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誓师

1926年9月17日上午，赴苏归来的冯玉祥被国民军各部将领公举为国民联军总司令①。9月16日晚8时才到达五原的冯玉祥将军不顾旅途劳顿，于9月17日中午12时，在五原举行了就职誓师受旗典礼仪式，接受了党旗，宣誓就职，并发表了就职宣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原誓师宣言，也是冯玉祥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的就职宣言。这就是“五原誓师”。
五原誓师宣言，是冯玉祥自我怀抱与献身革命的信心的宣言②。是冯玉祥代表革命军宣布的政纲，标志着冯玉祥正式参加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北伐大革命。标志着冯的戎马生涯开始了新的一页。
冯玉祥毅然作出“五原誓师”的壮举是与当时冯所处的境遇，赴苏考察，以及在冯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伯坚的努力推动分不开的。
1924年，冯玉祥看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此时民主革命运动的浪潮又不断高涨，他同情革命，同情人民，举行了北京政变，推翻贿选政府，又积极声援五卅运动。他的革命倾向，使得他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其他各派军阀发生矛盾。“五卅”运动后，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及直鲁各军联合围攻冯部，形成反赤大同盟。他们把同情革命的冯玉祥宣传为“赤化”人物，视国民军为“赤化”武装。尽管冯通令“对于赤化传播之说，尤须特别防范，切实禁止”,但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由于冯玉祥此时对革命无深刻的认识，更不知道动员人民的力量，因而在战争中极为孤立。正如当时苏联军事顾问所说的：帝国主义认为冯已不再是军阀，而人民却认为冯是军阀③。因此全局形势对冯极为不利。冯遂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想以此避免成为各路敌对势力攻击的目标。
冯在下野之前对国民军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冯决定将所部国民军，一部撤出北京、热河，集中于察东、晋北一带。其战略意图是对直奉联军暂取守势，坚守察东，对晋军取攻势，攻取雁门及其以北地区；另以一部进驻甘肃、绥远，作为后方根据地，保守实力，观望形势变化，待机而动④。
为分化吴、张，冯玉祥决定联合吴佩孚反对张作霖。由于段祺瑞同张作霖相结合，冯的联吴倒张策略同时也倒段。当段祺瑞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后，国民军的首脑们，积极进行驱赶段祺瑞，释放曹锟和“欢迎吴佩孚晋京‘主持大计’”的活动。并公开表示国民军可以再拥曹(锟)⑤。企图以此来达到保存军事实力的目的。第一，因冯下野回避矛盾，使部下与吴佩孚“修好”,另创联吴抗奉的局面，以保存国民军的实力。第二，使军阀联合攻击的矛盾焦点转移为吴和张的斗争，使他们二虎相争。
但直奉等军阀决心彻底消灭国民军，他们并不因冯的下野而停止进攻国民军⑥。吴佩孚起初曾摆出联合国民军讨伐张作霖的姿态，但是在英、 日帝国主义操纵下，又变为联奉反国民军，使冯的打算落空⑦。西北军为顾全地方，保全实力起见，遂于4月15日放弃北京，退守南口。撤退之神速，纪律之整齐，为中外人士称赞⑧。鹿钟麟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曾按照冯的意旨，把段祺瑞赶出北京，从狱中释放了曹锟。企图以此讨取吴佩孚的好感，但都无济于事。鹿又照冯的意图，迅速撤出北京，把首都交给吴、张两大军阀，想坐山观虎斗⑨。但是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军阀之间暂时妥协，冯的这一目的也落空了。
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由平地泉出发赴苏考察，随行人员有魏风楼、邓树屏、王登瀛等⑩。1925年10月，冯玉祥曾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去苏考察军事，努力争取苏联的进一步援助，代表团团长为熊斌。这次访问起到了为冯访苏开道的作用。
1926年3月23日，冯赴苏途中，与鲍罗廷、徐谦、顾孟余等在库伦研究讨论中国的前途。鲍罗廷对冯玉祥说：“您拥有中国最坚毅的军队， 口称救国，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假使您的救国政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国民党来助您；假使没有，就请您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共计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的希望！”当时冯说：“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更没有具体办法，耿耿此心，是仰慕中山先生的为人和主张的，只知道要革命。”(11)他经过了一夜的考虑，决定加入国民党。
冯玉祥一行于4月27日，离库伦北上，于1926年5月9日，抵莫斯科。前来车站欢迎的有苏联红军总参谋长普加切夫、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负责人朱尔尼柯夫、莫斯科卫戍司令雅可夫烈夫等。并有骑兵、步兵列队欢迎。在欢迎的队伍中，最引起冯注意的是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四五百名中国男女青年学生，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旗帜和大幅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人民军队的领袖——中国农民运动的捍卫者！”学生们狂热地高呼着“中国国民军万岁”的口号，使冯深受感动(12)。冯在车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很高兴，我在这儿，在俄国，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
冯玉祥在莫斯科拜会了许多重要的苏联领导人，他们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陆海军人民委员会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外交委员长契切林，还有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列宁夫人等⑬,当时斯大林在黑海养病，给冯写了一封信，说等他病愈后，再行约会。
5月10日，冯瞻仰列宁墓时郑重地宣布，他决定参加国民党，为国民革命而战。认为：苏联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上一切设施与制度，都是为平民着想”⑭。虽然还未完全平等，不分轩轾，但已经相当合理了。”而“工人的待遇却特别优越”⑮。
5月11日晚，冯在参加中山大学、东方大学两校学生的欢迎大会上致答词。他首先谴责了吴佩孚、张作霖甘做英、日帝国主义的工具，接着叙述了自己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权，驱逐溥仪出宫，支持郭松龄倒戈等义举，以及教育自己部属“应有保护人民之义务，甘愿做人民之工具。”随后，又讲到游苏观感，盛赞苏联的政治制度、兵士生活、工人生活等。最后说“总之，中国若不决行革命，改善贫民兵士待遇，国家民族，皆至危险”。冯的演讲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冯在苏期间，曾两次派代表赴广东与国民政府联系。第一次于6月中旬派了刘骥、李鸣钟两人。随后又致谭延闿、蒋介石一份密电，报告刘、李“两员全权”,由苏赴粤，主要任务是商定国民军与广东国民革命军合作的办法，并催促广东方面早日北伐。冯在亲笔信中表示：“毅然加入国民党，与诸同志联合战线，共同奋斗。李君鸣钟，刘君骥均有觉悟，亦于日前参加国民党矣。”⑯不久，冯又派徐谦到达广州。徐到广东后，向国民政府报告了冯玉祥已在莫斯科率全军加入国民党。刘骥和国民政府的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孙科等人，协商了冯部和广东国民政府今后的关系。1.冯玉祥统率所部的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2.国民政府对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刘骥把这一决定电达冯玉祥，电报托苏联顾问发到莫斯科去，过了几天，冯复电完全同意。
冯玉祥于7月21日到达列宁格勒，参观了六天。
7月23日夜，冯心情激动，难以成眠，拟定了一份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计划大纲》,共七项内容：
1.改善人民生活， “由国家辅助，每家最少有一万元财产……”
2.凡有百万元以上产业者，百万归其所有，其余则全移归国家或地方，办理教育事业。
3.富家如自愿将百万元以上之数呈缴国家或地方者，奖励之，其有逃匿国外或将款私存外国银行者，则处罚之。
4.各项外债则审察其用途归还之。
5.凡自愿取消不平等条约者，均视为友邦，并以最惠国待遇。
6.“铲除资本教育制度”。
7.新中国之建设须积极面向科学化机器化电器化(17)。
冯的《计划大纲》反映出他希望祖国富强，民族独立，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美好愿望。
冯参观完列宁格勒后，于7月26日返回莫斯科。当晚11时就接到了张之江、刘骥、唐悦良的来电，得知自己的部队同张作霖、吴佩孚等北洋军阀联军正鏖战于南口，阎锡山部晋军又在大同截断了国民军的后路。冯于是向苏联方面商请接济弹药问题。不久，冯又得知国民军已从南口撤退，冯玉祥焦急异常，当即与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商定立即返国。1926年8月17日，冯秘密离开莫斯科，随行有乌斯曼诺夫及共产党员刘伯坚等。9月上旬到达库仑。10日，从库仑出发。9月12日，遇王镇淮(冯部旅长)、宋式颜(军官学校学生)、黄中汉(宋哲元部参谋长),谈及南口西撤，部队凌乱，溃不成军，无械无弹，无衣无食，而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张自忠、张万庆等部均已接受阎锡山改编。王镇淮、宋式颜等感到大势已去，意志消沉。冯听后以言辞激励他们，鼓舞他们的信心，并邀他们一并返回。16日晚8时到达五原。当时的五原是一个人烟稀少，荒凉冷落的城镇。当天冯玉祥就和国民军的将领见了面，特别是和国民三军的孙岳、国民五军的方振武、国民六军的弓富魁及国民二军的邓宝珊等人员一一相见。这时各部武装力量，除原驻甘肃的之外，尚不满五万人。驻在五原的队伍仅有张凌云、弓富魁、徐永昌、方振武，冯治安等部。刘汝明、孙连仲两部在保卫南口时，伤亡惨重，国民一军的精锐部队基本上为韩复榘、石友三带走。方振武所率领的国民五军还较完整地保存了实力。此时，韩复榘、石友三等将领率部队西撤，给养困难，乃投靠了晋军，暂归商震节制，韩部驻归化，石部驻包头。冯玉祥抵五原后，国民军各部闻讯纷纷向五原集中，韩复榘、石友三等部也相继归来。
此时，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在两湖战场上节节胜利。9月上旬，北伐军已攻占汉口、汉阳，开始围攻武昌。为了和南方国民革命军相呼应，加上苏联已答应支援冯部四十万军队的军事装备(18),所以，冯到五原后，遂同国民军各部将领在这里共同组织国民军联军，推冯为总司令。当即发表宣言，并于次日举行誓师典礼。宣言如下：
玉祥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惟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短识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的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中山先生说的好，行易知难。我既然已经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地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以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自已，遂赶快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不是东山再起。现在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特掬诚以告国人。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 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庚子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极强烈的刺激，愤政府失败，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的影响，也形成推倒满清的志愿。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诸同人，同王金铭、施从沄、白稚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及诸烈士即时成仁就义。我和张、韩、张、李均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力经营，以成陆军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民六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疾到廊房，先马厂誓师而起兵，后进攻北京，击溃辫兵。民七南北军战于长岳，第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牵制南下之军。民国十三年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横暴，用武力统一政策，以乱川扰粤。而直、鲁、豫、鄂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惨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用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的局面。当时段祺瑞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当临时政府，以便作解放民族的事业。不料他出来以后，仍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郎案，使国家受莫大的损失，国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的压迫。弄到后来，演成三一八的毒杀案子，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政府成了杀人的政府，岂有再拥护他的余地，所以又有倒段之举。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的路线上而作的。他人不知，乃斥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写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先生真有点革命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儿子孙科做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的不对，就得要革命。无论他是亲戚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族利益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吴佩孚张口闭嘴所提的纲常名教尽可由学究们放在故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20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作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点，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以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点两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做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所作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缘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一个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了。不意当时有人说我是赤化了。现在看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的条约压迫中国，致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取消不平等的条约，以平等待我民族，自是引起我国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隶待我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的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是荒唐之语！我向来是痛恨卖国贼与外国人结密约的，岂有躬自蹈之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等条约自动取消了，哪里有再结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理！况且我个人的人格所在，绝不肯做这种鬼祟的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会久瞒于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若说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的。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情都做不出来。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一个结密约的人，无论如何做不出这种事来。他又明白离赤化离的很远，够不上戴赤帽子。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骗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以泄他自己的私忿。大家不知道，随声附和，实在是上了他的大当！吴佩孚先是号召所谓讨贼战争，后来忽一变而为反对国民军的战争。国民军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让步。谁知你越让他越攻。军阀何以如此呢？军阀本身实无力量，乃是帝国主义在背后主持。因此我们知道要想战胜军阀，必须要先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民及一切受苦受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于是在中国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海关，强制中国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使中国国库少收入，整理财政无从着手。而最大的害处，是阻碍工商业之发展，致中国经济之死命。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其价值在三万万两银子之谱。赔款及外债，本息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达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矿山轮船、多种工厂，各地银行纸币所吸去的大批现金更是无算。又因关税不自主，不能保护国货发展，致使洋货遍中国，吸去的银钱又不可胜计。如此，中国只得贫穷，而且穷到死的地步！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的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交民巷的使团，是何等的强横！稍微明白中国的政府，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政，动辄加以干涉。如上年大沽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唆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力。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士兵及一切民众，穷的穷死，其原因都在于此。痛苦的来源，已经求出来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之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生命危险，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为解除。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用集合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谨此宣言(19)。
誓师后，即组织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以鹿钟麟为总参谋长(后易石敬亭),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廷瑗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刘伯坚为政治部长，担任全军党务、政治、宣传、组织、训练等工作，又聘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在各级部队中均增加政治工作，派党政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又与于右任等着手组织特别党部。于1926年9月27日开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成立最高特别党部，由刘伯坚报告党的主张与大会的意义；冯玉祥报告国民军及国内外形势。选出方振武、刘伯坚、任右民、赵守珏、王一飞、张绍丰、续培模、张允荣、武勉之、弓富魁、石敬亭等十一人为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刘骥、史宗法等五人为监察委员；卢召亭、张树声、孙金宜、何其巩、白龙亭、张海如、李宝铨等七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刘廷森、刘仁辅、李鸣钟等三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并发布军队所到之处，必须帮助发展地方党务和民众团体的电令，原电如下：
国民革命之意义，必须唤醒民众，使之均有组织，联合进行，共谋福利。兹有下列数事，应即努力办理：(一)军队须与民众结合。举凡保民、爱民、帮助民众等工作，务须切实力行，使军队成为民众之武力，则民众与军队，自成一体，种种工作，悉易进行。凡我同志，须先从此处着手猛进，不可或忽。(二)军中党务训练，政治工作，俱属主要。所有各级党部，须速组织成立，以便指导规划。(三)地方党务，务须尽力发展。各军所到达地方，务即帮助各地党员迅速组织县党部，在物质上，精神上，均需尽力帮助，如给以印刷物品，办党经费及派人指导等等。(四)农民大率散居，漫无组织，致其知识日益落后，其力量无从集中；应速设法组织农民协会，施以主义之训练， 自可增加我革命武力之后盾。(五)木工、铁工、泥瓦工，各种穷苦同胞之工会，须由驻在军队各长官，分别帮助成立，并津贴以经费，以资团结。(六)工人工资太低者，务须努力设法增高，必须按当地生活情形，以能赡养四口人之费用为准。务照本部公布之临时劳动法，督促其实行。以上六项为刻不容缓之事。务请同志转饬各部一致努力办理，千万是盼。
由于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宣侠文、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人在国民联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加上苏联的帮助，国民军改变了愚兵政策，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部队规模和战斗力显著增强，成为西北军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总司令部商讨战略方针。曾有两种意见，一是回师攻南口，由南口攻北京；一是攻入陕西，然后出潼关。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冯玉祥部国民军配合北伐的战略意图是：冯“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线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以准备将来与北伐军夹攻奉军。”这一战略意图，经李大钊派人联系，为冯所采纳。确定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
此时，国民二军李虎臣和国民三军杨虎城部，自1926年2月起，被吴佩孚支持的刘镇华的镇嵩军十万余众围困在西安达八个月之久，处境十分困难。不断电五原求援，冯玉祥决定取道甘肃，先援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分兵七路援陕。
由于甘肃成了西北军巩固的后方，因此才得以支援西安和顺利进军河南。吴佩孚不甘心冯占有甘肃的地盘，支持西北军阀张兆钾、孔繁锦和吴新田等举兵阻击驻甘的“国民军”,企图抄冯的后路。刘郁芬、蒋鸿遇、孙良诚、张维玺等奋力抗击，一举歼灭了张、孔、吴等部，并缴获大量战利品及孔、张军所储藏的粮食与现金，解决了部分军需。这样一来，不仅后顾无忧，而且打通了东进的大路。
七路援陕大军的前锋孙良诚师，于1926年9月底抵达咸阳。刘镇华军弃城逃走，孙下令渡渭河，遂打败小股敌军，进军到达未央宫的猴儿寨。孙军仅一万余人，孤军深入，刘军有十万之众，刘镇华以数千之众抄袭孙军后路，包围了孙军所在地猴儿寨，孙军奋斗作战，打退了敌人的包围。但适逢阴雨连绵，孙军官兵以水泡生玉米充饥，生活十分艰苦，后冯玉祥派的后援部队赶到，经一昼夜激战，敌方因后路被袭，全线动摇，分别向潼关、同州、武关等处溃退。
11月27日早晨4时，西安之围被解，孙良诚告捷，冯军乘胜追击。
西安保卫战吸引了十万镇嵩军，分散了吴佩孚的兵力，在战略上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这一胜利是五原誓师后冯部的第一仗，使冯部国民军士气大振，扭转了南口战败后的被动局面，在甘陕两省站稳了脚跟。
1926年11月24日上午9时，冯玉祥离开五原向陕西进发。抵达宁夏后，接到刘郁芬转来孙良诚的告捷电。冯认为这一胜利“好比下棋，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办法”。并将这一喜讯，马上分别电告中央及各路军。冯在宁夏着手训练新成立的部队。1月22日晨向平凉出发，24日抵平凉。1927年1月中旬，冯同刘伯坚及乌斯曼诺夫顾问等离开平凉，于1月26日抵达西安。
这期间，冯玉祥在战斗中收编了不少队伍，“全军兵力已近二十万人”。
冯于1927年1月制定了国民军管辖区域，军政时期临时政治大纲，共计十二条。规定：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拥有党政军各方面的最高权力。27日，亲书《誓师碑文》,拓发西北各县，一律石刻字于各要道口，碑文称：“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我们誓为人民建设极廉洁的政府。……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军队是人民的武力。”碑文中还提到要为人民兴水利、修路、植树、办教育及做种种有益的事。表达了此时冯的政治抱负。
五原誓师，在中国大西北举起了武装讨逆的火炬，对于从广东开始的北伐战争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与配合。冯玉祥毅然作出此举，是同赴苏考察以及在冯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伯坚等同志努力推动分不开的。但是冯玉祥并没有把五原誓师通电中的精神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