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

又名《五经义疏》。儒家经典注释本。一百八十卷。唐孔颖达等人撰。于唐永徽四年(651年)颁行。(撰者事迹参见“《周易正义》”条)
儒学经汉、魏晋南北朝至唐，经籍历代传抄，文字多有讹谬，注讲多门，章句繁杂。贞观六年(627年),唐太宗诏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定义疏，号《五经义赞》,又改为《五经正义》。因马嘉运提出异议，有诏更令裁定，没正式颁行，至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诏重新考定，才于永徽四年始布天下。前后近三十年，参与者达五十余人。标题之所以署孔颖达一人之名，是因其年长名重位尊，故总领其书。可见《五经正义》之颁布，是出于维护儒学正统地位和统一经学分歧之需要，自唐至宋，科举取士、儒经义理皆据此书。
《五经正义》共一百八十卷，包括《周易正义》十四卷、《尚书正义》二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五经正义》各经所取注疏，孔颖达等人都进行了详细的审核，取前贤较为权威的版本。《易》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伪孔安国传； 《诗》用毛传、郑玄笺； 《礼记》用郑玄注； 《左传》用杜预注。《正义》先释经，后释注，用大写的疏字以为标帜。其说博采六朝以来义疏申说经注，是对中古经学的一次系统总结。由于受唐代儒、释、道三教合一及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影响，孔颖达等人在撰定此书时有一定特色。根据南学约简，以玄学治经和北学深芜，引用谶纬的特点，《五经正义》中各经表现出融和南北朝经学家的各种见解，形成了唐代的义疏派。所谓“正义”乃是对经书原有注疏重新进行疏证，使其论归一定，不再产生歧义。下面具体谈谈五经的各自疏证情况。
《周易正义》是孔颖达等人诠释王弼《周易注》的著作。共十卷。南北朝时，王弼《周易注》与郑玄《周易注》并为世之显学，王注显于南朝，郑注显于北朝。孔颖达撰《周易正义》舍郑注而采王注，在于唐初学风虽兼南北，而老、庄、《周易》则以南学为宗。《序》称南朝王注有《义疏》十余家，或“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或“义涉于释氏”、“背本”、“违注”。《正义》便是就南朝十余家《义疏》整理删定写成。“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王弼)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序》)。由于此疏是对南朝义理思辨学风的继承和总结，故不同于《五经正义》中的其它义疏重在援引典籍、考据源委。
《尚书正义》二十卷共五十八篇。孔颖达等人为之作疏的《尚书》,经后人考证，是一部伪书。但因《尚书正义》借政府之力预以颁行，作为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后又被收入《十三经注疏》,流传一千余年，对后代影响颇大，仍值得重视。
《毛诗正义》是孔颖达等奉敕为《毛诗郑笺》所作的疏。共四十卷，又称《毛诗注疏》,注指毛诗郑玄的笺，疏即正义。“正义”用大写的“疏”字标识。郑玄作《毛诗笺》,以后又有各家注疏，异说纷陈，莫衷一是。孔颖达等奉敕统一诗注，孔氏以隋刘焯、刘炫二本为基础，“削其所烦，增其所简”(《毛诗正义》序),采诸家之善，融汇归一，并详备刑名制度，题曰“正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可谓魏晋隋唐这一时期的诗学总结。
《礼记正义》即《礼记注疏》。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自郑玄为《礼记》单独作注以后，大行于世。魏晋六朝，南人为义疏者有贺循、沈重、皇侃等；北人为义疏者有徐道明、李宝鼎、熊安生等。入唐后唯皇、熊两家流传，熊疏多引外义，违背本经。皇疏详正，却多违郑义。孔颖达以皇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疏补正。翦其繁芜，摄其机要，取两家之长，除两家之弊，证据详悉，义理精审，与郑注堪称双绝。
《春秋左传正义》共三十六卷，是孔颖达疏释《左传》及杜预注的著作。《左传》注本甚多，颇有杂取《公羊》、《谷梁》二传解释《左传》者，是为“方凿圆枘”。惟杜预注取《左传》释《春秋》,堪称“子应乎母，以胶投漆”,使经传浑然一体。孔颖达以杜预《左传》注为底本，故旧署“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
《五经正义》的义疏，深受当时学风的影响，对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经正义》中最初的正义和所指定的注是分刊的。现能见到的《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日本覆印景钞正宗寺本《左传正义》及《嘉业堂丛书》里的各种经疏单疏本，还保留着它们原来的面目。至宋，才把正义和旧注合于一起印行。《五经正义》构成了《十三经注疏》的组成部分(参见该条版本),并收入《四库全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