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类型文化

陶寺文化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十五华里的崇山(今俗称塔儿山)西麓陶寺村南，面积约三百多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址和墓地两部分，内涵极其丰富。“在中原龙山文化遗址中，陶寺遗址是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非一般氏族聚落可比拟。而其庞大的墓葬群，尤属前所未有的发现。”(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1集)陶寺文化的历史年代，约在公元前二十五六世纪至公元前二十世纪，也就是距今四千四五百年至三千九百年间，经历了五六百年的发展。可分早、中、晚三期，每期估计为一百五十年至二百年上下。这个文化年代，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向前推进的初期阶段。古史记载的“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都属于晋南地区，而从历史年代和地理位置看，陶寺遗址有可能就是帝尧陶唐氏的文化遗址之一，或者说帝尧陶唐氏的统治基地。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陶寺遗址所在的临汾盆地汾河、浍河流域之间崇山周围平原上，还曾发现多处与陶寺文化性质相似的遗址，如曲沃方城、东许遗址等，面积都在一百万平方米以上。不仅如此，据目前所知，“在北起临汾，南至侯马，东起翼城、绛县，西至河津的范围内，沿汾河和浍河两岸，已发现陶寺类型遗址七千处。尤以崇山周围一带遗址为密集，大型遗址也比较多”(同上书)。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阶段，以崇山周围汾、浍三角洲地带为中心的山西晋南地区，曾经有过长达五六百年的文化繁荣期，它直接孕育和诞生了中国古代文明，由此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总根系的“直根”。所以，陶寺文化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总起来可以这样说：陶寺文化的遗物和遗迹，特别是前所未有的庞大墓葬群，对于复原我国古代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历史，再现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历程，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文物依据和典型例证。以下分四个方面谈谈陶寺文化的主要内涵和它所反映的社会面貌。
(1) 原始农业高度发展
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原始农业生产在当时获得了高度发展，陶寺先民过着长期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阶段，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到了陶寺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又获得新的更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其一，农业生产工具更加完备成套。既有石制的刀、铲、斧、锛、研磨盘和磨锤，又有骨制的刀、铲和蚌刀，还有木制的耒、耜之类。其中，用作砍伐树木的石斧和耕垦土地的石铲都已配套成组，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其二，已经掌握了凿井技术，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凿井经验。遗址中发现了四、五眼水井，最大井深十三米以上，近底部都有用条木叠垒起来的护壁木构，以防止井壁坍塌，类似于后来的井圈。水井是我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它不但可供人们饮用水、烧陶用水，而且是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同时也是古代所谓“处商必市井”(《管子·小匡》)的历史先河。因此，陶寺文化中成熟的凿井技术，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其三，发明了储存谷物的粮仓。陶寺墓地中发现木制的“仓形器”模型，为一圆柱体，上有蘑菇形盖顶，周围凹进三个拱形顶小洞，整个形状近似秦汉墓中出土的攒顶陶仓，显然是陶寺人的粮仓模型。这说明，随着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粮食已经有了大量剩余。其四，建造起了长期定居的房屋。陶寺居住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小型房基，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窑洞式三种类型，室内地面和墙裙多用石灰涂抹，以增强防潮力和室内亮度。还发现一座类似现代的石灰窑。这不但是当时农业定居生活的写照，也说明已经有了较高水平的建筑业技术。总之，陶寺先民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原始农业和高度繁荣的农耕文化，这是他们能够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2) 原始畜牧业勃勃兴起
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畜(禽)饲养业也普遍发展了起来。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古人类已比较普遍地饲养了家畜和家禽。首先出现的一批家畜(禽)是猪、狗、鸡和牛。猪和狗在北方地区为最常见、最重要的家畜，尤其是家猪，在经济上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养猪业愈到后期愈加发展。这一点，在陶寺文化中表现得很是典型。如墓葬中出土的家畜骨骼化石，猪骨数量最大，有的拿整猪作为随葬品，也有的是猪下颌，多者可达数十付，此外还有牛、羊、狗等家畜。说明畜牧业在当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养猪业尤其普遍和重要。
(3) 原始手工业进一步繁荣
在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原始手工业也进一步繁荣起来，已经构成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在当时，不仅有了相当进步的制陶、制骨、制石和原始纺织等手工工艺，还出现了木工、彩绘髹漆和玉、石镶嵌等新型手工工艺，表明手工业生产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显示出了社会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专业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已不仅是为满足本氏族成员的生活需要，而是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性质，甚至已不再限于家庭副业的规模，它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才有可能投入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更引人注目的是，有些迹象表明，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中，尤其是木工作业中，显然已经使用了金属工具。因为，倘若没有格外锋利的金属凿子，很难想象能做出那样棱角分明的卯眼。那末，陶寺文化时期有没有出现铜器和冶铜技术呢？ 这是人们长期关注的问题。现在事实证明，陶寺遗址已经出现铜器，陶寺先民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如1983年在一座规模不大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件铃形小型铜器，长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属于红铜制造器，含铜量为97.8%。这件铜器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早期铜器的冶铸，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它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历史前奏。
(4) 阶级和国家已经形成
从陶寺墓地的遗物和遗迹可以看出，陶寺先民已经分裂为穷人和富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绝对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说明在陶寺文化时期，阶级已经产生，国家已经形成。
陶寺遗址已发掘出一千余座墓葬，按其规格、品位可分作大、中、小三种类型；从数量看，大型墓最少，小型墓最多，中型墓居中。三种类型的墓葬，反映出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每一类型的墓葬又存在着若干等级。这种等级悬殊的状况，显然是由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及其对财产的占有关系所决定的。其中，大型墓葬穴宽阔，葬具皆用木棺，棺底铺垫硃砂，随葬品极为丰富精致。墓主均系男性，生前显然是特权阶层的部落首领或奴隶主贵族。中型墓的规格品位次于大型墓。墓主有男性，其生前也应是贵族特权人物；也有女性，对称分布于大型墓的左、右两侧，并有精美的装饰品随葬，说明她们生前是大墓墓主的妻妾。小型墓墓坑窄狭，仅能容尸，埋葬极浅，以至有的骨架被后来的地表层破坏殆尽，多无木质葬具，有的是用帘泊卷尸，几乎没有随葬品。由此可见，陶寺墓地正如同一座由若干等级台阶构成的金字塔，塔的最底层是占人口绝大多数但却一贫如洗的穷人，有的或许就是奴隶；处于塔尖位置的少数特权人物，其死后宽阔的墓穴，讲究的葬具和丰富精致的随葬品，显示了他们生前的富有和威势。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大型墓和某些中型墓中还有礼器、乐器、兵器和蟠龙图案这样的随葬品，这更是国家政权已经形成的实物象征。在我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宗教祭祀与军事活动，是古代国家二位一体的头等大事。所以，用作祭祀的礼器、乐器和用作戎事的兵器，都是王权的象征；龙，不仅是华夏民族崇拜的神物，而且更是“王权”和“天威”的一种标记。墓葬中发现的礼器有玉瑗、玉琮和玉钺。据说，古人拿圆形的瑷来祭祀天，拿方形的琮来祭祀地，象征着宇宙空间“天圆地方”的观念，作为随葬品，显示了墓主生前的权贵身份和主宰地位。钺，本来属于兵器，但随着国家的出现，钺也演变为统治者举行仪仗活动的礼器了。所以，陶寺墓中的玉钺，刃部很钝，不见使用痕迹，显然不是兵器而是礼器了。墓葬中发现的乐器有特磬、鼍鼓。特磬是宴乐、祭祀之器，击磬歌舞，不仅是统治者的享乐，更是权力的象征；鼍鼓属于王室乐器，是通神之器，同样象征着统治者的威势和权力。重要的是，特磬和鼍鼓这两种王室重器，随葬于同一大型墓中，更足以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国家政权，出现了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统治阶层。墓葬中发现的兵器有大量成束成组的石䃚和蚌镞。在旧石器时代，䃚和弓箭曾经是带有革命性的狩猎工具，到陶寺文化时期，便发展成为锐利的兵器了。说明墓主生前可能是有特殊地位的武士。武士阶层的出现，也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此外，在一座大型墓中还发现了彩绘蟠龙纹陶盘。在古代文献中，龙与夏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据说，到大禹时代，终于形成了一个以龙为图腾的夏民族，大禹作为夏民族的首领，被看作是龙的化身和夏民族的保护神，受到人们崇拜。所以，中国自古是以龙为象征的国家。陶寺大墓中以蟠龙图案作随葬品，其墓主生前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陶寺遗址中等级悬殊的墓葬群，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鲜明的阶级图画，它对于复原我国古代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历史，再现我国古代文明 起源的历程，是以往某些零星材料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