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与私学

书院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种特殊教育机构。书院名称始见于唐代，盛于宋代，初为私立，后来由官府控制了一部分书院。书院一般选择在山林名胜之区作为院址，庋藏大量图书，吸引不少著名学者来此讲学，生徒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或议论时政。与官学相比，书院在教学方法上较为灵活，重视自修与自由研讨，学术气氛相对自由。但元明清以来封建政府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书院也屡遭禁毁，并逐渐转化为科举的预备，丧失了最初办学的宗旨。
东北地区地处边陲，封建经济和文化教育较为落后，书院设置较晚，也不普及，没有发展成为自由讲学的学术中心。但东北书院也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在官学教育并不发达的东北，起到了振兴文教、扩大教育面、补充官学不足的重要作用。东北书院出现于明代，但辽代时东北就已经有了类似书院的读书讲学场所。辽太祖长子耶律倍就曾经在辽西的医巫闾山筑室，藏书数万卷，名曰望海堂，在其中潜心读书。耶律倍死后仍有不少契丹耶律氏贵族子弟利用这里的藏书条件，常年从师读书。元代书院之设几遍天下，可以推断当时的辽东地区已有书院的设置，但尚不见于文献的记载。明朝成化、弘治以来，随着全国书院教育开始兴旺发达，东北地区也出现了书院教育这种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明代东北书院主要分布在今天辽宁境内的辽阳、锦州、北镇、沈阳等几处封建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开发较早的地区。它们是以下七所书院：锦州辽右书院，弘治六年(1493)巡按御史樊祉创建。辽阳正学书院，弘治七年(1494)巡按御史樊祉创建，初名辽左书院。嘉靖四十四年(1565)巡按御史李辅加以扩建，并改名为正学书院。这是当时在东北规模较大设置颇为完备的一所书院。广宁(北镇)崇文书院，弘治时都御史张岫、副使李贡创建。辽阳辽左习武书院，嘉靖七年(1528)巡按御史王重贤创建，它是东北唯一的一处专门的武学教育机构，弥补了明代东北官学中没有武学的空白。广宁河西书院，嘉靖八年(1529)巡抚潘珍等创建，原名仰高书院，重修后改为河西书院。沈阳薄阳书院，嘉靖十三年(1534)创建。铁岭挹清书院，嘉靖二十年(1541)创建。
与内地书院不同的是，明代东北书院均为由地方官员创办政府主持的官办性质的教学机构，是地方官学的重要补充形式。与官学相比，书院在办学上较为灵活，招生名额没有严格的限制，随书院客观条件而定。书院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生员入学读书，也可以聘请全国各地学识渊博的名儒来书院执教，因此办学程度比较高，成绩也颇显著。另外明代东北地区书院在很多方面受到科举的影响。明代东北都司儒学、卫儒学数量有限，并且优先录取武臣和文官子弟，无法满足广大士子的求学要求。于是官学化的书院教育便成为科举的预备，同官学一样起到了为科举取士培养人才的作用。东北有很大一部分生员是通过书院教育取得科举功名的，如辽左习武书院，选取本科乡试武举入院深造，学习骑射技能和军事韬略，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举行的会试中中式二十人。可见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清代东北书院与明代性质相似，一为官办，二为科举预备。但清代东北书院仿照内地各省，可以不受“国语骑射”教育内容的限制，在儒学较少的东北，对改变东北文化教育长期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到鸦片战争以前，东北共有九所书院，它们是：铁岭银冈书院，原为流放到沈阳的四川巡按郝浴讲学授徒之处，康熙十四年(1675)郝浴起复后留作银冈书院，后郝浴之子奉天府尹郝林加以修复。沈阳萃升书院，康熙五十八年(1719)奉天府尹任奕𨧮创建。 乾隆七年(1742)府尹霍备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建，改名为沈阳书院，以后逐渐发展，规模较为完备。海城海州书院，乾隆三年(1738)知县戴惟枟建。宁远(兴城市)柳城书院，乾隆年间建。宁海(金州)南金书院，乾隆三十八年(1773)知县雅尔盖捐建。辽阳襄平书院、复州横山书院，均设立于清朝中期。吉林白山书院，吉林将军富俊于嘉庆十七年(1814)创建。清代东北书院发展与儒学一样，明显地受到了清朝统治者对东北采取的抑制文化教育发展政策的制约。吉林仅有的一所书院开办得刚有起色，就受到了来自清廷最高统治者的责难，以后它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黑龙江则根本就没有书院的设置。这就是明清东北书院发展的梗概。
我国私学教育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私学教育，从而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奴隶主阶级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出现了儒、墨、道、法等“百家之学”。各家皆以其所长立学施教，而以孔子私学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极力主张扩大教育面，提倡“有教无类”,实行平民教育。在长期的私学教育实践过程中，他总结出因材施教、学思结合、学以致用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教育理论和教学经验，对指导我国私学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私学是民间自办的学校，与官学的区别在于它是由私人办学和私人教学，不属于政府学校体系。私学规模大小不等，办学方式方法可以灵活多样，教育对象上至贵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没有统一的要求和严格限制。因此它是我国古代最有生命力的办学形式。在官学教育不发达的情况下，众多的私学成为官学的补充。
东北文化教育基础薄弱，封建官学教育起步较晚，私学在普及文化知识、培养科举人才、改变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北私学有以下几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家学，就是长辈通过家庭教育将自己的学业传授给子弟。一种是未出仕的文人自任教师，开办私塾或家塾，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是贵族官僚地主在自家设馆，或宗族、村社联合设馆，聘请教师教授子弟。私学又分高低两级，低级的为蒙养学校，即小学阶段的教育。儿童八九岁入学，开始以识字、写字为主，诵读《急就篇》《千字文》,进而学习《小学》《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高级的私学专教成人，以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作为科举补习，称为经馆。
家学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私学形式，历史上东北很多有成就有作为的人因为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脱颖而出。如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教育家耶律楚材，出生在一个契丹贵族家庭。其父耶律履博学多识，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由于他教子有方，他的几个儿子耶律辨材、耶律善材、耶律楚材都成为闻名于世的人物。至于教师自己开馆授徒和贵族官僚与宗族、村社雇教师开办的私学更是不胜枚举。如金初女真大字的创制者完颜希尹，就曾在其家乡东北的冷山设置私塾，礼遇在战争中俘获的汉族儒士，让他们教授自己的子孙诵读。宋使洪皓出使金朝被拘冷山期间，就曾在希尹家里教其八子。明代的叶九皋自办私学，弟子有数百人，教学内容广泛涉猎百家诸子之学和诗歌声律，在教学方法上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深入探索，门下士子彬彬多有才学，这所私学远比死读《四书》、专攻八股制艺的官学更有意义和成绩。东北僻在边陲，素称荒蛮之地，文化教育基础较差，当地堪任教育的人才缺乏，经典图书更是少见，私学远不及内地普遍，这些客观因素制约着东北私学教育的发展，决定了东北私学教育的发展的自身的特点，就是从事私学教育的主体多为寓居东北的知识分子和遭谴戍的失意政客和流犯。尤其是明清以来，大量流人被放逐到东北，成为中原汉族文化的积极的传播者和主要的私学教育工作者。早在殷商末年，就有箕子率殷商遗民东来，将先进的奴隶制文化带到东北，并对当地居民进行商朝的诗书礼乐教育。这主要是一种社会教化，还称不上为真正意义的私学。至汉代末年，国渊、管宁、邴原等专长儒家经典的中原名士避乱流寓到辽东，在此讲学授徒，宣传儒家礼乐文化，可以说是东北早期的私学教育。明清以来，流人的到来为东北私学教育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活力。尤其是清朝初年，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文化专制政策，被卷进顺治丁酉科场案、通海案、各种文字狱和党争、谏争中而获罪谴戍的政客、文人和抗清人士被陆续发往东北的络绎于途。大凡流人文士，贫寒无聊，多以教书自给。其中因触怒吴三桂谴发到铁岭的四川巡按郝浴，就在其住处授徒讲学。这种情况在吉林、黑龙江更为突出。流人是清代最早活动于黑龙江地区的文化人士，他们中有不少才华横溢的人才。如因顺治丁酉科场案而谴放到宁古塔的吴兆骞，来到宁古塔两年后，就在许康侯家就馆讲授《汉书》,他还被黑龙江将军巴海聘为书记，并教其二子读书。在他流放在宁古塔的二十三年漫漫生涯中，“惟馆谷为业”,充当职业性私学教师。此外在宁古塔、齐齐哈尔还有很多流人在私学里任教，齐齐哈尔的蒙师们到每年九九重阳节，齐集关帝庙文昌阁，称为惜字会(俗称先生会),由此可见齐齐哈尔的私学发展之一斑。流人在东北私学中任教的著名者尚有《古今图书集成》编者陈梦雷、绍兴人章汝南、河南李慎吉、安南(今越南)范如松等人。流人给黑龙江当地人民带来各种图书文献，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气氛，连清朝地方高级官吏也喜接文士，对他们予以照顾，形成一种尊重文人的风气。流人对吉林、黑龙江这一文教禁区的文化启蒙、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抗衡清政府的“国语骑射”文教政策的作用，在东北文化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