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大地母亲》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Toynbee1889—1976）1973年著，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这是一部具有抒情诗般优美的编年体史学名著，全书共82章，约为中文60万字。1976年，在汤因比逝世后不久，牛津大学出版社将这部手稿出版，以表达对汤因比漫长学术生涯的纪念。汤因比把人类的诞生之地和生存环境的生物圈比喻为人类的大地母亲。他以人类和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为背景，描述了人类的降生、人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文明类型的发展和相互交往的过程。全书以生物圈关系为背景，对人类历史作了一个气势恢弘的宏观鸟瞰。贯穿全书主题的是人和生物圈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最终结果已经构成对今天人类生存的严峻挑战，并迫使人类在现今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作出自己的选择。
汤因比指出，生物圈这个新词是科学知识和物质力量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产物。生物圈是指包裹着我们这颗行星———地球表面的这层陆地、水和空气。它是目前人类和所有生物惟一的栖身之地，也是我们所能预见的惟一的栖身之地。生物圈的进化导致了一系列上升着的物种的出现。在人类出现之前，每一物种都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及合作关系中生存。人类之前的生物物种，没有哪一个能够获得推翻生物圈自我协调、巧妙平衡的力量，早在它们要去搅乱所有生命物种遵循的自然节奏之前，它们就已经被这种自然节奏的作用消灭了。生物圈比它的任何前人类的居民都更加强大有力。
人类也是生命之树的一支，是大地母亲生育的孩子之一。他也和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种一样，其生存依赖于同生物圈血肉相依的联系，也必须服从自然法则。然而，人类是大地母亲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处就在于，人类是身心合一的生物。人类既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又具有精神世界的家园。因此，人类一方面追求控制环境，另一方面又希望在精神上掌握自身。人类由于同时生活在生物圈和精神世界，这种两栖动物的身份，使他无法一心一意地追求其中的任何一个目标，从而导致了人在谋求财富和权力或者追求道德和精神完善方面的深刻矛盾。大地母亲产生出这样不可思议的孩子，产生了母子之间新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有别于生物圈与其他生命物种的关系。
汤因比认为，人类和他的大地母亲的关系在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是变化着的。在几百万年前，当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制成顺手工具的时候，这个历史性的举动已经表明：总有那么一天，人类将不仅影响环境和改变生物圈，而且还要将它置于自己的支配和控制之下。但是，人类控制生物圈的潜在能力变为现实的发展却是很缓慢的。在距今七万或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才开始了速度不断加快的技术革命。这一时期，人类至少做出了三种开创性的发明：狗的驯化、弓箭的制造、绘画和仿制人类的形体。在大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了磨制工具的“新石器时代”，通过驯化许多动植物而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同时还发明了纺织和制陶。农业文明是迄今最重要的发明，它是使人类技术力量的发展与保护生物圈的福利相协调的手段，这种福利是人类和所有物种获得生存的条件。它为所有技术进步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迄今为止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许多伟大的地区文明奠定了基础。如苏美尔文明、法老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等。不过，人类在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不久，还发明了冶金术。冶金术被发明之后，人类的技术能力开始对大自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通过勘探、采掘、冶炼和锻造，开始了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榨取，并且随之而来还带来了环境污染。虽然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已经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但限于那时的技术能力，人类对自然的损害还是局部的。在大规模地把非生物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的力量，人类还无法超越生物圈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汤因比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打破了生物圈力量的平衡，使人类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人类开始真正成为生物圈的主宰。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的动机是贪欲。以贪欲为动机的西方国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物质增长的目的，系统地研究和动用科学技术，开展了全面征服自然界的战争。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生物圈的破坏性后果已经表明，他与自然界正处于一种尖锐对抗和剧烈冲突的战争状态，生物圈正处于人类弑母行为的威胁之中。但是，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将遭受这种命运。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还是使它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就会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就能够使大地母亲重返青春。何去何从，这正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