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佛乐艺术

佛曲是佛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歌咏的曲调，起源于印度。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的印度高僧鸠摩罗什(约350—约409)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赞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在印度巡礼考察二十余年的唐代高僧义净(635—713)更是备述天竺礼佛赞咏之事，说“西国礼教，盛传赞叹”。佛教中崇奉的乐神——般遮于旬，乃以其琴歌颂佛德。
一般认为，中国汉地佛曲的发展，是由梵呗开始的。竺法兰、康僧会是南北两地创用梵呗的高僧。用汉语来演唱佛曲，似首创于曹操之子曹植(192—232),这就是“渔山制梵”的故事。传说曹植有一次游鱼山(山东省东阿县内),忽然听到空中有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曹植独自听了很久。他后来就摹写其音阶，写出了梵呗。这些梵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就是说：到南北朝时，仍流传三千多首佛曲，留下四十二首曲谱。当然，这种说法的可靠程度值得研究。接下来，对佛曲贡献最大的就是鸠摩罗什了。鸠摩罗什自幼聪颖超人，十二三岁时即登座说法，名闻西域各国。每至他讲经时，诸王长跪于高座之侧，请他踏国王之膝以登高座。他“改梵为秦”创作了十首佛赞作品。这种“龟兹乐”,自吕光灭龟兹(382)后，大量传入汉地。佛曲是龟兹乐的一部分，自然也同时传入汉地寺院。《隋书·音乐志》所载的《于阗佛曲》,是我国正史记录的第一支佛曲。而于阗佛曲的前身，就是龟兹乐。龟兹乐以琵琶为主要乐器。到了南朝梁武帝肖衍(464—549)。他以帝王的身份，又有着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深修养和对佛教的狂热崇拜，终于完成了佛曲华化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位杰出的佛曲作曲家。《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梁武帝时，还数次举办“无遮大会”。意思是无贤圣道俗之分、上下贵贱之遮，众生平等，广行财施。梁武帝本人也穿上法服，主持大会，大行施舍。大会上要宣讲佛经、大唱佛曲，赞叹佛法。“使听者神开，因声以从回向”,利用佛教大会的庄严气氛和佛教音乐的哀婉曲调感化众生。还有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的“盂兰盆会” 也始于梁武帝。这是根据《佛说盂兰盆经》而举行的超度历代祖先的佛事。宋代以后，更扩大为超度一切孤魂野鬼了。伴随大会，也要大唱佛曲。
在北朝，盛大的行像活动和六斋日，也要大唱佛曲。“六斋日”即每月的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三十这六天，在家信徒要念经吃斋。据说这六天是佛教四大天王下凡人间，察访人们善恶的日子。那时，在家信徒往往组成“邑社”(拜佛团体),请高僧作“邑师”,辅导佛事活动和念经拜佛。由“维那”纠查，看信徒是否守戒。在家信徒也要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妄言、不乱淫、不饮酒、不偷盗。《洛阳伽蓝记》记述洛阳城景乐寺说：“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种枣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士女观者，目乱睛迷。”
“行像”是在佛诞生日(四月初八)举行的盛大佛事活动。佛涅槃后，信徒以未睹真容为憾，所以在佛诞日立佛降生相或太子巡城相，载以车辇，周行城市内外，受人瞻拜，表达虔诚景慕之意。这就是行像之意。法显西行时，曾在于阗国见到行像之仪。南北朝时，我国南北皆有行像活动。至迟在刘宋时，成都已有行像，邵硕曾在人群中匍匐作狮子形。北魏国都洛阳的行像规模，可从《洛阳伽蓝记》窥见一斑。行像之前，京师各寺佛像一千多尊，集合于景明寺。四月八日，千余像依次进入宣阳门(南城门),向皇宫前进。在阊阖宫前，皇帝散花致敬。“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而长秋寺以一头六牙白象托释迦像，像出之时，“吞刀吐火，腾骧一面，缘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族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睹。迭相践跃，常有死人”。崇圣寺大像，高三丈八尺，“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辉赫，独绝世表。妙伎杂乐，亚于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上述六斋日与佛诞日的佛事，已不限于信徒之供奉而变成了社会上的节日。娱乐的内容也不限于佛曲而是扩大到舞蹈、杂技、幻术等等方面。演奏的人更是不限于僧人，而多是专业的伎人了。然而，南北朝时，确实有了一批以“宣唱为业”的僧人音乐家。慧皎在《高僧传》中还概括了宣唱僧应具备的四个条件，即声音宏亮、善于辩言、有文学才能和广博的知识。他说：“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警心，声之为用也；辞吐后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溢，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史书，博之为用也。” 唱导僧亦讲亦唱，讲经时需视对象之不同，善于应变，所以要求很严。他们往往“出语成章”、“辩口适时，应变无尽”,“指事适时，言不孤发”。
隋唐时代，佛教音乐更加发展。陈旸《乐书》卷一五九叙述唐代乐府中有佛曲二十多种，如《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释迦牟尼佛曲》、《阿弥陀佛曲》、《观音佛曲》、《烧香佛曲》、《观法会佛曲》等等。在南卓的《羯鼓录》中也收有“诸佛调曲”十首，如《卢舍那仙曲》、《四天王》、《阿弥陀大师曲》、《菩萨阿罗地舞曲》等等。但是，唐代的“佛曲”已经融会了不少民间音乐成分，致使唐初的律学大师道宣(596—667)发出了“声呗相涉，雅正全乖”的感叹。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也说明唐代的佛曲更加大众化与通俗化了。韩愈《华山女》诗中的“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正是历史的写照。从宫廷深院到市井街头，许许多多善乐能歌的佛教唱导师，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规模渗入唐人的生活之中。唐代的众多寺院，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百姓们的娱乐场所。事实上，许多寺院都开“俗讲”。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长安的俗讲多集于慈恩寺、青龙寺、荐福寺、安国寺、永寿寺、保唐寺及咸宜寺。就连贵为公主的万寿公主也常往慈恩寺听讲。许多唐诗反映了寺院开讲的盛况。姚合《赠常州院僧》诗云：“古磬声难尽，秋灯色更鲜。仍闻开讲日，湖上少渔船。”韩偓《荐福寺讲筵偶见又别》有“两情含眷恋”句，更说明了俗讲的娱乐功能。寺院不但设俗讲，有的寺院还有“寺院舞队”。白居易的《拓枝妓》诗，就是为寺院演习舞蹈之需。
唐代的“盂兰盆会”更为隆重。皇帝往往派人送“盂兰盆”到各大寺院，并有音乐仪仗及送盆官员随行。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在宫中内道场举行盂兰盆会，设唐高祖以下七圣位。建巨幡，各以帝名缀幡上，自太庙迎入内道场，铙吹歌舞，旌幢触天，百官于光顺门外导从迎拜。唐懿宗时，于佛诞日在宫中“结彩为寺”,表演“四方菩萨蛮舞”,这是个大型女子群舞。唐懿宗还于咸通十四年(873)大搞迎佛骨法事。他下令在长安城及郊区路旁“垒土为香刹”,饰之金翠，约有万数。豪门贵族更广设“无遮大会，结彩为楼台殿阁，竟聚僧徒，广设僧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呵唱于其间，恣意嬉戏。又结锦绣为小车，载歌舞伎。……”佛骨至长安时，以禁军兵仗为导引，公私音乐，惊天动地，仪仗行列绵亘数十里。
唐代也是佛教音乐家辈出的时代。慧常以梵呗为功，尤能却啭，弄声飞扬，长引滔滔。道英则喉嗓伟壮，词气雄远，门窗为之震动。昙宝于静夜礼赞，声响飞冲三十里，四远闻声，无不惊仰。特别是少康参用郑卫之声以述偈赞，定慧以梵文四十七个字母作佛曲《悉昙颂》,都走向了普及化的道路。至于文溆和尚，更是大名鼎鼎。他不但唱起来“其声婉畅，感动里人”,就是讲起经书，也是非常通俗易懂，引人入胜。所以，“愚夫治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音调，以为歌曲”。可见艺术的巨大魅力。至于正统的佛教音乐家可以净土宗祖师善导(613—681)为代表。他著有《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依观经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赞》、《往生礼赞偈》等佛教歌赞。另一位正统派的佛教音乐家是净土宗的法照(?—821),他依《无量寿经》创五会念佛，著有《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等，他及善导的“赞辞”大都是五言或七言句，赞后有袝字和声，多用三字，间或有五字者。法会的道场有“赞头”(领唱)和“赞众”(和声者)。他分念佛音调、节奏为五番，与唐代大曲之曲式、节奏相合。日本僧圆仁(794—864)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叙述了他在山东省文登县赤山法华院所见到的“讲经仪式”,时为开成四年(839)十月。今简述如下：辰时，打钟，预告将要讲经。不久，打第二次钟，开始集合，大众上堂。第三次打钟，讲师上堂，登上高座，大众同声称叹佛名，音调是新罗风格，不像唐音。声音刚落，下座一僧人唱梵呗，云：“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大众同唱《戒香》、《定香》、《解脱香》等梵呗。讲师才开始唱经题目，解释题目。
宋代流传下来的佛教歌辞，如宗镜《销释真空科仪》,普明《香山宝卷》等，皆七言句歌辞，其中尚未有曲调。至元代刘居士撰《印山偈》、《观音偈》、《菩提偈》,其中有“侧吟”、“平吟”、“自来吟”,都是七言四句或八句偈，中间加“临江仙”曲调。自从元代南北曲盛行以后，佛教歌赞也大加采用。明成祖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1417—1420)所编《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就是采用南北曲各种曲调填写的，其中前半部分是散曲，后半部分是套曲。
宋元时，佛教节日仍极隆重、盛大。自然有音乐、舞蹈、戏曲、杂技参加助兴。据《析津志》可知元大都逢四月初八佛诞日、十二月八日佛成道日都有庆祝活动。佛诞日的“行像”发展成“游皇城”,教坊乐人、社直、鼓板、大乐、北乐、清乐齐奏，簇拥着大佛像和皇帝金牌游行。同时，用“婶子车”载宝玩珍奇、希罕番国之物及百禽异兽从游，相互夸耀。宫中则由帝师主持浴佛法会。腊八、除夕，都有佛事。除夕由西蕃咒师念咒，动梵乐，供羊、马、牛、酒以“驱邪”。清代北京雍和宫的“打鬼”,名曰“布卓克”,由八十余人戴假面跳四、五小时，述说一个曲折离奇但很完整的故事，是一部蒙藏式舞剧。
佛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今天各地寺院的佛教音乐中，犹存遗风。四川省峨嵋山瑜伽焰口的《香赞》,陕西省榆林千佛寺的《掛金销》、山西省五台山的《香谮》曲调，还多多少少保留着唐代《戒定真香》的音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