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的酝酿

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民国元年一直抱着与袁世凯合作建国的思想，缺乏备战应变的准备。自宋案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访问日本后回到了上海，当天晚上，他立即与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商讨解决宋案的策略。然而，革命党人在反袁策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黄兴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主张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戴季陶一贯主张二次革命，竭力反对黄的意见。黄兴仍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1]。他主张“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2],即“欲以暗杀袁世凯，省事免牺牲”^[3]。孙中山一向认为暗杀不足取，对法律解决也不以为然。他指出：“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4]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强烈主张：“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他并强调说：“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5]在血的教训面前，孙中山决心重新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然而，孙中山要领导革命党人转入革命战争的轨道，诚非易事。在宋案之前，李烈钧等人虽有备战应变的思想，并且时断时续地有建立都督联盟的活动，但当时国民党内妥协空气浓郁，总希望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国会选举后，宁调元曾致电胡汉民，呼吁说：“总统厉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为赏罚，好恶即为贤不肖，致先烈头血未寒，而共和已归破坏。我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协筹对付。”^[6]但胡汉民却不能不通电申斥：“此种妄人妄语，粤人决不承认。”^[7]然而，反对派报纸却一再乘机夸大其词，纷纷宣传国民党都督准备反抗中央的消息，并有赣、闽、粤、皖、湘组成五都督团的流言。四川共和党报纸甚至登载消息说，国民党“密议拥戴孙、黄发难，以苏、浙、皖、赣土地抵借日款，购备枪械，割据东南”^[8]。尽管如此，革命党人仍然相忍为国。宋案发生以后，面对着时局的激烈震荡，多数人一时难以适应策略的大转变。
当时，孙、黄争论不决，遂分电粤、湘两省征求意见。胡汉民和谭延闿因战备不足，都复电不赞成马上起兵。胡汉民反袁比较坚决，曾和护军使陈炯明联名通电，强硬表示：“粤省兵力雄厚，械亦精利，军心固结，谁为祸首，破坏共和，当共弃之。”^[9]但军权在陈的手里，而陈对起兵讨袁表示冷淡。谭延闿则态度相当暧昧，只是因湖南革命党人力量颇强，他不能不附和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赣督李烈钧刚刚取得民政长事件的胜利，宋案后强烈主战，通电表示：“如果有神奸巨蠹，必欲推倒共和，即为国人之公敌，赣虽地瘠兵单，愿以昔日推倒专制之精神，再随各省之后而调护之。”^[10]他并积极与各省联络，建立了赣、皖、粤、湘、闽等省的联盟。他甚至遣使至鄂游说，企图争取黎元洪，但“黎公不为所动”^[11]。
1913年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皖督柏文蔚、赣督李烈钧及湘、粤等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等参加了会议。虽然李、柏两督主战，柏文蔚且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12],但当时孙、黄之间仍争论不决，而革命党的统兵将领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若练军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13]。军事会议的结果，据周震鳞回忆说：“当时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中山先生格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第一次讨袁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14]
“宋案”证据公布后，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义愤，达到了高潮，违法大借款案的签字，更是火上浇油。4月27日，《民权报》刊布徐谦《布告国民》一文，历数袁世凯政府十四大罪，并向国民呼吁：“嗟乎，国民！惟能死者乃能生存，惟能战者乃能得平和，惟能除暴者乃能保全其国家。民国根本，共和基础，已为万恶无道之民贼破坏以尽，吾民国再不能姑息养奸，借口于维持现状，顾全大局矣！”这几乎是一篇讨袁檄文了。孙中山主张乘民气高涨之机，“速兴问罪之师”^[15]。皖、赣两督在沪上军事会议后，积极备战。临淮关一旅和安庆省城的军队，正以剿匪为名，向皖北前线开进。李烈钧在九江上游瑞昌县属临江的码头镇屯扎重兵，部署炮兵阵地，以控制长江。码头与湖北武穴隔江对峙，江面狭窄，形势险要。一批激烈派分子张尧卿、韩恢、何海鸣、王宪章、尹仲材等于4月27日组织了铁血监视团，并举何为团长，表示袁世凯如拥兵自卫，“同人等一致进行，誓以铁血相见”^[16]。浙籍革命党人吕东升、王逸(金发)、丁匡公等致电浙督朱瑞，要求浙江与中央断绝关系，宣告独立；张尧卿、刘天猛等湘籍党人也要求谭延闿“迅率湖湘子弟，首先独立，讨贼问罪，为各省倡”^[17]。他们还成立中国军界联合会，企图招募闲散军人和游民，准备起兵。
然而，当袁世凯调兵遣将，积极备战的时候，革命党人起兵讨袁的计划，却再次受到挫折。稳健派由于怯战，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当“宋案”证据公布之后，稳健派的主要喉舌《民立报》却于4月27日、28日、29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综论大暗杀案》,他不顾笼罩着中国大地的战争乌云，仍在从容论道：“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即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御甲兵，独夫何畏焉！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矣！……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即便是对于袁世凯为了战争而签订的大借款，他们也认为可以和平地打消：“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18]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据陈其美说，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19]当时，胡汉民曾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昌言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召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巨炮对待。”^[20]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竟无可奈何，遂罢出师之议。柏文蔚虽曾有皖、赣先行发难的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由于革命党人迟疑动摇，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的联盟。1913年5月初在上海召开的革命党人的第二次军事会议，竟一筹莫展，武力讨袁的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