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

《九歌》

楚辞篇名。战国屈原作，汉王逸《楚辞章句》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清王夫之《楚辞通释》：“按逸言沅湘之交，恐亦非是。《九歌》亦应怀王时作，原时不用，退居汉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逮后顷襄信谗，徙原于沅湘，则原忧益迫，且将自沉，亦无闲心及此矣。”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九歌》本十一章，其言九者，盖以神之类有九而名。两司命，类也；湘君与夫人，亦类也。神之同类者，所祭之时与地亦同，故其歌合言之”，并定为“暮年”所作。近人胡适认为《九歌》非屈原所作，其《读楚辞》说：“《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郭沫若《屈原研究》说：“应该还是屈原的作品，当作于他早年得志的时分，而不是在被放逐之后，要这样看，对于屈原的整个发展才能理解。一个伟大的诗人不能说在晚年失意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批长篇大作的悲哀诗，而在早年得志的时候却不曾有些愉快的小品。”今人马茂元《楚辞选》说：“是屈原晚年放逐在沅、湘流域的作品”，其主要特证有二：第一，“战国后期，巫风在汉北地区还是这样的浓厚，似乎不大可能，也没有任何有关记载”;其二，“《九歌》里并没有表现任何少年得意的心情，而只是隐隐约约地笼罩着一层从生活深处发散出来的忧愁幽思，感伤迟暮的气息。”至于篇名，马氏认为“系袭用远古乐章的旧名，它之所以标名为‘九’，只是说，由多数歌辞而组合成为一套完整的乐章。歌辞实数，并不受到九的限制。九是极数，《素问》说：‘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因而九只是表示多数的概念，并非实指。”(《楚辞选·九歌》序)《九歌》原来是楚国南部流传已久的一套民间祭神的乐歌，后经屈原加工、改写、创造，成为一组独特体制的抒情诗。今多数研究者认为作于放逐之前。“九”表示多数并非实指。《九歌》共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自《东皇太一》至《山鬼》九篇都是每篇专祭一神，并以神名为篇名。《国殇》为合祭楚国阵亡将士的乐歌。《礼魂》则为祭典结束之前的送神曲。《九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创造了优美动人的诸神形象。这些神既是超人间的神，又是现实中神化了的人，具有人的体态、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