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拉杆”起事到纵横于豫皖鄂边区

二次革命爆发前后，袁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北方各省也不是平静的。群众自发的武装反抗，此起彼伏，时有发生，而且由于受到南方各省反对袁世凯斗争的鼓舞，有越来越活跃的趋势。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反抗斗争，就是发源于河南省的白朗起义。
白朗(1873—1914),河南宝丰县人，以其身材高瘦，腿长行快，故因其名偕音而绰号“白狼”,官方也诬称其为“狼匪”。农民出身的白朗，青年时代曾投巡防营当兵，枪法颇精，“虽目不识丁，而胆略颇壮”^[1],后因“犯律潜逃”回乡。民国初年，河南农村连年荒旱，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自1912年3月上任后，横征暴敛，专务朘削，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人祸天灾，交相煎迫，因而社会上饥民流离失所，乞丐成群，“铤而走险者日众”,出现了“丐与盗满河南”的现象^[2]。豫西一带民情向称强悍，穷人求生不得，便纠众打家劫舍，俗称“拉杆”,为首的称“杆首”或“架杆”。据当时官方探报所载：1912年5月间，仅宝丰、鲁山、汝州一带著名的杆首就有二十四人，其中：杜起宾，宝丰县西乡四十里韩庄人，带七十五人，快枪七十五杆；牛天祥与杜起宾同村庄，带五十八人，快枪十八杆；李风朝(一名红毛),郏县龙虎店人，带二十余人，快枪十四杆；白狼，宝丰县西二十四里大刘庄人，带七十余人，快枪三十六杆；郜永生(即秦小红),鲁山连洼人，带一百余人，快枪十四杆；崔乾(即崔张记),汝州新庄人，带二十余人，快枪十一杆。另外还有宋老年、郭玉德等十八人，皆系杆首^[3]。
白朗从巡防营回到家乡之后，便“拉杆”起事成为啸集山林的绿林头目。据记载，他“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先奔走于汝、鲁、宝之间，结识豪侠，渐成规模。但以武器缺乏，未能大举，乃将宝丰县长的儿子劫去勒赎，索价新式五响钢快枪十支。械到手后即有很快的发展”^[4]。白朗以舞阳县母猪峡一带为基地，四处活动。大约于民国元年又以“打富济贫”为旗号，鼓励穷人造反。被裁士兵、游民、饥民等，闻风归附。各地著名杆首如李鸿宾、宋老年、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各率所部，与之合并，愿听指挥。到1913年春，各杆头在白朗领导下所带的人马共约二三千人，所着服装，错杂不一，时聚时散，飘忽无定，聚则成军，散则为农工商贩。由于“贫苦之家甘为窝主，乞丐游民愿作彼探”^[5],白朗军消息灵通，神出鬼没，各县多次派兵围剿，都未能把他们镇压下去。相反，白朗却不时给各地方官吏和豪绅地主团练以打击。这时，白朗主要从事经济性的斗争，政治目标并不明确。
1913年五六月间，袁世凯把驻在信阳的第六师调入湖北境内，仅留河南陆军第三旅王毓秀部在平汉路沿线设防，豫西南一带空虚。这时河南国民党人熊嗣鬻为了武装讨袁，与白朗联络。白朗一面委派熊赴南方联系反袁力量，一面借“二次革命”之说，号召群众乘机展开活动。高鑫、宋一眼等各杆数百人袭扰叶县、襄城等地，白朗亲率各杆一千余人南下，意图攻取唐县、泌阳。当时盛传，白朗宣言，“如能占领唐、泌等处，即当与高鑫、宋一眼合股通南方，以图大举”^[6]。由于有唐县守军作内应，5月31日夜，白朗一举攻占该县，夺获大炮六门、机关枪两挺及许多枪械子弹，声势大振。白朗占领唐县后，恐官军追来，当天弃城北上，连克数村镇，复经南召直攻鲁山。当时，河南护军使雷震春带兵刚到达豫西南，便急令右翼帮统王茂元率两营援救鲁山。王军至鲁山时，白朗军已改变计划，于6月15日突然攻取了禹县，守城官军弃械而逃，白朗缴获枪支三百，财物无算，捆载大车二百辆，凯旋回归鲁山一带。“自此白朗声振豫西，各地绿林附合者骤达二千人”^[7]。
二次革命爆发后，黄兴曾写信给白朗，要求他进攻湖北，配合讨袁军作战，因所派信使在开封被捕杀，信未能送到。同时，黄兴还委派河南国民党人杨体锐为河南讨袁军豫西民军司令，赴洛阳策动镇嵩军反正和联络白朗。杨体锐亲往白朗军中游说，“白感动，愿听约束”^[8]。但不久，杨被张镇芳捕杀^[9],国民党人与白朗的联系中断。1913年七八月间，不仅南方反袁军曾多次与白朗军联系，白朗也曾派人赴南方探听消息，但是，由于反动当局的破坏，双方始终没有建立起直接联系。当白朗威震豫西时，他以“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六言告示，首先揭示“满业倒了运气”,接着怒斥袁世凯“假作民国扬名”,末了则说：“现在中州真主，荡荡如同天神。”这个告示大致反映出1913年夏季白朗的政治水平，即对旧封建政权恨之入骨，而又跳不出称帝称王的藩篱。
白朗军从禹城撤回鲁山地区后，雷震春率军由许昌进驻宝丰，调集王毓秀和防军十余营，分头把守各县镇和山口要地，对白朗军进行围剿，白朗军一度受挫，不得不避入深山中。正当雷震春做“一鼓荡平”的美梦时，白朗翻山越岭，突然出现在数百里外的卢氏县境，7月1日攻占淅川县属的西坪镇，次日又夺取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重镇荆紫关，并攻克淅川县城。邓州、内乡、镇平等地震动，纷纷向张镇芳告急。7月14日，白朗军进入湖北均县贾家寨以东地方，与鄂豫陕三省联军激战不利，又折回豫省，17日围攻镇平县，逼近南阳。8月，在百泉山击败南阳镇守使周符麟所辖官军，转入唐县、泌阳、桐柏一带山区。白朗军稍事休整后，于9月下旬南下夺取湖北枣阳，占据县城十一天，至10月6日始弃城北上，经唐县、裕州等地返回鲁山和宝丰地区。当时雷震春率领的军队已离开宝丰，白朗乘虚于11月12日用云梯爬城办法攻占宝丰县城。由于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率马步四营来攻，白朗当日撤出县城，避入鲁山西北山区，建寨据守。
二次革命失败后，白朗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一支武装反袁力量，更加引起袁政府重视。袁政府一面严令张镇芳限期肃清，一面增兵河南。进入豫西的总兵力达三万人，具体部署是：毅军统领商德全率兵驻扎郏县、宝丰和临汝三县，张锡元师驻扎舞阳和泌阳，王毓秀旅驻方城、鲁山、南召和伊川四县，南阳镇守使田作霖分兵把守南阳附近六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部警戒嵩县至卢氏县一线，北洋第二师一部守卫京汉铁路沿线。此外，赵倜亲带马队赴各地巡逻，督饬诸军认真剿办。张镇芳以为万无一失，致电袁世凯表示，1913年12月一个月内即将白朗军全部消灭。袁世凯命令张镇芳、赵倜等人，“非获白朗，不准请奖”^[10]。
面对北洋军压境的局面，白朗没有固守鲁山一带的根据地，而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迅速跳出包围圈，攻击敌军防守薄弱的地方。12月下旬，他率二千人(其中不少青年人),一半有快枪，一半持大刀，急速南下。至泌阳附近后，他又东进，于1914年1月初在确山和新安店之间越过京汉铁路，于1月11日、15日、16日接连攻克光山、光州(今潢川)和商城等三座县城。随后又继续向东挺进，入安徽境内，于24日一举攻克六安城，2月6日又攻克霍山。白朗军连得数县，击溃了地方武装，缴获了大批枪械子弹，战斗力显著增强；由于各地会党、游民纷纷归附，队伍也显著扩大，马队步队共计约四千人。这些胜利的取得，除这一带敌军防御力量薄弱外，与白朗的战略战术有密切关系。白朗善于在运动中作战，一日夜间能走二三百里。其战术多用设伏诱敌之计。官军跟踪追击时，他们常常一边退却，一边将银元或财物等弃掷于地，贪财的官军拾取钱财后，他们便回首猛扑，往往取胜，以缴获军火，补充自己。他们攻城也有一套办法，先派遣侦探侦察城内虚实，如城内空虚，便派人装扮成小贩、卖艺人或乞丐等混入城内潜伏下来，又策动会党和守军士兵作内应。一旦布置妥当，主力队伍便长途奔袭，突然兵临城下，里应外合，使守军猝不及防，不战而溃。
前此，袁政府仅仅把白朗视为一个严重的地方问题，责成张镇芳负责剿办。豫东和皖北的城池不断被攻占，才使袁政府大为震惊。袁世凯于1月20日严厉申斥张镇芳和赵倜“督率不力”,将他们撤职留任。2月11日，任命田文烈为河南民政长兼会办河南军务，13日撤去张镇芳的河南都督，改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这些人事变动表明，袁政府已把白朗起义视为牵动全国政局的问题，并决心动用北洋军主力了。段祺瑞亲赴信阳，召开豫鄂皖三省剿办会议，制定了所谓“不在急击使散，要在合围聚歼”的计划，企图将白朗歼灭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为此，他调集了二万多军队，除赵倜所率领的毅军八营外，有王占元的北洋陆军第二师一旅，皖军十营，拱卫军一团，王汝贤和陈文运两个混成旅等。这次合围白朗的主力是北洋正规军。北洋军刚刚扑灭了“二次革命”,将骄兵悍，段祺瑞代表各将领致电袁世凯说：“扫清匪氛，指日可待。”安徽都督倪嗣冲鉴于六安之变，将弃城逃跑的知县枪毙，并通令皖北各县一体戒严，倘有再失城池，定将按军法严惩，决不宽贷。
在北洋各军四面包围、步步进逼之下，白朗军在叶家集和金家集一带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小，多次突围，均受到堵截。2月21日、23日，李鸿宾和白朗各带二三千人与北洋军王占元师两次激战于酆家集南面一带高地，都未能达到突围的目的。白朗的处境日益不利，遂决定化整为零，把队伍分为几路，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一路偷袭光州。当敌军抽调兵力援救光州时，白朗军分路逃出包围圈，日夜兼程西进，2月末于一夜之中在信阳以南二十里的双河越过京汉铁路。当时，设在信阳的豫南围剿司令部正张灯置酒，大宴将士，至天明始发觉。但事后他们却向袁政府报告说：“白狼进犯铁路，我军迎头痛击，贼军大败，伏尸遍地，仅悍酋数人步行，敝衣杂入避难人民中逃去。”这是腐败的官军谎报军情以邀功的惯技。
白朗军越过京汉铁路后，分兵两路，一路攻湖北应山和安陆，颇有南下进窥武汉之势。另一路经随县等地西进，3月7日一举攻占鄂西重镇老河口，歼灭驻军一营，缴获火炮两门，炮弹九十余发，枪弹二十余万发。老河口是汉水上游的货物集散地，当时号称湖北第三商埠，殷商富户不少。有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美孚洋行和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分支机构，也有教堂、教会医院和英、美、意等国传教士多人。白朗军每到一地都打劫豪富，筹饷械，在商业繁盛的老河口自不例外，外商投资的企业也在劫难逃。根据记载，该镇“所有精华，悉被搜刮，商民损失约数十万”^[11]。但是，白朗在老河口对于外国传教士和教堂，如攻克枣阳、六安等县城时一样，并没有把他们作为打击目标。因此，老河口教堂虽稍有损失，但“人口尚安”^[12]。白朗对待教会的态度，可能是由于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影响。在老河口，挪威医生费兰因拒绝为白朗军士兵做手术而被枪杀。这件事似属个别人的行动，并不能反映白朗的政策。
白朗取得的胜利，使袁世凯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驻华公使都十分吃惊。
各国驻华公使接连集会，并照会袁政府外交部说，政府虽派兵剿办“白狼”,至今未能扑灭，“外人之财产损失颇巨，即各国之商务间接受其影响亦非浅显。如再不能即日剿平，拟电请本国政府各派兵若干帮同剿办，以期早日肃清”^[13]。袁政府的反应，由袁世凯致段祺瑞等人的几件急密电可见一斑：
3月11日，“万急华密”电：“白狼潢池小丑，乘隙蠢动。近日发兵二万人，奔驰两阅月，卒未殄灭。各国视之，大损威信，极为军界耻辱。老河口又生残杀外人重案，若不迅速扑灭，恐起交涉，牵动大局。……近日匪之内容，毫无所闻，是侦探太不得力，望注意。”
3月21日，“华密”电：“白匪久未平，各国报纸谓政府力弱不足以保治安，乱党又从中鼓吹，殊损威信。因而近日中国债票跌至百分之十二三，续借款愈难办，关系全局甚重，望努力设法督饬速平为要！”
3月23日，“拱密”电：“以部长久在外，各国注意白狼更重，且久未平，尤损声威，可商田民政长妥为布置，仍宜早回京……。”^[14]
白朗起义异军突起，在1914年春发展到顶点，成为国内一些大报纸的每日要闻之一，为全国各阶层、各派别(包括中华革命党人)所注目。袁政府心劳日拙，动用北洋军数万，而不能控制白朗军在广大地区策马长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