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这颗飘零的心叶上，我还可以搜查出残失了的诗句：
胡马跨东边，
血染浑河畔，
不见将军刀，
但看武士剑，
死者何家儿？
关东三千万！
三千万，宁死长剑下，
毋求苟生胡马牵！
……
五年了，当我写这首诗的时候，我曾饱受过善忍的朋友们的嘲笑，然而，大的灾星陷落了我的故乡之后，不因为那些善忍的朋友们的嘲笑，而停止它滚滚北进。那时，他们虽然已经收敛了嘲笑，改为“正义的期待”，改为痛心疾首，然而武士的长剑，依然在三千万人中残暴地抡挥着，血溅了无边的原野。
正义已被残暴无情的利剑戳破了！而且那只长剑已迫到那些善忍的朋友们的胸前，于是他们阖上眼睛喊道：
“死呵，死呵！再不能幸免了吗？”
终于幸免了。直到三年以后，我让魔鬼扯进地狱里去的时候，他们还在耐心地忍着鞭打，忍着辱骂，活着……
我被锁在不见天日的地狱里，我和一切隔绝了：看不见那些善忍的朋友们，忍着鞭打，忍着耻辱的生活，也许，他们更加称心地嘲笑我：
“盲动的蠢驴呵！”
我真真是个蠢驴吗？如果，我在那里所遭受的痛楚，让他们略知一二时，那更加证明他们“善忍”的聪明吧？也许他们早认为我做了地狱里的小鬼，那末，不是更给他们的“善忍”涂上一层胜利的颜色吗？
然而，我是活着，我在那里一样地忍着鞭打，忍着辱骂活着……我的心情是和他们完全相反的。
朋友们呵！你们梦想得到：我有那末一天，挣断了已经生锈的镣铐吗？你们梦想得到：我这个蠢驴复活了吗？
当我逃到祖国之后，我曾写信报告他们关于我逃亡的经过，同时，我探问他们目前的生活怎么样。其中有一个朋友这样回答我：
“我还是忍耐着，忍耐着，直到不可能的时候，我就逃到祖国去呀！你先告诉我，什么地方好住，北平呢？还是上海？”
我没有回信给他，我不是生气他，是因为我没法答复他“什么地方好住”这一问题，北平呢？上海呢？抑或是汉口，广州呢？连我也不知道呵。
我很愿意替一个朋友找一块生活安定的地方，我更愿意替全人类以及自己找一块生活安定的地方，我问了许多“时事的向导”，他的回答都是：
“全世界的人类正为‘安定’溅着血花，全世界的人类为争夺‘安定’而疯狂了！”
朋友们！听着没有？从旁嘲笑，和正义的期待，已经给过你们重重一锤，忍耐，也证明了不是你们“求生之道”。最后，要逃到祖国来找一块好住的地方呢，“时事的向导”说是：此路不通的！
还是继续忍耐下去吧，将屈服变为反抗，反抗！直到不可能的时候，再投奔祖国来，我们紧紧地握着手，还是继续着反抗！反抗！
五年了！我的诗，不单是字句上成为残失，就是意义上也成为残失了，但是谁曾想到五年后的今天，胡马的铁蹄竟踏进了祖国的腹地？武士磨剑于我们祖国的海岸，长江，黄河边？
五年了！
在我这颗飘零的心叶上，我还可以搜寻出残失了的什么？
——五年前的故乡，
今日的祖国。
现在我依然愚蠢的喊着：
四万万人宁死长剑下，
毋求苟生胡马牵！
(1936年《中流》第1卷第2期)
赏析这是罗烽为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写的一篇随笔。五年前作者的诗句曾描绘了这场民族惨剧。日本军国主义者铁蹄践踏东三省，血染了作者的家乡浑河畔。更可悲的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听任日本军国主义者挥剑屠杀东北同胞。五年后回顾往事感慨殊多。但作者集中抨击的是民族性格中“善忍”的劣根性。
在强暴的侵略面前，有两种忍。一种是不反抗、不斗争，固守温文尔雅之风。至多是“痛心疾首”和“正义的期待”，相信古人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忍受，屈从，被动挨打，被动接受屠杀，或合上眼求饶。对于敢于抗争的人，他们竟视为“盲动的蠢驴”，如果实在忍不住了，就设法逃避，想找个生活安定好住的地方。这种“忍”中，包含了十足的卑怯哲学。事实上换回的是灾星降落、血溅原野。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忍：如作者那样，面对侵略者的凶残杀戮，忍悲忍痛，但不幻想，不等待，只坚信“不自由，毋宁死”，在苦难中跋涉，在血泊中斗争。1934年6月作者身陷囹圄时，能大义凛然，保持节操(绝不像出卖罗烽的叛徒那样一身软骨头)。斗争者并非不要安定的生活，但是形势的发展是：“全世界的人类正为‘安定’溅着血花，全世界的人类为争夺‘安定’而疯狂了！”这就是说，安定靠斗争赢得，而不是靠跪着求来。不斗争而幻想“安定”，只有投降、忍受宰割。作者所揭示的两种忍，一种是懦弱者的忍，换回的是死亡和更多的不自由；一种是斗争者的忍，换回的是最后的自由，真正的安定，当然可能有牺牲，但是“宁死长剑下，毋求苟生胡马牵！”
作者对“忍”的分析解剖，注重批评卑怯软弱的民族心理，他还称善忍者为“朋友”(这里并不包括一些民族败类)，对他们大声呼喊，为的是令其惊醒，并不把他们视为敌人。但话说得很重，字里行间充溢着失去故土的东北作家的民族危机意识，以及无比的悲愤和激昂，激荡着作者一腔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