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丰坊的《书诀》

丰坊，初名坊，更名道生，字存礼，又字人翁，号南禺外史，浙江鄞人。嘉靖进士，出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寻谪通州同知，免归。坊博学能文，兼通书法，尤擅草书，詹景凤说： “道生书学极博，五体并能，诸家自魏、晋以及国朝，靡不兼通，规矩尽从手出，盖工于执笔者也，以故其书大有腕力，特神韵稍不足。”(《詹氏小辨》)作有《书诀》 一篇。
丰坊所谓的书诀其实是总结了前人书论而归纳出来的两段话，即十六字的笔诀： “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和十九字的论书势：“如屋漏痕，如壁坼，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如折钗股。”这些论书的术语虽已屡为前人道及，然丰坊的发挥不无独到的见解。如“笔诀”对“悬腕”的解释曰：“大字运上腕，小字运下腕，不使肉衬于纸，则运笔如飞。”他又释上腕、下腕云： “伯高、鲁公皆言大字运上腕，谓径尺以上也；小字运下腕，谓径寸以内也。”并根据字体的大小列举了前代著名的书法作品来说明大小腕：“若字三寸至五寸，可以端坐而书，亦必运肩及肘之力，使手离纸尺许，所谓上腕也。”“运自肘至掌之力，亦必手离纸三二分，所谓下腕也。”无论是用上腕还是下腕，丰坊意在强调悬腕作书的灵活自如，由此他提出了“筋生于腕”的理论，以为“腕能悬则筋脉相连而有势，指能实则骨体坚定而不弱”。字体的筋和骨就象人体的筋和骨，筋主转动灵活，骨主支撑形体。因而要使字体灵动活泼，富有生气，就得依靠腕的运动，所以丰坊认为“筋生于腕”。前人虽然也论及书法的运腕问题，如黄庭坚说： “高提笔，令腕随己意左右。”(《论书》)姜夔说： “不可以指运笔，当以腕运笔。”(《续书谱·用笔》)然对运腕的作用及方法作如此仔细的分析，为前人书论中所罕见，无疑也是他本人的学书心得，故詹景凤称丰书“大有腕力”。
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则如屋漏痕：言不露圭角也。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则如壁坼：言布置有自然之巧也。指实臂悬，笔有全力，𢬍衄顿挫，书必入木，则如印印泥：言方圆深厚而不轻浮也。点必隐锋，波必三折，肘下风生，起止无迹，则如锥画沙：言劲利峻拔而不凝滞也。水墨得所，血润骨坚，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于曲直，则如折钗股：言严重浑厚而不必蛇蚓之态也。
在这里，丰坊可以说是博采了诸家的运笔之法，屋漏痕者为颜真卿形容运笔含而不露； 壁坼者为怀素比喻运笔自然，无雕凿之迹；锥画沙、印印泥者传为褚遂良用以比喻下笔稳健，中锋运笔；折钗股者则为张旭比喻运笔圆转而有力，丰坊综合了各家之论，加以自己的理解，遂视之为笔势的秘诀。
在运笔问题上丰坊还继承了元人袁裒关于内𢬍、 外拓的说法，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说： “袁裒云： ‘右军用笔，内𢬍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而多姿。”而丰坊更将内𢬍、外拓之说与正锋与侧锋的理论结合起来。他说：“二王稍变钟法：右军用笔内𢬍，正锋居多，故法度森严而入神；子敬用笔外拓，侧锋居半，故精神散朗而入妙。”所谓内𢬍，指笔毫能摄墨内聚，不令溢出笔画之外，如此写成的字骨气充足，刚劲有力。所谓外拓，指笔意开张，虞世南 《笔髓论·释草》云： “草即纵心奔放，覆腕转蹙，悬管聚锋，柔毫外拓，左为外，右为内，起伏连卷，收揽吐纳，内转藏锋也。”《释行》又说：“覆腕抢毫，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用外拓法写成的字则淋漓奔放，兴象万端，如此区别羲、献父子的不同，为后代书论家广泛接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缀法第二十一》中说：“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隶之法也。”又近人沈尹默作《二王法书管窥》也发挥丰坊此说，并推而广之，以南北朝与唐人书为例云： “如 《龙门造像》中之 《始平公》、《杨大眼》等，《张猛龙碑》、《大代华岳庙碑》、《隋启发寺碑》、欧阳询、柳公权所书碑，皆可以说它是属于内𢬍范围的； 《郑文公碑》、《爨龙颜碑》、《嵩高灵庙碑》、《刁遵志》、《崔敬邕志》等，李世民、颜真卿、徐浩、李邕诸人所书碑则是属于外拓一方面。”此种理论都可以视为是在袁裒与丰氏所论基础上的发展。
对于书法风格的审美理想，丰坊提出了“沉著痛快”四字，其言曰： “古人论诗之妙，必曰沉著痛快。惟书亦然。沉著而不痛快，则肥浊而风韵不足；痛快而不沉著，则潦草而法度荡然。”以“沈著痛快”四字论书法风格非肇自丰氏，如 《法书苑》中说： “吴皇象善行草书，世称沉著痛快。”宋高宗赵构的《翰墨志》中评米芾的书法亦云：“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黄庭坚也曾说：“今方悟沉著痛快之语，但难为知音耳。”(《论书》)然都未对沉著痛快作具体的界定与分析。丰坊则从法度和风韵两方面来阐释了沉著痛快的意思，即主张作书犹如为人，既要能刚毅稳重，又不失旷达闲雅，故于“沉著痛快”四字中赋予了厚重与萧散两方面相辅相成的涵意，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书法审美范畴。故后来清人朱履贞的《书学捷要》中云： “沉著痛快，书之本也。”即看到了此四字中的丰富内涵。
丰坊论书较重于学古，他所揭示的书诀，实际上不过是对前人书论与作书的总结，故以为这是自钟、王以来代代相传，不可移易的法则，故他很注重学有师承，不可一无依傍，他对当时“古法无余，浊俗满纸”的风气深表不满，意欲通过他揭示的书诀来示人以学古门径，他说：“扬子云： ‘斫木为棋，摶草为鞠，亦皆有法。’况书居六艺之五，圣人以之参赞化育，贯彻古今。”显然体现了他重法的倾向，而法必须向古人之书中去探求，又是与学古的要求相一致的。
丰氏学古的倾向还表现在他对篆籀的重视之中，他说：“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伯喈以下皆然。米元章称谢安石 《中郎帖》、颜鲁公《争坐》书有篆籀气象，乃其证也。”可见他以为篆籀是书家之本，后世之书的笔法、结构皆由此化出，因而他强调学书必须精通六书，深考古文，这不仅体现了丰氏本人精于篆籀，学有根底的书法功力，而且也与明代中期文人的复古倾向不无关联。时人欲以复古而矫台阁体之平庸呆板，于诗文批评与书法理论中都可以见到。
总之，丰坊的书论旨在通过总结前人的经验而探求执笔、运笔之方，以为这是千古不易的作书秘诀，他注重篆籀，提倡学古，体现了当时趋古的时代风尚，由于其书法功力的深厚，故所论也不乏精辟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