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运 [法国]马尔罗

【作品提要】

故事发生在大革命时期的上海。1927年3月的一天，为了截获一批武器以壮大即将爆发的工人起义的力量，革命者陈暗杀了军火走私商，取得武器提货单。共产国际成员、起义领导人卡托夫率领战友登上船只，顺利得到武器，另一位重要人物京·吉索尔将武器分发到各个起义点。起义爆发后，上海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认为共产党取得胜利将不利于法国利益，遂利用蒋介石，镇压起义军。反革命的大屠杀开始后，起义军随即处于劣势。陈怀抱炸药包冲向蒋介石的汽车，不惜与之同归于尽，可惜蒋介石不在车内，陈光荣牺牲。京被捕入狱，他拒绝投降，自杀成仁。卡托夫和其他革命者也被投进监狱，遭到残酷的杀害。还活着的革命者们却没有放弃信仰，他们继承了牺牲的战友的遗志，誓死奋斗下去。

【作品选录】

在大厅里——原是一个学校的风雨操场——二百名共产党伤员正在等人来结束他们的生命。卡托夫混杂在最后运来的一批伤员里，用一只胳膊肘支着脑袋，向四下里张望着。所有的人都躺在地上，其中有不少人在非常有规律地呻吟着；还有几个人在抽烟，如同当初队部里有人抽烟时的情形一样，烟云所组成的各种图案消失在天花板上，尽管有欧式大窗户，但由于天近黄昏，加上外面有雾，天花板已经模糊不清了，在躺着的人们头上显得很高。虽然白昼尚未消失，气氛却已经是夜晚的了。“是由于受伤，”卡托夫寻思着，“还是由于我们都躺着，怎么像是躺在一个车站里？这是个车站。不过我们从这儿哪里也去不成，而这……”

四个中国哨兵在伤员中间走来走去，枪上上着刺刀，刺刀在这些无定形的躯体上方显得清晰而笔直，奇异地反射着晚霞的余晖。外面，在云雾深处，一些淡黄色的灯光——那无疑是些煤气灯——似乎也在关照着他们。从外面传进来一声呼啸，这呼啸好像来自那些灯光(因为它也来自云雾深处)，压倒了那些低语声和呻吟声： 原来是一个火车头的汽笛响了。他们距闸北火车站不远。在这间宽敞的大厅里，有某种极其危急的东西，但并不是对死亡的等待，卡托夫自己的嗓子告诉他： 那是渴和饿。他背靠墙壁，左右观察着： 许多面孔是熟悉的，因为大批伤员都是各组的战士。沿着大厅狭窄的一侧，有一块三米宽的地方空着。“为什么伤员们在这儿人摞人，”他放声问道，“而不到那儿去呢？”他是最后一批抬来的。他扶着墙壁站了起来。尽管他的伤口使他疼痛难忍，但他觉得还是能够站立得住的；可是他仍然躬着腰停在那里。其他人一句话也不说，他感到四周笼罩着一片十分令人胆寒的恐怖气氛，他连动也不能动了。恐怖是目光里流露出来的吗？但他几乎辨别不出这些目光来。是神态表现出来的吗？那首先是忍受着自身痛苦的伤员们的神态表现出来的。然而，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传递的，恐怖气氛确实存在——这不是一般的害怕，而是恐怖，是兽类、人类孤身在残酷无情的人面前所表现出的恐怖。卡托夫依然扶着墙壁，跨过了他身旁那人的身体。

“你疯了？”紧贴地面的一个声音问。

“为什么？”

是发问，同时也是命令。但谁也不回答。离他五米远的一个看守并没有把他打翻在地，只是惊愕地瞧着他。

“究竟是为什么？”他再次问道，语气更加生硬。

“他不知道，”另一个紧贴地面的声音说；与此同时，又传来一个更低的声音：“他会知道的……”

他第二次提问时嗓门很大。这一群人的犹豫不安表明，此事的后果对他是极其可怕的。这堵墙本来对所有的人都是个威胁，而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对他的威胁就更大。

“快躺下，”其中一个伤员说。

为什么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喊他的名字呢？为什么看守又不加以干涉呢？他刚才明明已经看到过看守用枪托把一个想换位置的伤员一下子打倒了……他靠近最后一个跟他搭话的人，躺在他的旁边。

“他们总是把要拷打的人放在那儿。”这个人低声说。

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要么因为他们害怕提到此事，要么因为不敢告诉他。一个声音就曾说过：“他会知道的……”

门打开了，好几个士兵手提着灯，簇拥着一些担架队员进来了。担架队员们像滚包裹一样把伤员们掀翻在距卡托夫很近的地方。夜晚来临了，它是从传来呻吟声的地面上慢慢向上扩展的，这种呻吟声好像东蹿西跑的耗子此起彼伏，并混杂着一种可怕的气味，因为大部分伤员都不能动了。门又关上了。

时间在流逝。只有哨兵的脚步声和刺刀在各种类型的痛苦呻吟声上方所闪现的最后的寒光。突然，从极其遥远的地方传来了火车头的更加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好像黑暗使雾气更加浓重了似的。一个刚来的伤员趴在地上，用痉挛的双手堵住耳朵，嚎叫起来。其余的不喊不叫，但恐怖气氛却重新在那儿——在紧贴地面的地方蔓延开来。

那人抬起头，用双肘支撑着身子。

“坏蛋！”他嚎叫着，“杀人犯！”

一个哨兵走过去，朝他肋下就是一脚，踢得他翻了个个儿。他不再吭声了，哨兵也走开了。但是，不一会儿他又嘟囔起来了。这时天色极其阴暗，卡托夫根本看不清他的目光，但能听清他的声音。卡托夫预感到他还会出声。果然不出所料。“……不是枪毙，他们把那些人活活扔进机车炉膛里了，”那个人说。“这会儿，是他们在呼嚎……”哨兵又过来了。除了痛苦之外，一片沉寂。

门再次被打开了。又是一些刺刀，这时正自下而上被手提灯照得闪闪发亮，可是没有伤员。一个国民党军官独自走了进来。虽然只能看到模模糊糊一群肉体，但卡托夫觉得每个人都是直挺挺的。进来的那个军官，没摆架子，在这日暮时分，手提灯照不清他什么样儿，他正向一个哨兵下命令。哨兵走进来寻找卡托夫，他找到了。这哨兵既不碰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彬彬有礼地示意他起来。他吃力地走到对着牢门的地方，军官仍在那儿继续下命令。哨兵一手端枪，一手提着灯，站在他的左侧。他的右侧只有那块空地儿和白墙。哨兵用枪指了指那块空地儿。卡托夫苦笑了一下，露出一副绝望的自豪神情。但是任何人都见不到他的面孔： 哨兵是有意不去看他，而死神还没降到头上的那些伤员，有的用一条腿撑着，有的用一只胳膊支着，有的用下巴颏挺着，都在目送着他那在酷刑墙上愈来愈大、还不算太黑的身影。

军官出去了。牢门敞开着。

哨兵们行了持枪礼： 一个平民打扮的人走了进来。“A组”，外面一个声音喊道，随后门又关上了。一个哨兵陪着平民向墙壁走去，嘴里不停地咕哝着。到了跟前，卡托夫惊呆了，他认出来人是京。因为京没有受伤，刚才进来时又见他走在两个军官中间，所以哨兵们就误认为他是蒋介石的外国顾问了。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于是远远地责骂起他来。京躺到了卡托夫身旁的黑影里。

“你晓得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吗？”卡托夫问。

“他们关照过我了，我不在乎，我有氰化物，你有吗？”

“有。”

“你受伤了？”

“腿上，但还能走。”

“你来这儿很久了吗？”

“不久。你是什么时候被捕的？”

“昨天晚上。这儿有法逃吗？”

“一点办法也没有。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重伤。外面到处都有士兵。你看见门前架的机枪了吗？”

“看见了。你在哪儿被捕的？”

两个人都需要脱离这个阴郁之夜，都需要说话，说话： 卡托夫要说他在队部如何被捕；京要说监狱，要说与柯尼希谈话的内容，以及从那以后所得知的一切；甚至在进临时监狱之前他就得知，梅并没有被捕。

卡托夫紧挨着他侧身躺着，他们之间仅仅被痛苦构成的空间所分隔。卡托夫嘴巴微微张开，快活型鼻子下方的嘴唇鼓着，眼睛几乎闭着；但那毫无保留、无需检验、只有死亡才能赋予的纯真友谊却将卡托夫和他联系在一起；这个已被定罪的生命在这处处是威胁和伤痕的黑暗之中，在所有这些加入革命的托钵修会^①的兄弟们中间，同他的生命紧紧地贴在一起。上述那些兄弟当中的每一个人在其生命的途程中都死死地抱住唯一能属于他们自己的崇高的东西不放。

看守带进来三个中国人。这三个人既没和伤员们在一起，也没和墙根下的人在一起。他们是在战斗打响之前被捕的，草草审理之后，就等着枪决了。

“卡托夫！”他们之中的一个喊了一声。

原来是娄有顺，海默里希的合股人。

“什么事？”

“你知道枪毙的地方离这儿远不远？”

“不知道。反正听不见。”

较远的一个人说：

“听说刽子手以后要偷你的金牙。”

另一个人说：

“我不在乎，反正我没镶金牙。”

那三个中国人一口接一口，没完没了地抽着烟卷。

“你们的火柴多吗？”一个较远的伤员问。

“多。”

“扔一盒过来。”

娄把自己的一盒扔了过去。

“我很希望有人能够告诉我的儿子，说我死得很勇敢，”娄低声说道。接着把声音压得更低：“死起来也不那么容易。”

卡托夫暗自庆幸： 他既无妻室，又无儿女。

门开了。

“来一个！”看守喊道。

那三个人你挤我，我挤你。

“喂，怎么！”看守说，“快决定呀……”

看守没什么选择。突然，那两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当中的一个向前跨出一步，扔掉刚刚点燃的香烟，划断两根火柴又点上了另一支，然后急速地朝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把上衣的扣子一个个都扣好了。牢门随即又关上了。

一个伤员拾起地上的火柴棒。他和身旁的几个人把娄有顺给的那一盒火柴折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抽起签来了。不过五分钟，门又打开了。

“下一个！”

娄和他的同伴臂挽臂地走向前去。娄亮大他那并不嘹亮的嗓门儿，背诵着一出名剧中的英雄赴死的台词；然而，旧有的中国共同体已经完全瓦解了，谁也不听他的。

“到底是哪一个？”士兵问。

他们不回答。

“早晚会轮到的！”

士兵说着，一枪托就把他俩分开了： 娄离他比另一个离得近，他就抓住了娄的肩膀。

娄挣脱开来，往外走去。他的同伴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躺下了。

京觉得那第三个人比前两个先死的人死起来要难多了，因为只剩下他孤单单的一个人了。此人同娄一样勇敢，因为他曾同娄一起挺身而出。但是现在他趴在地上，蜷缩着双腿，两臂紧抱着身躯，显出一副非常害怕的样子。果然，当看守触他的时候，他的神经质就发作了。两个士兵一个拽脚，一个拽头，把他抬走了。

京仰面朝天地躺着，双臂收在胸前，合上了双眼： 这正是死人的姿势。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双目紧闭，安详的面容泰然自若，似乎在遐想——所有刚死一天的尸体差不多都是这副面容，仿佛要把那最为悲惨的人的尊严表现出来似的。死亡，他目睹的太多了，而且，由于所受的日本教育，他一向认为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死，用一种与自己的生存方式相类似的方法去死是适宜的。况且，死亡是被动的，自杀才算得上自己的行动。一旦有人来提他们之中的第一个人去枪毙，那他就会心悦诚服地自杀。一想起留声机唱片，他的心脏似乎都停止了跳动。那时，还曾有过一线希望！他再也见不到梅了。他唯一应该受责难的地方就是给她带来了痛苦，好像他自己的死是个错误似的。“为死感到内疚了，”他厌烦而自嘲地想。这跟他的父亲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父亲给他留下的印象一直是刚强，而不是软弱。一年多以来，梅将他从极端的孤独，乃至各种辛酸中解脱了出来。唉！在他已与人世隔绝的情况下，一想起她，希望重温第一次云雨之乐的缠人的念头儿便油然而生……“现在应该让她忘掉我了……”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她，那只会伤害她，甚至会使她与自己更加难舍难分。“那就告诉她去爱另外一个人吧。”啊，监狱，时间停滞的地方——然而在别的地方依然在流逝……不！就是在这个用机关枪与众人隔开的风雨操场里，革命——不管它的命运如何，不管他在何处复活——终将遭受致命的打击；那些在痛苦中，在愚蠢中，在耻辱中干活挣钱的人，不管在哪里，都会像教徒作祈祷一样思念他们这类囚犯的；况且，在城里，人们已开始爱上了这些垂死的人，好像他们已经离开了人世似的……在最后这个夜晚所笼罩着的大地上，这个充满嘶哑喘息声的地方，男性爱无疑是最为深沉的。同这群躺卧着的人一起呻吟，同这些献身的人共患难，甚至同他们一起低声抱怨……一种从未听到过的嘈杂声将这痛苦的低语声一直延续到深夜： 与海默里希一样，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有子女。然而，为他们这些伤员所接受的命运伴随他们所发出的嘈杂声在升腾，很像夜晚宁静的气氛一样把京包围了起来——京在一首庄严的挽歌声中，双目紧闭，两手交叉在被遗弃的躯体上。他本想为那个时代最有意义和最有希望的东西而斗争，本想同那些他打算共同生活的人一块儿去牺牲，本想像这些躺卧着的每一个人一样，为赋予生命以某种意义而去牺牲。假如他不愿为自己的生命去牺牲的话，那么，这个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不是独自去死，这种死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这是充满兄弟般颤抖的、将战败者汇集在一起的死亡，民众将在这种死亡当中辨认出他们的先烈。这是血淋淋的传说，而圣徒传就是依据这类传说写成的！怎么，一旦被死神盯上了，难道就听不见这人类献身时的议论了吗？他们在向他呐喊： 男子汉有魄力的心不是为一种精神而死的人的庇护所吗？

这时，他把氰化物拿在手中。他曾多次问过自己，他曾不时地想过，自己到底能否轻而易举地死去。他知道，一旦决定自杀，他还是能杀身成仁的；然而，当了解到生活中的孤僻的冷漠态度剥去了我们的伪装之后，在死亡企图以最大的压力压垮他的思想并使之永不复返的时刻，他也并非那么坦然自若。

不，死亡也许是一种狂热的举动，是一个生命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死亡与生命十分相像；死亡也就是避开这两个踌躇向前的士兵。他照他曾经说过的那样把毒药塞到嘴里嚼碎了，这时他仍然听到卡托夫在焦灼不安地问讯他、捅他，而就在他试图抓住卡托夫的时候，他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他感到他的全部力量都已超越了他的自身，被拽拉到他的身躯之外，以对付一次极其强烈的痉挛。

士兵们到人群中来寻找两个已经爬不起来的囚犯。毫无疑义，既然要被活活地烧死，那就有权享受某些特殊的荣誉，虽然这些荣誉是有限的： 他们被一个摞一个或者差不多是一个摞一个地放在同一副担架上，然后便被倾卸到卡托夫左侧的地面上了；已经死去的京躺在他的右侧。士兵们围着手提灯蹲在那块将卡托夫他们与已判死刑的人分隔开的空地上。渐渐地，脑袋和目光重又陷入了黑暗之中，只是偶尔才转向灯光，它照出了大厅深处囚犯们所占据的地方。

京至少喘息了一分钟。京死后，正因为卡托夫周围全都是自己的同志，所以他更感到自己被抛进了更深沉、更痛苦的孤独之中。那个要被带出去杀害、由于神经质发作而全身哆嗦的中国人，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然而，在这放弃一切的气氛当中，他却有一种安息的感觉，似乎这是他多年来一直所盼望的。不过，他是在一生中最不幸的时刻才逢临并得到这种安息的。他不知在哪儿读过这样一段话：“一直为我所羡慕并始终在吸引着我的，不是那些新发现，而是那些探险家们所经历的苦难……”像是呼应他的想法似的，远方的汽笛声第三次传进了大厅。左边紧挨着他的两个人吓了一跳。这是两个十分年轻的中国人： 一个是孙，卡托夫只因同他在部队里一起战斗过才认识他；第二个人，不认识。(不是裴)为什么他们不和其他人在一起呢？

“是因为组织战斗小组？”他问。

“因为谋杀蒋介石，”孙答。

“和陈一起？”

“不。他是想一个人去扔炸弹，但蒋介石没在汽车里。我呢，我在很远的地方等汽车过来。炸弹没扔出去我就被捕了。”

回答的声音哽得厉害，卡托夫便仔细地打量起这两张面孔来： 两个年轻人哭了，但并没抽噎。“言语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卡托夫心想。孙企图动动肩膀，但痛得他龇牙咧嘴——他也伤在胳膊上。

“被烧死，”他说。“被活活烧死。眼睛也一样，眼睛，你懂吗……”

他的同伴这时抽噎起来了。

“出个什么意外事故也可能会烧死的，”卡托夫说。

似乎不是他们俩在相互对话，倒像是在跟某个看不见的第三者讲话。

“这不是一回事。”

“不，那反倒不如这样好。”

“眼睛也一样，”孙用更加低沉的声音重复着，“眼睛也一样……每一个手指，还有肚子，肚子……”

“别说了！”另一个拼命提高嗓门儿说道。

他本想喊叫，但却喊不出来。他的手在孙那肌肉已经收缩了的伤口附近抽搐着。

“人的尊严”，卡托夫咕哝着，想起了京会晤柯尼希时的情景。没有一个囚犯再说话了。手提灯那边这时已是漆黑一片，但仍可以听到伤员们的吵嚷声……他向孙及其同伴身边靠了靠。一个看守正在给其他看守讲故事： 他们呆在手提灯和囚犯们中间，脑袋都聚拢在一起。那些囚犯们相互间甚至都看不清楚。尽管人声嘈杂，尽管周围有这些曾像他一样战斗过的人，但卡托夫依然是孤独的，他在他死去的朋友的尸体和这两个被吓呆了的同伴中间是孤独的，他在这大墙和那消失在夜空中的火车汽笛声中间是孤独的。然而，一个男子汉还是可以比这孤独，甚至也许可以比那残暴的汽笛声更有力量： 在他身上，恐惧正同他生命中最可怕的念头搏斗着。他解开了自己腰带上的扣环，终于开口说道：

“喂，得了，”他用极其低沉的声音说。“孙，把你的手放在我胸脯上，我一碰到你的手，你就接着： 我要把我的氰化物分给你们俩。仅仅只够两个人用的。”

除了说只够两个人用的之外，他就不打算说别的了。他侧身躺着，将氰化物掰成了两块儿。看守们挡住了灯光，只有一轮模糊的光环围绕着他们，难道这些家伙就不会挪动挪动吗？看什么也看不见。卡托夫把这件比生命还宝贵的赠品放到了递在他胸前的这只热手里了，既没有交给躯体，也没有交给声音。这只手像个动物似的抽搐了一下，随即就离开了他。他等待着，全身绷得紧紧的。突然，他听见其中的一个声音说：

“掉了！丢了！”

由于恐慌，这声音几乎有点走调儿，仿佛这样的灾难本来是不可能发生似的，仿佛一切都本该顺利解决似的。在卡托夫看来那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一股按捺不住的怒火涌上了他的心头，但是他已不可能发火了，火气又平息下去了。可终究还是真丢了呀！难道把那玩意儿交给这个白痴就是为了让他丢掉吗？

“什么时候？”他问。

“还没到我身前就丢了。孙递过来我没拿住，我也是手上受的伤。”

“他把两份都掉了，”孙说。

毫无疑问，他们正在他俩中间寻找着。接着，他们又在卡托夫和孙中间寻找，看来另外那个人很可能快趴到孙的身上了，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卡托夫却感觉到自己旁边像是有两个躯体。他也找了起来，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烦躁情绪。他把手平放在地上，十公分十公分地向前摸索着，能摸的地方都摸到了。他们俩的手轻轻地触到他的手了。突然，其中的一只抓住了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不放了。

“即便我们一块儿也找不着……”其中一个声音说。

卡托夫也握着对方的手，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他被这种看不见面孔的、几乎听不出本来声音(所有的低语声都很类似)的可怜的友情打动了。他们在一片黑暗之中向他表示这种友情，是为了报答他平生从未做过的、这次也许是枉费心机的最伟大的馈赠的。虽然孙还在继续寻找，但这两只手却始终握在一起。紧握着的手猛然一收缩：

“找着了！”

噢！复活了！……但是：

“你能肯定那不是石块吗？”另一个问。

地上有许多灰泥块儿。

“给我！”卡托夫说。

卡托夫在指尖上摸了摸，辨出了外形。

他把氰化物还给了他们——还给了他们——更紧地握住了在重新寻找自己手的那只手。然后便开始等待，他肩膀抖动，牙齿咯咯作响。“虽然外面有一层锡纸，但愿氰化物不要分解”，他想。忽然，他握住的那只手，使劲地拧起他的手来，好像他就是通过这只手同那个陷于黑暗之中的躯体取得联系似的，他感到这躯体绷得越来越紧了。他想望这痉挛性的窒息。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也哽咽地叫了一声，但谁也没有在意。接着，便无声无息了。

卡托夫觉得自己被人遗弃了。他翻过身来趴在地上等待着。他的双肩始终没有停止抖动。

午夜时分，军官又露面了。六个士兵在一片武器的撞击声中向囚徒们走来。囚徒们全都被惊醒了。这只新的手提灯同样也只照出某些模糊的长长的身影——简直像是些已经培上土的墓穴一样，只是眼睛里有点反光。卡托夫终于站立起来。押送队长拽起京的胳膊，觉出已经僵挺了；接着又去拉了孙，也僵挺了。喧闹声从囚徒的前边几排一直蔓延到最后几排。押送队长抓着头一个人的脚把一条腿抬了起来，接着又抬起第二个人的一条腿： 两条腿都直挺挺地落到了地上。他把军官唤了过来。军官也照此动作了一番。囚徒们发出的喧嚣声有增无减。军官打量了一下卡托夫：

“都死了？”

为什么要回答呢？

“把离他们最近的六个犯人隔离起来！”

“无济于事，”卡托夫答道：“是我给他们的氰化物。”

军官踌躇起来：

“那你呢？”他终于又问道。

“只够两个人用的，”卡托夫十分得意地回答。

“我脸上准会挨一枪把子，”他想。

犯人中的喧闹声几乎变成了大喊大叫。

“咱们走吧，”军官只这样说了一句。

卡托夫没有忘记，他已被判处死刑，他看到过对准他的机关枪，还听到过扫射的声音……“一到外面，我就要想法掐住一个敌人的脖子，掐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先处死我。他们一定会用火烧我的，但烧的却是死的。”恰在这时，一个士兵将他拦腰抱住。另一个士兵把他的双手背剪过来捆上了。“算这些小子运气，”他心想。“得！就算我是在一场火灾中烧死的吧！”他开始迈步了。寂静犹如一扇翻板活门一下子又降临了，虽然还有呻吟声。这时，手提灯把卡托夫的黑影投射在夜间的大窗户上，就像刚不久投射在白色的墙壁上一样。他由于伤口疼痛，步履沉重，一步一停。当他蹒跚着挪近手提灯时，他脑袋的影子便消失在天花板上了。整个黑暗的大厅都活跃起来了，人们目送着他一步一呆地走去。大厅内是那样的安静，以至于每当他那沉重的脚步落地时，都会发出咚咚的响声；所有的脑袋都跟随着他迈步的节奏一上一下地点动着，充满了爱慕、恐惧、屈从之情，仿佛在经历这场折磨的离别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暴露得十分充分，尽管他们的动作都大同小异。所有的人都抬着头呆呆地望着： 门又关上了。

从地面上开始发出一种睡眠时那种深呼吸的声音： 那是因为所有尚未死去的囚犯都在用鼻子进行呼吸的缘故，他们上下颌骨被忧虑粘得紧紧的，正在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火车的汽笛声。

(李忆民、积盛　译)

注释：

① 托钵修会： 又译“托钵僧团”、“乞食僧团”。十三世纪上半叶在教皇扶植下成立的天主教僧侣组织，标榜不占有任何财产，以托钵乞食为生，故名。

【赏析】

法国作家马尔罗具有多重身份。除了以文学创作为人称道外，他还是一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担任过法国新闻部长、总统府国务部长、文化部长等要职。在这些领域，马尔罗都表现非凡。他用自己的实际作为，阐述着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那就是，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预先知道自己注定要死去的动物，人必须依靠不断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价值。而在文学领域，马尔罗以诗人特有的敏锐触角和真挚情感，通过小说创作呈现着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风云际会，反复而深刻地表达着他的生死观和“行动”之于人的意义。

1933年，《人的命运》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大奖——龚古尔奖。它被公认为法国近代小说的杰作之一。在写作这部以中国革命为背景的作品之前，作家曾查阅大量资料，对1927年上海工人起义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段历史，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他把珍贵的政治同情，倾注在中国工人和革命者一侧，对于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行为则表明了反对态度。

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尤其以政治斗争为主题的小说，关注其中的政治色彩是理所当然的，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那些政治以外的更加宏大而永恒的东西。作家马尔罗在这部小说里，还进行了死亡是人类摆脱不掉的命运、人总得死去这样的哲学沉思，由此他提出如何活和如何死、为什么活和为什么死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态度，将决定一个人在时代里的位置、历史中的价值及其生命历程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上，20世纪20年代那场曾经席卷中华大地的火热斗争，及其积极参与者的生命年华，也就有了更发人深省的亮点和更长久的价值。

小说以时间为序。节选部分是第六章中标题为“下午六点”的一段情节，这是工人起义失败、革命者纷纷被捕入狱后发生的故事。小说中的几个关键人物京、卡托夫等共产主义战士，即将遭到杀害。作家为读者推开阴森恐怖的牢狱之门，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当死神在头顶盘旋的时刻，人对保护自己生命的束手无策与无能为力。而同时由于内心怀有理想信仰与精神追求，在死亡面前，人又可以表现得如此慷慨无畏、从容不迫。

节选部分中，作家生动而逼真地刻画了革命者们，但首先是一个人，在面临死亡时的种种反应与行为。胆怯和恐惧都是正常的，眼看着死亡逼近，即将强行夺走自己的生命，这种感受实在可怕。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国民党采用一种惨绝人寰的杀戮方式——把革命者扔进机车炉膛里，活活烧死。于是，京与卡托夫准备吞食氰化物自杀。此时，剧毒的氰化物不再是魔鬼的亲吻，而是天使的微笑，它可以保护亲近它的人，得到自己结束生命的权利。最终，京自杀成仁，而卡托夫由于看见两个年轻的战友不堪忍受死亡恐怖的煎熬，就把这比生命还宝贵的氰化物赠给了他们，自己承担起要被烈火焚身的痛苦。卡托夫是伟大高尚的，他放弃氰化物的一刻，就是放弃主宰自己命运的一刻。他把清醒地奔赴狰狞地狱的命运留给了自己，而把平静安详地结束生命的命运送给了别人。在这里，作家塑造出一个真正强大的人，一个跨越了生死两极、能够笑傲生死的英雄。

“死亡是被动的，自杀才算得上自己的行动。”显然，作家认为自杀是人维护自己生命尊严的最后权利。小说中另一位革命者陈在暗杀蒋介石失败以后，也是选择了开枪自杀的方式，以免遭身体的伤痛与敌人的凌辱。自己的生命，由自己来选择方式结束，就像活着的时候，由自己决定用什么方式存在，这些都是人的权利，不应该被剥夺。同样的道理，抛开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目的与革命立场，人们参加反抗剥削者的战斗，也是对自己生与死的权利的捍卫。生而又死，本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既然是共同的命运，则应该在生死面前人人平等。可是老百姓、穷苦的人和所有被压迫者，却活得艰辛，死得可怜。他们面对着饿死、病死、遭杀戮而死的命运，无法享尽天年，而这个不公平的命运正是剥削阶级和政客奸商们强加给他们的。因此，为给穷苦人取得生和死的权利而战的共产主义是正义的，为他们拿回自我掌控的命运而发动的革命是正义的。京在回答敌人的诱降时曾经说过，他坚持共产主义，是因为共产主义能够为人带来尊严。尊严之于人，和生与死之于人的重大意义相同，两者都成就了人类生命的价值。

作家以哲学之思，看到死亡是人类的命运，他认为需要通过“行动”来延宕并填充终点前的路途。其实选择什么活法，就等于选择什么死法，因为活是死的前奏，是为了死而做着的准备。而活法即行动；有着相同结局的人，因为各自“行动”内容的不同，所以尽管终将同归，但却必定殊途，甚至对立，各自站在不同阵营而展开较量。京、卡托夫等人选择了共产主义的活法，选择了解救苦难大众作为自己的行动，他们为了这些而死，死得其所。在节选部分中，京觉得他是要“为这个时代最有意义和最有希望的东西而斗争，为赋予生命以某种意义而去牺牲”。当他看到有三个战友先后被带出牢房杀害，他的心中激荡起澎湃的情感，他认为男子汉有魄力的心，应该是为了一种精神而死的人的庇护所。为了这样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他和无数的男子汉们不惜献出性命去捍卫。这里，作家不仅仅是在颂扬他们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也是在普遍意义上讴歌人类中的这些优秀男儿，以理想和信仰勇蹈死地的无畏与勇敢。

和他们相比，有的人物却只是浑浑噩噩地活，浑浑噩噩地死，企望寿终正寝，小心翼翼地看管着自己的生命，拒绝为了他者利益而贡献自身。他们有的选择了虚拟空想，如吉索尔，通过鸦片来脱离死亡的阴影，获得片刻迟钝的快感和无思的宁静；有的选择了癫狂放荡，远离一切责任，如柯拉毕克，陷于金钱、谎言和赌博之中无力自拔；有的选择了强权意志和征服欲望，如费拉尔，需要用别人的眼睛看到自己，用别人的感官感觉到自己。这些人，活得虚妄糊涂，也终将死得虚妄糊涂。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就是如此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整部小说采用朴素的新闻体写作，作家通过明确的时间标识，如“下午六点”、“凌晨三点”等等，来交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在具体事件的叙述过程中，作家逐一描写在同一时刻的不同地点、不同的革命者所实施的不同行动。这种同时异地的讲述方式，展现出总揽全局的宏观视角，同时方便表现激烈而急促的斗争局势，刻不容缓，扣人心弦。小说节奏紧张，气氛凝重。对于两方对峙、枪林弹雨的战斗场面的描写，有声有色，真切可视，极富画面感。

尽管小说叙述和描写的是发生在中国上海的事件，但由于马尔罗主要仍是凭想象进行创作，其中的中国特征或中国风味并不浓郁和典型。革命的几个主要领导者都是外国人，战士中中国人的出场比例也很少，除了陈以外，其他角色的分量都比较弱。这样就给读者一种感觉，似乎这场由中国人发起的、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关乎中国民众命运的革命，却游离在中国人的行动和参与之外。显然，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另外，小说中的人物包括中国人，说话方式普遍西化，表现出作家创作上的主观意味。这恐怕也是一位外国作家描写中国故事时无法逾越的局限。

(孙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