
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见迁，及其弊也党。
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村辩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
空谈臆断，旁证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微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这段话很明了地概括了中国历代经学发展的基本走向，把握了经学发展的大势。

《纂图互注毛诗》插图(宋代麻纱书坊本)

经书的演变，则由六经发展为十三经。
春秋战国时的儒家根据古代图书文献，制成《诗》、《易》、《书》、《礼》、《乐》、《春秋》六种典籍，开始叫“六艺”,后来又称“六经”。其中《乐》早佚，又经过秦代焚书和霸王火烧咸阳秦宫的浩劫，大多数典籍散失。汉代统治阶层设五经博士又比较注意搜集整理古籍，因此，除《乐》外，其它五经陆续得到充实整理，这样，到汉代时，“六经”成了“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
《诗》就是现存的《诗经》。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首。”(《史记·孔子世家》)意思是说，古代有三千多篇诗，孔子对它们进行了筛选，选出合乎礼义内容的，从远古时代的契、后稷到商周时代，共选出三百零五篇，编成诗集，这就是《诗经》。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按其内容可以分为四大类：《风》、《大雅》、《小雅》、《颂》。《风》是国风，各国各地的民情民歌，共计一百六十篇，以《关雎》为首篇。《小雅》八十篇，其中六篇有名无诗。《大雅》三十一篇。《大雅》和《小雅》是朝会时的乐歌，多是关于“王政”的内容。《颂》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计四十篇。它们是用来“美盛德，告成功”,并献之于神明的诗篇，多为庙堂祭祀的作品。后世解《诗经》的，有毛、齐、鲁、韩四家。齐人辕固生所解叫《齐诗》,鲁人申培所解叫《鲁诗》,燕人韩婴所解叫《韩诗》,鲁人毛亨所解的叫《毛诗》。四家解诗多有不同。自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作笺后，学《毛诗》的渐多，以后其他三家逐渐衰落，而且先后亡佚。现在收在《十三经注疏》里的是《毛诗正义》,也就是毛亨所传的。
《书》即《尚书》,它“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将唐尧虞舜时代直到春秋时代的典章汇编在一起，记录了虞、夏、商、周四代部分诰言、誓辞和大事。诰言侧重行政号召，誓辞侧重军队部署，加上大事记，基本上能够反映四代的政治面貌和历史变迁。司马迁所撰《史记》中有关远古时代的内容多取材于此书。《尚书》中每篇的主要内容，可以作如下划分：国家大事纪略有《尧典》、《舜典》、《大禹谟》、《汤誓》、《汤诰》、《泰誓》、《牧誓》、《武成》等；战争讨伐宣言有《甘誓》、《胤征》、《费誓》、《秦誓》等；政府重要文告有《盘庚》、《大诰》、《康诰》等；名臣鸿文伟论有《皋陶谟》、《益稷》、《五子之歌》、《伊训》、《西伯勘黎》等；其他重要著述还有《禹贡》、《洪范》等。《尚书》有三个版本，一是汉代立于官学的《今文尚书》,二是汉代孔安国从孔子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三是东晋时由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混合品。伪《古文尚书》包括《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泰誓》、《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等二十五篇。这些伪篇并非毫无价值，作伪者也是“根据古义”编撰的，“非尽无稽”。《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它偏重记言，将言论直接记录下来，用以保存或者公布，不像记事那样颇费编排和剪裁，记言多用当时通用的语言，由于语言结构和表达方式变化较大，在当时比较易懂的语言后来变得难读难懂。唐代儒家大师韩愈就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韩昌黎全集·进学解》)所以历代学者常视攻读《尚书》为畏途。不过从汉代开始，《尚书》较早得立于学官。从此以后，各代帝王将相常把《尚书》看作政治课本，不仅经常阅读和引用，有时还把其中某些篇章或名句作为政治和修身的标准。所以《尚书》在经学里的地位一直很高。

《尚书》(清刊本)

《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篇。其中《冬官司空》亡佚，取《考工记》补，故称《冬官·考工记》。《周礼》实际是一部关于政治制度设想的著作，反映战国时代儒家学者对改革政治制度的要求，假借周初实行过的官制和职能，用来抬高该书的地位。《仪礼》共计十七篇，有戴德、戴圣、刘向三种传本，该书对冠、婚、燕、聘、丧、祭等活动的礼仪做出的规定，多是古代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的产物。《礼记》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戴圣编的，称为《小戴礼记》,另一个是戴圣的叔叔戴德编的，称为《大戴礼记》。《大戴礼记》原为八十五篇，现仅存三十九篇。《小戴礼记》共有四十九篇，自从郑玄注《小戴礼记》,与《周官》、《仪礼》合称“三礼”,《礼记》就成了《小戴礼记》的专名。《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就是《小戴礼记》。《小戴礼记》内容极为丰富。其中《中庸》、《大学》两篇，被宋儒单独提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四书”与“五经”同等重要，成为宋以后儒生的必读课本。历史上，除郑玄对“三礼”作注外，唐代贾公彦在郑玄注的基础上又为《周礼》、《仪礼》作疏，即成《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唐代另一位学者孔颖达也在郑玄注的基础上为《礼记》作疏，称为《礼记正义》。贾、孔二人的著作也收入《十三经注疏》,对后世影响甚大。

《周礼疏》(宋绍熙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

《易》即《周易》。是古代先民筮卜的书，经后人不断充实，遂成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过去传统说法是，伏羲画八卦，即以阳爻(⚊)和阴爻(⚋)互相搭配，排列组合成八种不同的符号，摆在不同的方位上，就是八卦。后来周文王演易，把两个卦重叠起来，叫重卦，重卦有六十四个卦象，每个卦象都有卦名且有文字说明。说明文字就是卦辞。对卦象、卦辞进行解释就叫传，即《易传》。《易传》有七种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这十篇又称“十翼”,也称为《易大传》。《易大传》据说是孔子写成的。这样，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就是所谓“易历三圣”,经过三位圣人才成为完整的《周易》。现代许多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仅就《易传》的内容和写法来分析，就能看出不一定都是出自孔子的手笔。因为孔子时代还多采用问题、议论等表达形式，一般比较简短，如《论语》等，不可能写出像《系辞》那样的大块文章。推测《易传》的某些部分可能完成于战国甚至汉代初年。《易传》既为解释和说明《易经》而作，历来对它的编排采取两种作法：一是将《经》《传》严格分开；二是《经》和《传》的部分合编，即将每卦的《彖辞》、《象辞》和文言附在每卦的《卦辞》、《爻辞》之后，另将《系辞》、《说卦》等单独编在一起排在六十四卦之后。历代学者对《易经》非常重视，魏晋时代王弼的《周易注》、唐代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宋代朱熹的《周易本义》、近人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金景芳等的《周易全解》、朱伯昆的《易学哲学史》,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周易》(清刊本)

《春秋》原是鲁国历史记事的书，叫《鲁春秋》。后经孔子修改成《春秋》。《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记事按年、月、日的次序排列，这在世界也是一项创举。《春秋》记事的特点有二：一是劝善惩恶，二是征实可信。也就是史学家们所常说的“春秋笔法”。司马迁称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弟子们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解说《春秋》的有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人，分别作《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历史上称为“春秋三传”。《公羊传》、《穀梁传》以解释《春秋》的义理为主，叙事为辅，文气比较重复纠缠，令人读来不快；《左传》以叙事为主，释义为辅，文气比较自然流畅。古人曾将“左、史、庄、骚”并列，说明《左传》、《史记》、《庄子》、《离骚》四部著作在中国古代享有崇高地位。《公羊》、《穀梁》二传较早立于学官，设置博士，可见两书最先得到汉廷的重视。《左传》很晚才得立于学官，并设置博士，不过《左传》已在民间产生广泛影响，早在流传。《三传》的注疏本，比较著名的有《春秋公羊传疏》,此书由汉人公羊寿(公羊高后人)作《传》,何休作《解诂》,唐人徐彦作《疏》,将三者合成；《春秋穀梁传注疏》,则由穀梁赤作《传》,晋人范宁作《集解》,唐人杨士勋作《疏》,将三者合成；《春秋左传正义》,由左丘明作《传》,晋人杜预作《注》,唐人孔颖达作《疏》,仍然三者合成。以上三者成书较早，影响也大，后来均收入《十三经注疏》。

《春秋经传集解》(宋代刻本)

《孝经》也是儒家经典之一。它共分十八章，第一章为《开宗明义》,接下去是《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等级很分明，论述了儒家关于孝道的观点。《孝经》的成书时代和作者还没有定论，《汉书·艺文志》认为该书是孔子为曾子陈述孝道而作。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不仅将《孝经》立于官学，设置博士，还宣扬“孝弟力田”,最高统治者死后，在谥号上常加一“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等，以示对孝的重视。唐代对《孝经》也很重视，唐玄宗曾两次为《孝经》作《序》、《注》,并令元行冲作《疏》,集贤院抄写，颁布天下。宋代邢昺在前人注疏的基础上，又完成《孝经注疏》,清代阮元将它编入《十三经注疏》。宋人朱熹认为《孝经》并非孔子所著，而是由曾子门徒追录的。后人则进一步指出，该书不仅不是孔子所写，而且也不是先秦的作品，而是汉代儒生摘抄、编成的。
《尔雅》也是儒家经典之一。传说周公曾著《尔雅》一篇，但世传三篇，有的说是孔子“所增”,有的认为是子夏“所益”,还有的认为是叔孙通“所补”。这些说法都不可靠。《尔雅》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词典，采集各项书籍“训诂名物之同异”,完成于汉武帝之前。它既解释词义，又介绍名物，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学著作，历来被视为阅读古籍的重要参考工具书。晋代人郭璞曾为《尔雅》作《注》,宋朝人邢昺等为《尔雅》作《疏》,合称《尔雅注疏》。后来也被编入《十三经注疏》。

《尔雅》(南宋国子监本)

在儒家经典中，还有四书之说。所谓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四书的命名和编成是出自宋代大儒朱熹。朱熹根据程颐的见解认为，《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入德之门”;《论语》和《孟子》又在其次；《中庸》是孔门的“传授心法”,又应放在《论》、《孟》之后。《大学》、《中庸》两书文字不多，书店为印刷的方便，乃将两书合并在一起，变成现在通行的排列顺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的一部分，历来不被重视，朱熹把它们抽出来，分别独立，各成一书；还专门作《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各一卷。
《大学》一书，一般认为是孔子学生曾参和他的门人编成。开始的一大段，朱熹称之为经，认为这些是孔子所说的话，由曾参转述。后面十段，朱熹称为章，认为十章是曾参的意见，由曾参门人记录下来，故后面的十章也称为传。《大学》开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指出，这是《大学》的三大纲领。因为《大学》乃是“大人之学”。它要求人们在明德、新民的基础上，推己及人，达到至善的目的。除了“三大纲领”外，朱熹还认为《大学》有“八个条目”,这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们的内在关系是这样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正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八个条目”,不论是天子，还是普通人都适用。人的一生就是在这八个规定的范围内奋斗，以完成“治国”、“平天下”的艰巨任务。因此这“三大纲领”和“八个条目”实际体现了儒家的人生哲学和政治抱负。
《中庸》一书，一般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所编撰。朱熹认为，从尧舜创立儒家道统起，就有了中庸的思想，孔子“继往圣，开来学”,把思想传给曾子，曾子又传给子思，子思恐怕“愈久而愈失其真”,就写成了《中庸》一书。什么是“中庸”? 程颐曰：“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他用“不偏不易(倚)”来解释“中庸”。朱熹又作了补充和发展，他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这就使中庸的思想更加完整和全面。
《论语》记述了孔子及弟子们的言论和活动。汉代出现了三种《论语》抄本，即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经张禹、郑玄等人整理，形成了现存的《论语》。为《论语》作注的人很多。及至宋代，邢昺在三国何晏《论语注》基础上，再作《疏》,定名为《论语注疏》,被收入《十三经注疏》。
《孟子》记述了孟轲周游各国的言行及和弟子们的讨论。《孟子》的作者是谁，现在也是个疑问。司马迁认为，孟子周游列国，退而与弟子万章等作《孟子》七篇。韩愈认为“孟轲之书，非轲自著”,是他死后万章、公孙丑等人的记录。现在看来《孟子》可能是孟子生前写成的，死后，弟子们又作了些修补。为《孟子》作注的人也很多，著名的有汉人赵歧之注，宋人孙奭之疏，合称《孟子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又有清人焦循著《孟子正义》,也很有影响。

《四库集义精要》(元至顺元年江浙行省刊本)

除“五经”之说法外，有关经的数量种类，历史上还有其它说法。主要有：
七经之说。如东汉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深感“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奏请汉灵帝，用古文、篆文、书文三种字体书经，并募工匠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作为标准本供太学生参照。所刻的经籍是《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经。这七经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石经”(有的学者把《春秋》与《公羊传》合，认为“汉石经”是六经，故也有六经之说)。
九经之说。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春秋左传》、《孝经》、《论语》为九经。徐坚《初学记》以“三礼”、“三传”和《易》、《诗》、《书》为九经。清惠栋曾著《九经古义》,其顺序为《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后人所谓九经常指徐坚《初学记》所言“九经”。
十经之说。《宋书· 百官志》以《易》、《诗》、《书》、“三礼”、“三传”、《论语》和《孝经》(《论语》、《孝经》合为一书)为一经，称为十经。
十一经之说。前述十经中，将《孝经》、《论语》分开称十一经。又有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一书，称四书加《孝经》、《诗》、《书》、“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为十一经。
十二经之说。唐文宗开成年间所立石经，将前述十一经加《尔雅》列为十二经。
十三经之说。宋代由于儒生推崇孟子，于是把《孟子》也列入群经，于是就有所谓十三经之说，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出现了合刊疏注本十三经。这部《十三经注疏》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部经学丛书，是经学的集大成，对后人研究经学也有很大的帮助。其内容如下：
(1)《周易正义》 魏王弼、晋韩伯康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2)《尚书正义》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3)《毛诗正义》 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4)《周礼注疏》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5)《仪礼注疏》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6)《礼记正义》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
(7)《春秋左传正义》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8)《春秋公羊传注疏》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9)《春秋穀梁传注疏》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10)《论语注疏》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11)《孝经注疏》 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
(12)《尔雅注疏》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13)《孟子注疏》 汉赵歧注，宋孙奭疏。
学问的研究，越往后区分就越为细密，这反映了科学的深化和发展。从五经、六经到十经，正可以看出历来经学发展的状况。除了五经、六经、十三经已成为经学上的专有名词外，其余大多指某些人研究经学的思路，对经学研究并没有什么巨大的影响。但有些因已约定俗成，所以，志在了解传统文化的人也不能不知。至于《十三经注疏》,因成于众人之手，不免有缺失，但总的说来相当翔实，是一般读经者入门的必备参考书。

鲁壁。为孔子九代孙孔鲋藏《诗》、《书》、《孝经》等古籍免遭秦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